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严冬走到了春天，但一帮老人们却走到了生命的冬天。
无边的严寒无边的往事
口述：作家吴泰昌
在记忆中，南方的冬天特别潮湿阴冷，洗完的衣服挂在外面几天都不会干，脚上常常穿着一双雨鞋。整个冬天，双手红肿得像胡萝卜。由于没有暖气，晚上钻进被窝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非常难熬。每天晚上睡觉，我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但那时我却充满了一种年少的激情，觉得好好学习能很好地充实自己、抵御寒冷，感觉始终有一股向上的力量在牵引自己。
1955年考上北京大学，第一次来到了北方。那时住在小平房里，虽没有暖气，但一到冬天学校就派校工给我们烧火炉。当夜晚来临，外面是无边的严寒，室内却热气腾腾，我们喜欢围坐在火炉旁，听一位老校工讲老北大的故事——那时北大还在沙滩的红楼里，他经常去给教员们送开水。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毛泽东等，这些当时看起来很普通的人，想不到会成为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即使到现在，一想起那段年轻时的求学生涯，心中还是充满着温暖的回忆。
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到《文艺报》工作。1969年国庆节后，我便来到了湖北咸宁的中央文化部五·七干校。因为我是南方人，所以去咸宁后不久，便适宜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又拾起了丢失多年的穿胶鞋、带雨伞的习惯。我们的任务是围湖造田。从宿舍到湖区有七八里地，由于我比较年轻，于是负责买菜、送水、送饭等工作，当了3年的挑夫，后来能挑上百斤的重担。
同去的还有很多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冰心、臧克家、冯雪峰、张天翼、周小川、陈白尘、严文井、张光年等。记得有一个冬天，张天翼负责看守菜地。因为外面太寒冷，他蜷缩在田埂下，还要时常警惕地防备鸡来偷吃东西；陈白尘是写戏的高手，于是在看鸭群时不断地赶着它们变换着地点和场景——在离群索居的日子里，天地是他最好的舞台，鸭子是他最好的演员；我和臧克家住在一个老农家里，房子里面烧着柴火，很是温暖，但里面养了几只鸡，从早到晚咕咕地吵个不停，烦死人了；还有一次，我和冯雪峰去县城买豆腐。我紧紧跟着他，在有点儿冰冻的长堤上走了很久。那时，我闪过一个念头：他会不会想起自己在几十年前走的长征路……
“文革”终于结束了，中国从严冬走到了春天，但一帮老人们却走到了生命的冬天。这些老人们一辈子经过太多的苦难，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安静祥和的老年，所以都格外珍惜这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在他们眼里，冬天是一个保养身体、养精蓄锐的季节，因为冬天过去，便又是一个新的春天。
1985年3月，巴金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刚在北京饭店住定，便和冰心通了一个电话，然后提出要去看望叶圣陶、周扬、沈从文等老朋友。
当时冬天的严寒还未散去，并刮着四五级的寒风，但巴老执意要去。他全副武装：穿着黑呢大衣、戴着花格子呢帽、围着厚厚的围巾。我们先到北京医院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叶圣陶和周扬。由于当时沈从文刚改善了待遇，搬到了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区内，还没来得及安装电话，于是我先跑过去通知他。巴老的车随后就到了小区门口，巴老在女儿的搀扶下，顶着寒风走了200多米，才来到沈从文的楼前。早在楼下等候的沈从文夫人张兆和，赶紧把巴老迎到五楼的家中。两位老友相见，自然分外激动，但当时沈从文已经说话不便，更多的时候嘴唇只能吃力地颤动。巴金也陷入了沉默。喜与悲在两位老人心中交替，难以尽述。一个多小时后，巴老离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北京。
1985年底，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茅盾去世了，要选举新的作协主席。通过无记名投票，巴金众望所归当选了全国作协主席，冰心当选了荣誉主席。两位老人都因为年事已高，没有去参加会议。但冰心仍然很关心这次会议，嘱咐我把选举的结果及时告诉她。投票一结束，我就马上给冰心打电话。我刚在电话里说“巴老得票第一”时，电话那边却没有了回音。紧接着，电话里传来吴青急切的声音：“不好了，娘心脏病发作了。”后来经过急救，冰心老人才脱离危险。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喜还是悲，不要再轻易去打扰那些老人们。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开始，这些老人们开始一个个离开人世。我和叶圣陶老人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常常到他家里坐。每次去，他会泡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招待我。我特别喜欢叶老眼眶上浓厚的眉毛，像两片雪白的云。1988年除夕那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电话：叶圣陶老人与世长辞了。我赶到了他家里。手中仍然捧着热腾腾的绿茶，但那两片白云已经悄然飘逝……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快70岁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今年冬天，等开完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会写一本纪念朱光潜的书，另外还要编辑一本近20年散文卷……
感觉城里人的关系像冬天一样冰冷，而乡下人的关系则像夏天一样炎热和温暖。
只有最坚强的生物才能生存
口述：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
我的老家在江西宜春地区的奉新县。感觉南方的冬天特别冷，但却蕴藏着蓬勃的生趣。
冬天的早晨一醒来，你会发现屋檐上挂满了一条条冰棱，水桶里的水也冻成了厚厚的冰块。村里的儿童们把冰弄出来，从中间钻个洞，然后滚着玩。我从小不喜欢穿鞋子，即使冬天上山砍柴，也只穿一双解放鞋，不穿袜子。
我从三四岁开始为家里打猪草，六岁就开始为村里放牛。蕨菜是当时打得最多的猪草，后来进城才知道，这是城里人最爱吃的东西。牛在冬天没有青草吃，每天抱一大堆干稻草，再加一点谷糠喂它们，有时还牵出来喝点水。
当时的壮劳力是10个工分，而放牛是1.5个工分。但在农闲的冬天，即使是壮劳力也没有工分，但我还有。一到年底，村里会根据全年的收入情况，按工分给我们兑现成货币和实物。当时的学费才二块五一个学期，我完全可以凭放牛养活自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这样一个孩子对家里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为家里挣钱。
最有趣的还是农村冬天的夜晚。大家在村口架起一大堆木柴，烧起熊熊的大火，请来能说善道的民间艺人说唱“道情”——就是用又唱又说的方式，表演一些农村里喜怒哀乐的故事和传说。说到精彩处，全村人哄堂大笑，大火把脸膛映得通红。而小孩们则像过年一样，在人群中蹿来蹿去。当时热闹的情形，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社戏。
后来进城了，大家守在有暖气的房间里，没有了彻夜围着熊熊大火又唱又跳的集体狂欢，只会守着自己的小天地自私自利地快活着。感觉城里人的关系像冬天一样冰冷，而乡下人的关系则像夏天一样炎热和温暖。
高中时，去县里读书。有一年，雪下得特别大，我们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宋埠的地方，寻找“辫帅”张勋的墓地。我们拿一个特别差的相机，在雪地里找了半天，被冻个半死，才找到了他的墓地。墓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什么都看不见。但我们却很高兴，可谓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年少的激情是任何严寒都挡不住的。
后来到山东济南上大学。来到北方的第一年，雪下得特别大，有的地方足足有一米深。北方的雪很难融化，不像南方的雪，很莹润，像羞涩的小姑娘，微笑一下就消失了。我们去看黄河、爬千佛山，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辽阔。
毕业后分到山东社科杂志社工作。冬天的夜晚，能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书，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奢侈的快乐。我经常要坐在电脑前工作，要写很多东西。当时没有暖气，别人都生火炉子。但嫌生炉子又脏又麻烦，对干净的偏爱超过了对温暖的渴望，于是我常常忍着寒冷去工作。觉得自己当时特耐寒，冬天也不用穿棉裤。后来条件好了，却越来越不能耐寒了。可见消费是刚性的——等你消费了空调、暖气，再回到冰窟窿里你会再也受不了了。
三年后，我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当时4个人一间房子，条件好多了，有暖气。在冬天的晚上，我也会开着电炉子，煮些面条吃，同时增强房子里的温度。冬夜最大的幸福，就是到附近的天津音像博物馆看外国电影，看完后回到宿舍激烈地讨论，一直到深夜。
在北大度过的冬天，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冬天。北大的经济研究中心，可以说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美的经济研究中心——古色古香的建筑、安静秀美的环境，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冬天，还可以跑到未名湖上去滑冰。
呆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自然而然地喜欢做研究。我们一帮学者，像林毅夫、周其仁等，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两三点，乐此不疲。累了，可以透过窗棂欣赏外面一年四季变换的景色，可以一起去打一场羽毛球出一身大汗。我常常在通宵达旦的工作后，于第二天清晨，留下一屋子的烟，然后回到位于北大西门蔚秀园里那间40多平米的房子里去睡觉。我主要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北方的冬天很严酷，但能激发我的斗志，给我挑战、给我动力。北方的冬天只有最坚强的生物才能够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