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穿过挂满浓艳浮士绘的客厅，站在巴黎郊外莫奈素朴的画室，望着窗外的繁花，我猜想晚年的莫奈是圆满丰和的。虽然身边失去挚爱的妻儿，且患有严重眼疾，但他却拥有满园斑斓的希望。在他最后孤独的岁月里，没有沉沦在死亡的悲悯中，而是挥霍颜彩，一画再画同一主题的“睡莲”，铺展不同光影里的纯美。当生命渐渐成为一种心境，一切变得宁静而淡远。生命可喜是因为，自持的内省，兼备深质的欢愉。
每一次定格在莫奈的“睡莲”，都会莫名地问自己，时间在哪里？催迫我们的世俗在哪里？尽管不能完全体会莫奈创作时原本的心态，但我觉得多少类似于中国禅宗里的拈花一笑。
丰子凯先生曾经用登楼来形容老师李叔同的人生境界：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如同这样三层楼。有一种人，像弘一法师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就一定要爬上三层楼。我以为莫奈也是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去画莲。在他们的心中已经不悦生也不畏死。
这种豁达的胸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企及的。在年初热卖的奥凯利自传《追逐日光》里，这位53岁的前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巅峰，却被诊断为脑癌晚期。在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他写道：“患病之前，我曾认为责任是最重要的美德。”“在病情诊断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觉悟才是最重要的。”
两千多年前，有人问庄子天下是否有至乐？庄子肯定地说有，只是世人不知如何取舍。
李嘉诚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将中国的范蠡与美国的富兰克林作比较。他认为范蠡退隐江湖，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而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不难看出李先生很是认同富兰克林的作为。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范蠡和富兰克林的人生境界不同，范蠡追求的类似于庄子所推崇的精神自在，而富兰克林更倾向于孔子所倡导的社会担当。
现实生活中，做人的境界不同，做企业的境界亦不同。松下幸之助曾把商者的成长分为三个境界，一是创业家，二是企业家，三是事业家。松下说他自己从65岁开始才进到事业家的境界。他对事业家的理解是超越了眼前的战略和利益的愿景。
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看眼前利益司空见惯，即便像戴尔这样让无数人追捧的高科技公司。2007年2月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在去年利润持续下滑的背景下重回公司执掌大权，对未来他表现得野心勃勃。人们注意到此举已是商界的陈词滥调。每当一家公司调整方向时，总会更迭领导人，无非给投资者一个信号，用新领导代替新战略。但这种变动并不一定是公司实际需要的。
学者钱穆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念：从前中国人不多讲创造，而多讲养育。“造是造没有生命的，养是养有生命的，两者绝不同。但我们今天只重造，没有人看重养。”钱先生认为这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是一个严重缺失。而且“造出来的物，本是无生命的，结果反会来支配妨害人。”现代公司治理中，为了无生命的损害有生命的似乎见怪不怪了。
当一个公司发展到瓶颈，领导人在抉择生死攸关的未来时，是否问一下自己，企业到底养育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