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企业与银行的非盈利目标或政府对其盈利行为的干预、国企与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银行体系风险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世界银行估计，今年一季度国内新增贷款的大部分流向了开发商。而“国六条”利剑所向，上海房价应声下跌，且同期上海不良住房贷款增加1.1亿元。楼市飘红的利得诱使银行下注，楼市受挫的损失似乎由银行埋单。人们不禁惊呼，房地产价格波动会不会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笔者认为，我国银行体系最大的风险并非房地产贷款。
首先，银行的本质就是经营风险。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评价房地产贷款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其一，贷款的行业集中程度。截至2005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不到全部贷款的10%，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比例，也远低于1997年前韩国、香港15%-45%的比例，因此目前房地产开发贷款的风险集中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其二，违约概率的高低。2005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在2.37%-5.41%之间，而不良房地产贷款比例不到1.5%，因此房地产贷款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并且这一比率远低于其4.86%的平均利差水平，因而贷款利息净收益是完全可以补偿房地产违约贷款的本息损失。
其次，如果有借必有还，并且借款人、贷款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贷款人不会放款、借款人也不会借款兴办盈利缺乏保障的项目，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不会太高，即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分配风险，银行体系的风险也不大可能累积与扩散。
不幸的是，我国现阶段的银行与企业多系国有，贷款不过是同一所有者的资金在不同口袋间转移，有借不一定有还，即预算约束是软的。既然没有还款压力，企业为什么要回避高风险、低盈利的项目？同时，国有企业还有非利润的经营目标，如配合政府的就业计划安置转业军人等，此时债务为什么不可以用于非盈利项目？即使剥离企业的非经营义务，由于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缺失，企业家赚取最大利润的动机缺乏足够激励，企业家偏离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的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那么银行贷款也有可能用于盈利水平缺乏保障的项目。同时，国有商业银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它们既有非利润目标，也缺乏健全的激励与约束制度，银行家有可能发放不能给银行带来利润的贷款。
有鉴于此，楼市波动对银行体系安全的潜在影响固然值得关注，但产权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企业与银行的非盈利目标或政府对其盈利行为的干预、国企与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银行体系风险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些制度性诱因还将大大降低我国国民储蓄的使用效率，从而危及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这一角度看，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等举措，并不见得能从根本上控制我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水平。不良资产的剥离如果没有预算约束硬化、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相配套，旧不良贷款的剥离将伴随着新不良贷款的滋生。同样，海外上市在预算约束软化、激励与约束机制缺失的背景下，恐怕难以有效控制银行体系风险；难以有效提高国民储蓄使用效率。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