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负责任的企业家来说，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
在电视上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山村的领导，严重侵害了一对农民夫妇的利益，农民夫妇就坚决斗争、上告，最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报复，结果很悲惨，双双失去了生命。这对夫妇有一对儿女，当女儿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带着十一二岁的弟弟坚决告状，跟村官斗争。
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方面佩服他们执著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在想，为了追求正义，他们要花一生的代价，甚至两代人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好在他们不是领导，只能拿自己的一生去做代价；如果他们是领导，花上更多人的生命做代价，是不是合适呢？
他们把正义战胜邪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理念理想化了。
我讲一个自己的例子：1992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产基地是放在深圳的，深圳海关非常混乱，对我们有很不公平的做法。当时呢，我们不知利害，就把这事上报给海关总署了。深圳海关相关人员受到了批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后来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我们从深圳运元器件的车，到了罗湖海关，要排很长时间队，要一两个小时。轮到我们的时候，海关方面就说车出来查一查，查完了之后再排队，这一天差不多就过去了。天天这么做，这样一来我们知道我们当时的做法有问题了。
我们的责任，不是把中国所有的海关都变得非常廉洁。我的责任是把我的厂子做好。
没办法，我们只能把公司搬走，换地方。这个损失有多大？后来我们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换一种处理方式。
在某个地区，有个行政管理部门的某行政官员向我们索贿，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满足他。因为我跟他的领导很熟，所以有机会，我就跟这个领导说，我们在这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有人跟我们提特殊要求。他说：“老柳，你说是谁？”
我说：“我不说。”但我把话留在这里了。那个人的要求包括了他要到香港去，要我帮他请假，这且不说，再后来，他要他的孩子来我们公司，而且指定是哪个岗位。这事就难了，我们单位有个规定，遇到有客户推荐来的人，我们都要三个副总面试，一致同意才能进。
人进来之后，不能有特殊要求。但是那个人的孩子进来之后一个月，就要求调到某个指定的岗位。这次我不再容忍了。研究之后，就跟他领导说了，后来这个人调离了那个岗位，这事就没留什么后患。
我的意思就是，凡事需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我遇到这样的事很多。中国处在改革时期，新旧体制交替的时候，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混乱。这时候，如果你不能正视这种情况，没有清醒的头脑，那就活不成。
我在公司高层就提倡：如果大环境不好，我们就求助小环境；如果小环境不好，那我们就看能否改变小环境；如果不行，我们就不作为，反正我们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做百年老店，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遇到一面墙，我们过不去，如果把墙打个洞，那我们的损失会非常大。
（本刊记者根据柳传志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企业的洗礼
文·宁高宁
中粮更换新标识，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中粮从战略定位到管理系统、企业文化、组织者追求目标的一种转变。它事实上是一个思想洗礼的过程，是一个描绘未来的过程，也是公司运营管理的手段。当然对客户和社会来讲，也展示了我们自身的承诺和使命感。
中粮的新标识传达出“自然之源，重塑你我”的理念。因为人类工业化过度，消耗过度，反馈到自然，自然的力量重新塑造我们，也推动了中粮自身战略的转变。中粮希望能够顺应这个环境，更多地利用自然力量，通过自然力量推动，重塑组织和业务。
不管是国企也好，外企也好，民企也好，都面临着企业改革的挑战。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不好，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企业管理是不是遵循了把人作为自然一部分的规则。把人作为自然一部分这么一个定位，也是我们管理企业的理念。
国企能不能做好，这也是国企内部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有人遇到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就说国企嘛，就这样了。其实从根本上说，目前我们国企在现在的管理体制之下，完全能做好，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信心就不要做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观念不断转变的过程。
如果国企里面有人说，“董事长，我今年不错，赚了5000万”，那么，第一，有没有成长？去年是6000万，今年5000万，就不好；第二，回报率是多少？如果别人用2亿赚了5000万，你用10亿赚了5000万就不好；第三，竞争对手是什么情况？作为企业来讲，这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可是在过去我们的长期经营过程中，对产业的形成，企业在产业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地位，对企业的成长性，特别是对股东的资金回报率并不是很清楚的。
最大的洗礼由最小的洗礼串起来。
洗礼并不是一个外科手术，把器官什么都换掉，它是一种思想的东西，通过精神灌输，使你的身体内部发生变化，你自己要做好，通过你大脑的反应带来改变。
说到公司新标识，大家看它心里忽然亮堂一点，心里一些过去的问题想通一点，我觉得这就有洗礼了。每个人都会受到洗礼，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让人受洗礼的条件。
这样的洗礼在方法上是和宗教有一定联系的。《基业长青》里面有一章讲宗教是企业文化，当然可以不用宗教这个词，可以说信仰是企业文化。企业有信仰，组织可以很紧密，否则不会存在战斗力。
当然，信仰可以分很多等级，但一个组织里面一定要有。在组织里，如果把几条理念罗列出来，大家都说不行，这个组织就排斥它；如果其他组织成员都接受而你不接受，大家就排斥你，你在里面就不舒服，组织就不重用你，组织就遗弃你。人的能力本身就是这样处在洗礼之中的。
过去我们看企业，看资产负债率，看有多少大楼，多少地，看开发厂商多不多。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一个经过洗礼的团队，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
（本刊记者根据宁高宁讲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血色的“票证时代”
文·钟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天真地以为，他们在教科书上看见的过去年代，是虽然清贫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年代，是淳朴到没有太多尔虞我诈的年代，是官僚机制僵化却没有荒淫腐败的年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高尚的年代。借助这则短文，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亲历的“票证时代”，是从物质到精神都赤贫、残忍的血色时代。
让我从衣食住行说起，其背景是相对富足的江南小县城，因此所陈述的不是那个年代最悲惨的片断。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几乎所有服装都是极其有限的几种颜色：黑、白、灰、靛蓝和军绿，最常见的服装式样是军装和中山装。几乎所有的衣服、裤子和袜子都有补丁。江南小镇的母亲们不得不把破布用浆糊一层层糊起来晒干，然后用长长的缝衣针加顶针，艰难地一针针纳鞋底，被线勒得满手粗糙甚至流血，只为自己的子女不打赤脚。
最能赤裸裸地表现人生存欲望本身的是食物。食品长期、极度的匮乏几乎使得人人都面有菜色。城里人的粮食定量根据性别、年龄以及工种而定。在江南，一个成年男子一个月的定额是四两菜油、半斤猪肉以及28斤米面。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票证，从肥皂到煤油，从糖果到米面，从豆制品到鸡蛋，从布料到家具。穷人家很少买肉，精明的主妇们最爱买猪头，因为一斤猪头只要半斤肉票，其次是可以炼油的肥膘。
那么住呢？当时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米，只有大型浴室的浴池才贴有白色的瓷砖，很少听说过谁家有卫生间和厨房，家家都用蜂窝煤。男男女女不管多少人通常都挤住在一两间房子里，除了吃饭和孩子写作业之外，家庭主妇通常会关掉白炽灯，改开一种3瓦的日光灯。
要养活一个孩子是昂贵的事情。在某个清晨，国营菜场或者十字路口，常常会有一只大竹篮，里面是用破棉絮包裹着的婴儿，孩子细弱的哭声断断续续，大人们围观着叹息着散去。孩子娇嫩的脸渐渐失去温度，最终变成青灰色，无声无息死去。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父母未必不爱他们，但却自己都几乎难以活下去。
人与人之间果真关系纯真吗？当孩子们第一次拿起笔时，母亲就会惊恐地、反复地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在领袖画像上乱涂乱画，那是一种危险的大不敬。江南小城不断有百万雄狮派和横渡大江派之类的流血争斗，我的一位亲戚就被打断了腿挂在房梁上，深夜才被几位朋友冒死救了下来。
如果有人认为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那么当时一个国营菜场卖菜的，或者食堂的大师傅享有的，对普通民众而言，简直是至高无上的特权。恐惧、出卖和冷漠，几乎是人与人之间的惟一关系。
当今天的年轻人那么天真地赞美集权和计划经济，那么愤怒地诅咒他们现在所面对和拥有的一切时，我想写下我经历的血色“票证时代”。今世有着“金玉其外”的种种藏污纳垢，但我更深知昨日人如刍狗的悲剧。试图回到过去，只能是一种既欠良知又无良心的黑色荒诞。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什么样人会成为领袖
文·赵晓
许多人以为经济学是研究赚钱的学问，其实经济学没有那么庸俗，也没有那么能耐。过去，经济学自认为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现代经济学则更多自认为是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学问。这种选择既包括了人在不同的资源之间进行的选择，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选择。过去，经济学比较强调理性的人会在不同的行为之间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则发现人在选择中可能会受到更加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并不见得总是作出符合“纯粹理性”的选择。
因为对人的行为选择着迷，我现在也有兴趣参加一些研究行为的相关活动。我曾参加了一个领袖人格调查活动，看究竟是什么导致一些人成为领袖。调查结果很有意思，儿童时的经历对领袖人格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有一位企业家，他的人格特征被诊断为“无法控制型”。“无法控制”并非指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坏脾气或者感情冲动，恰恰相反，他是那种非常能够控制自己的坏脾气以及感情冲动的人。这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事事要比人强，事事要做得尽善尽美，所以他的“无法控制”是无法控制地想要出人头地。
克林顿是“无法控制型”领袖人格的典型。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改嫁。不幸的是，他母亲嫁给了一个酒鬼，一个吃喝嫖赌甚至经常动手打妻子的男人。克林顿不得不很小的时候就起来保护母亲，并暗暗在心里立下志向：一定要快快成长，强大起来，不让任何人欺负母亲和弟弟妹妹。其结果，克林顿成了美国总统。不过，代价却是他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法快乐，无法消除生怕不成功的焦虑，并且在个人性生活上步其继父后尘，走上不检点的道路。
那位企业家领袖的情况与克林顿多少有些相似。解放前他生长在一个国民党的官宦之家，解放后他一夜之间沦为贱民，在学校受到同学欺负。他外表驯服、寡言少语，内心里掩藏的却是一颗高傲的心，并企求着有朝一日一鸣惊人。结果，改革开放后，他成功了，成了全国知名的企业家，但内心中的伤害使得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部下总是要求完美，他的苛刻使部下受到伤害，回过头来也伤害到他自己。
原来小时候的生活背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对人一生的行为有如此重大影响，这好比是骨头长在人身上，支配着人的全身，人却经常浑然不觉。
一般人都同意，人具有双面性，既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也具有文化性的一面。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的动物本性，然而一个人具有爱心、能够更多关心别人则一定是文化教育的结果。
心理学家指出，小时候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对别人显示出爱，相反小时候不能得到家庭爱的孩子长大后也不容易向人示爱，而是容易性格孤僻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以白求恩为例，他对穷苦人深怀爱心，很可能是与他的基督教家庭的影响有关。当然，影响他的更有他所在的整个文化背景，其中信仰文化又是主要的。白求恩走上以修道的心情来行医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受了他小时候接受的“基督文化”、“圣徒文化”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导，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
银行业引进外资应循序渐进
文·鲁桂华
在中国政府开放金融市场的过渡期结束前夕，外资银行纷纷以入股中国本土银行的方式开始抢滩中国市场。大家开始思考，外资银行参（控）股我国银行业，是否有助于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是否会危及我国银行甚至金融体系的安全？
从经营管理层面看，如何使贷款人的现金流量与存款人的现金流量特征相协调，如何正确地对存款与贷款进行定价从而尽可能为银行的股东创造价值，如何管理贷款人潜在的违约风险以保障银行的清偿能力，是银行经营管理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协调存款人与贷款人的现金流量是通过银行的金融产品开发业务来实现的。花旗银行在上世纪70年代推出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CDs)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典范。不断地开发与营销新的金融产品，更好地满足存、贷款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因此成为花旗银行基本的竞争战略。
银行的存、贷款产品的定价也是一个技术复杂的难题。如何科学地为这些金融产品定价，将直接影响银行股权的市场价值和银行投资人的利益。
国外银行一般通过两种互补的方式来识别潜在的违约风险：一是雇佣高水平的信贷分析师并且保持他们的专业胜任能力，这是知识密集型路径；二是在建立客户综合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将信息系统技术、统计与计量经济分析技术结合起来，建立违约风险评估与控制专家系统，这是资本密集的路径。
与传统商业银行不同，现代商业银行已日益成为一个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企业，不仅需要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也日益依赖于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技术与管理手段。而我国商业银行脱胎于国家分配信贷资金的计划机关，其金融产品开发、定价与市场推广、风险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的技术与经验，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允许外资适度参（控）股，必将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银行先进的管理理念、产品设计、开发技术，先进的资产负债管理与风险管理的技术和经验，从而迅速提升竞争能力。不仅如此，引进境外银行作为我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甚至是控股股东，也将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从而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水平。
在全球市场上追逐利润的外国银行资本，其目标与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机关的目标肯定是不尽一致的，因此，过度依赖境外银行资本，可能会弱化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甚至有可能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银行控制权市场的对外开放也不是完全敞开，而应该遵行循序渐进的策略。从时序上，我们可以依次开放不同的业务领域；从层次上，我们可优先开放地区性商业银行；从空间上，我们可以优先开放沿海地区。只要我们掌控金融体系的开放时序、层次与空间范围等主动权，境外银行资本参（控）股我国商业银行的消极影响就是可以控制的。
当前，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与竞争能力，属当务之急，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应在遵循强化监管与渐进开放原则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外资银行参（控）股我国商业银行。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