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会不会有通货膨胀？社会主义会不会有失业？价格改革要不要一步到位？福利分房对国民经济有什么影响？农村包产到户后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改革开放20几年来，这些今天看似渐渐明朗化的问题，在每次重大改革的前夜却迷雾重重、纷争不断。
1955年出生的陈东琪，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见证了中国改革历程许多重大政策的问世和演变。从1991年与中央领导座谈，到2002年朱总理接见的12个经济学家之一，再到2005年赴政治局学习座谈，多次进入中南海参加最高领导层的学习交流，让这位学者有了最好的机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回首过去的思想演进，这位学者感谢时代的恩赐。
挑战权威理论
不到30岁的陈东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社科院接触经济学研究，最早进行的独立研究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时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有几路人马同时进行，其中吴敬琏也在这群队列中，陈东琪选择的方向是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史。1988年陈东琪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了一本书《东欧经济概论》，这本系统研究东欧经济的著作在当时凤毛麟角。
通过研究东欧经济，受到南斯拉夫和波兰经济学大家的影响，陈东琪摆出几个颇为挑战性的观点。1985年前后，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也会有通货膨胀，这个今天看来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当时的主流观点中反而是个异端。1986年陈东琪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会主义也会存在失业”，同样是无须回答的问题，但在20年前却是挑战了理论权威。
在早年的研究工作中，陈东琪认识到“社会主义一定要走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活跃的他还同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成立了市场化改革思路研究小组，一道参加的还有许多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如樊纲等。
“1986年前后，大家都在谈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我们主张市场化是有理论风险的。”陈东琪很满意自己年轻时的勇气。
在计划经济思维非常盛行的环境中，扭转人们的观念需要很多方面努力，陈东琪这些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在理论观点的推介上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为中国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起到了思想传播的作用。
观点超前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陈东琪开始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农村土地实现包产到户仅10年左右的背景下，他再次大胆提出农村土地可以发展农民合股制度，实现农业集中化大生产。
“我是农村出来的，对土地的感受最深。我感觉单个的、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村土地生产方式必须打破。”陈东琪颇有感触地说。
而当时的思潮有人坚决维护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制，也有人提倡实现农民个体所有制，但是陈东琪认为，农村土地问题不宜作急剧变革，于是他提出农民合股制度，“为了土地集中使用，农民出租或出让土地使用权给一个更集约的土地经营者，让出使用权的农民享受租金收益”。
随着近年来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逐渐得到重视，这个超前的观点或许也将随之被更多关注。
陈东琪在提出土地改革设想后，紧接着就发现这套改革思路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农民出租土地的分红如果不能支撑生活，失去土地保障后会流离失所，影响社会稳定。”
于是他又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考虑怎样在农民入城就业后解决后顾之忧。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东琪写了本书叫《全球社会保障制度考察》，研究了北欧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这本书对当时的影响很小，但现在看来，书中的很多观点其实都被逐渐接受了，甚至成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政府干预论
1989年到哈佛进修后，陈东琪发现西方的经济周期和中国大为不同，中国经济波动起落大，规则很不明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陈东琪渐渐发现这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关。
“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政策调整过大，对经济运行轨迹的影响非常明显。”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后，陈东琪进一步想到，“既然搞市场经济，我希望研究一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更好。”
于是从研究经济周期的问题引申出一个更重要的课题——政府干预。
又一个10年之后，陈东琪出版了《新政府干预论》，独到鲜明地提出“政府部门成为吸收劳动力的蓄水池”，政府机构规模增长过快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这套经济思想顺应了中国自上而下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而且陈东琪更进一步指出，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在于职能转变。
新千年之后，陈东琪的研究视野聚焦在中国现实的经济政策上，他在双稳健政策上的观点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方针不谋而合。
“现在看来这个思想指导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经济增长稳中有进，和走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大思路也保持了一致。”陈东琪说。
陈东琪小档案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1992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1993—1994年任中国社科院副局级干部，1995—1999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1999—2003年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2003年以来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两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进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
“国际竞争卖的是脑矿”
文·本刊记者 戴璐
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如何实现这个战略，陈东琪根据10多年经济研究工作的经验，从解放民间经济力量到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的作用加以剖析。
民营资本更需政策倾斜
1991年同中央领导座谈时，陈东琪大胆进言，民营资本应获得与外资公平的对待。10余年后，他认为依然要强调这个观点，而且应该在政策执行层面加大观念扭转的力度。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外汇储备少，需要外资以及由外资衍生出的技术和微观经济管理经验，我们积极推进开放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陈东琪说，“但我想到的是，我们给外资的政策意味着市场放开了，那么我们应对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也应开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陈东琪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民营资本是在本土上滚雪球，赚了钱会再投资，增加国内就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当国际市场发生波动的时候，它不会撤走；而外资不同，它可能会拿走一部分资本利润到别处去再投资，特别在一国政治经济出现较大风险的时候。”
然而，到现在国内对外资的优惠仍然多于内资，特别是地方政府“亲外不亲内”的行为惯性仍然很常见。
“我们必须考虑到GDP的年均增长中有多少转化为国民福利的增加，有多少是资本利润的获得，在资本利润当中又有多少是国有资本利润、民营资本利润和外资资本利润。”从目前来看，陈东琪认为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体制是向利润倾斜的，而利润倾斜当中又向外资资本利润倾斜。
为什么社会对民营资本如此不放心？
“如果我们担心民营企业家有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以管制、引导他们的行为。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的缺失，而不是民营经济本身有问题。”
在陈东琪看来，无论是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还是国家产业安全方面，乃至对比发达国家在技术非常领先的条件下还设很多变相门槛的现实状况，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不仅应当给民间经济力量以公平的待遇，甚至还要有所倾斜。
发展高新园区政府应扮好角色
通过发展工业园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但是在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上，不应眼睛紧盯着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而应当充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建设。这既符合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也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今后的国际竞争卖的是知识、劳动力技能，不是卖地矿，而是卖脑矿。”陈东琪说，“20年前我们没什么脑矿，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500多万，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本供给大军，我们的脑矿优势会慢慢显现出来，工业园区的产业安排应向这方面倾斜。”
而工业园区是政府组织发展的模式，还是市场化发展，一直有争论，陈东琪认为，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如果工业园完全排除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直很紧密，虽然地方政府逐步降低直接参与产业经济的比例，将重心转移到负责公共事务上来，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达到目的前在这个过程之内怎么办？”政府推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园建设，在这位经济学家眼中应充分肯定。
而政府的扶持不应只是圈个地那么简单，陈东琪指出，要有相应的宏观政策支持，首先是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是金融政策支持，如允许优先上市、优先发债等融资活动，政府在此可以起到一定的资金杠杆作用，但不是包办，重要的是提供制度环境，避免直接掏钱；此外还要有技术支持，高新技术行业在发展初期很难有技术的自我生成能力，政府可以为联系专家、促进产学研融合发挥媒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