如何让运营商、投资人认可高通，如何出售看不见的概念，这些似乎比单纯拥有技术更令人值得学习。
它曾是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小公司
它还是野心勃勃的产业颠覆者
随着国家信产部权威人士宣布，中国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高通，这家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简称3G）的领先者，身上集聚的镁光灯也越来越多。
到今年3月，汪静就任高通中国区董事长满三周年，这位谙熟中西文化的安徽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却置身美国，似乎要不急不躁地决胜于千里之外，等待着一杆进洞。
被高通的创始人艾文·雅各布称为“聪明孩子”的汪静，是高通在全球惟一的地区董事长。目前高通在中国无论是与政府还是电信运营商、手机厂商等的合作中都获益颇丰。
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外界指责最激烈地认为中国电信这么快上马3G是屈从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高通在内的跨国公司就可以借此转嫁研发成本，从中大赚一把。
这样的言论如果搁在其他的跨国公司身上，恐怕早已是一件被高度重视的公关事件。但是，高通不同。从诞生的那天起，高通就是一个颠覆者。
批评声中高通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强盛。今天，就算是高通最坚定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家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7人小作坊，在一个军港休闲之地，仅用20年时间就成为财富500强的企业，它的发展速度惊人；自己既不制造系统设备，也不开发应用，只制定标准，通过技术转让盈利，它的运营模式很独特。
这家位于美国圣迭戈的小公司，从原来的默默无闻，到成为全球无线产业的领袖，秘诀有三：卓越的技术、精明的经营之道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
继任者必过的门槛
去年7月，高通迎来了新一任全球总裁，71岁的艾文·雅各布功成身退，辞去总裁职务，但还保留董事长一职，接替的是他的儿子保罗·雅各布。
不要以为保罗是因为艾文才坐上总裁位置的。虽然艾文对高通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他仅拥有高通公司3%的股权。因此只有被13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认可，保罗才能当上这个CEO。
技术过硬是继任者必过的门槛。在老雅各布的四个儿子中，只有三儿子保罗符合这个条件。“即使不姓雅各布，凭借个人能力，保罗也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艾文·雅各布说。
这父子俩因为言行举止非常相像，而被员工称为“老少双胞胎”。如果要问他们俩有什么不同，除了年龄之外，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口音不同。
保罗和他父亲一样，花了九年的时间在大学与研究生院读书，都拥有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当保罗还在高中读书时，就和父亲一起编写计算机的加密软件。艾文具有至少12项专利的署名权，保罗则有31项。
在高科技公司中，高通对技术的重视程度无人能比，几乎没有哪个工程部门拥有可以改变公司政策的权威，但高通正是如此。
高通这种对技术尊崇的血液可以从十几年前就寻迹到。艾文和安德鲁·维特比——高通的另一位关键的创始人，曾经在1968年创办过一家叫Linkabit的公司，专门做技术咨询。艾文为此还辞去了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书的工作。
后来公司被收购，由于领导层只注重短期利益，不愿意在有商业价值的发明上做长期投资，政见不同的艾文和维特比双双离开了公司。
就在离开的同一年，也就是1985年，艾文和维特比以及另外五位原来Linkabit的精英人士创建了高通。
虽然在创建之初，新公司并没有明确的产品或目的，但它拥有天生的优势：高通有一支强大的技术后盾；高层团队已经有过多年的合作，彼此熟知；更重要的是，公司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失败过一次的艾文发誓，他要把这些出色的革新者放到与Linkabit相同的领域中去，他要在同一个地方塑造辉煌。
在歇斯底里的批评中成长
由于艾文和维特比等创始人的背景和资源，高通是作为卫星技术供应商的身份出现的。在高通创办的前三年里，他们的研究也更多地被用于军事通信。
当1988年夏天，公司真正取名为“高通”时，它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商业用途。将卫星试验项目的扩频技术用于地面移动网络，这个想法在艾文的脑子里逐渐清晰。
1989年，当高通四处拜访客户，希望让自己的CDMA（码分多址）技术得到运营商的认可时，TDMA（时分多址）已经先于它成为移动通信的标准。
如果你想成为标准，最好你是第一个。因为从无到有去创建新事物是受人欢迎的，而要打破原有的规则重头再来，其中的困难恐怕是想象不出来的。
虽然运营商们对TDMA不太满意，但高通这家初出茅庐的小公司更不被人看在眼里。一些公司甚至认为，高通既冒失又多事，它颠覆者的姿态很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移动市场上的领先。
更让人担心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里的权威们也并不对包括CDMA在内的扩频技术感冒，许多人认为它没什么实际用途。
根本的原因在于无线通信虽然是一门科学，但它却不能用精确的数学来量化性能，而需要通过反复的测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线通信更像一门艺术，这也让人们对高通的评价泾渭分明。
引用美国无线通信资深工程师写的《高通方程式》中的一句话：“根据人们的参考系不同，高通在无线市场上，或者是进步的积极动因，或者是消极因素，或者二者兼备。对每一位高通的拥护者来说，都会有一个对等的狂热的批评者。”
一些人认为CDMA无线技术完全是一个骗局，目的是从投资者中骗取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还有人宣称高通描述的方法违背了物理的原理。
面对这些有些歇斯底里的批评，CDMA在四年后的1993年才成为美国电信工业协会的通信标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了。
如何出售看不见的概念
在高通公司，有很多的技术天才，他们对技术的痴迷却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技术营销的重视。
现在，高通以其包括1000多项部署CDMA的专利组合，每年产生出近10亿美元的专利收入，成为全球知识产权管理的冠军。
在高通身上，如果说坚持自主创新，不相信权威，敢于建立新的标准和规则是让人可敬的话，那么如何让运营商、投资人认可高通，如何出售看不见的概念，这些似乎比单纯拥有技术更令人值得学习。
高通请了公关公司，通过各种方法使传播CDMA的优势变得通俗易懂。例如，他们将各种通信方式比喻成一种鸡尾酒会，通过在噪声环境中的通信方式对比，人们就会对CDMA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白皮书、赞助论坛以及大会演讲等，是高通不断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他们不仅将CDMA方面的技术数据以及新近试用结合公之于众，而且邀请其他公司到高通来进行摧毁CDMA网络的试验。
艾文的沟通能力为他赢得了听众。每当他带着便携式电脑进入会场，像是得到了某种暗示，听众安静下来。他说话的语调很柔和，身体语言很谦逊，更加不会大段朗读事先准备好的战略报告。
在这方面，汪静与艾文有着共通之处。法律出身的他虽然不懂技术，却擅长“卖思想”。汪静的办事效率很高，说起话来却不紧不慢，十几年的法律顾问工作使他能在最快的速度里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
在高通，全球9000多名员工中，60％多是技术人员。除此之外，最多的可能就是法律出身的人了。如果说研发人员是高通的技术能被卖出去的关键，那么法律团队则是持久的有人来买技术的保障。
汪静虽然2003年才担任高通中国区董事长，但早在2001年他就离开美国著名的Reed Smith律师行，作为全球副总裁加盟高通。
如果翻开高通的大事记，可以发现，2001年正是中国联通对数十亿美元的CDMA网络进行竞标的那一年。
高通不仅需要在美国赢得市场，发展中国家更是具有诱人的发展潜力。从1993年，高通与中国官员首次会面，艾文就成为中国的常客。在美国很少接受采访的他，却乐此不疲地不断与中国媒体沟通。
当然，在中国还需要一位强势的推进者。汪静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给高通做过法律顾问的他不仅知道高通的文化和中国市场，而且与中国政府有良好的沟通力和人脉资源。他曾帮助中国政府解决了从美国购买通信卫星的燃眉之急，也曾帮中国企业打赢了第一例美国对华反倾销诉讼。
它会有持久的增长力吗？
当高通刚推出CDMA技术时，很多专家断言它绝不可能大规模生产。当CDMA技术在全球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时，一些人开始怀疑它增长的持久力。
艾文在高通坚持营造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气氛。如果哪位工程师提出一个关于通信新应用的主意，仅数小时之后，当他的正常工作做完，就能立即着手去落实他的新主意。在高通，新的想法不断涌现，并且几乎都不会因为公司的关注点不同而被搁置。
保罗专注于创新改革，他把许多生活情趣融入到未来的手机芯片功能中，比如拍照、音乐播放、电影和视频游戏。保罗说，“我希望在员工心目中，我是易于接近的，而且头脑非常开放，易于接受创新的想法，愿意不断地创新，并且愿意以一种伙伴的方式，通过实际的工作把新的想法和创意变成现实。”
这也体现了高通公司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打开门说话”，高通内部有一个员工通讯录，可以看到董事长的手机和家里电话，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和董事长进行交流。
为了鼓励创新，保罗也同样鼓励冒险。“如果不冒险，行业的创新家和领导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特别是牵涉到消费者时。”要鼓励员工不断创新，就必须容忍他们的失败，给他们机会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这是很重要的企业文化。
侯明娟作为高通中国的公关经理，每周都需要翻译高通在技术领域方面获得突破性成绩的新闻稿，“平均每个月都要翻10篇左右，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十篇。”
不过，高通绝不是束之高楼的技术的偏爱者，当它认准了一项技术的商业用途，就会倾尽全力。就像高通没有发明CDMA技术，却开辟了它一样。
艾文看到太多的机会被错过，他相信，一笔交易虽然当时看上去昂贵，如果产品到了商用阶段，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对信念的坚持，可能是每一个成功者身上共通的因素。但作为高通来说，尤其是在发展的前十年中，很多次面临资金枯竭，甚至是来自员工和领导的借款被花光，而这个像无底洞一样的技术研发在短期内却看不到盈利的希望。
如果没有在Linkabit公司时的惨痛失败，不知道艾文和其他的创始人能否塑造高通这种坚毅的性格。
现在保罗领导的高通已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因为高通垄断了支持全球20亿手机用户中30%的CDMA技术，公司面临着手机制造商巨头和蜂窝技术公司的一系列侵权起诉；同时，高通也面临着欧洲公司一致要求政府减少无形资产使用税的压力，但是保罗却雄心勃勃。
而在中国、印度、东欧等发展地区的不可预测性，也成为评论家们对高通未来的担忧。
汪静的职位也就显得举足轻重。
汪静在此前的一些布局，让3G成为以高通、运营商等组成的生态圈的共赢，为高通在中国的成功获得了更多的砝码。
高通也早已经从只谈CDMA到将3G归为3G CDMA，高通正在实现触角的大幅扩张，高通的“势力范围”无疑将从CDMA2000延伸到包括CDMA2000、WCDMA乃至TD-SCDMA的整个3G领域。
高通的下一个砝码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