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扎根西北地区十几年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到成为很多转型经济国家的政府顾问，再到中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曹远征传奇般的经历,让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国际比较，有了令人信服的学者观点。
大型商业银行为什么受追捧
由于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人们对这些前苏联的转型经济体是如何改革他们的金融体制感到好奇，然而曹远征的结论出人意料。
“其实各个国家银行改革的目标不一样，中亚国家从前苏联分离出来，最初没有独立银行，他们建立银行的时候外资很快进入了。而俄罗斯、波兰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走激进式改革道路，国有银行全部私有化或被外资收购了。私有化、减轻国家负担是这些国家的国有银行在当时的主要改革目标。”
曹远征认为，相比之下的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目标并不是完全私有化或外资化，而是怎样在现有的产权框架下做得更好，让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改善银行的治理结构，提升竞争力，这个目标与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有银行改革目标从根本上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改善中国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的道路上，海外上市是已经落实的重要一步。那么上市后的这些大型国有银行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体制病”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从产权结构还是治理结构来看，中国的银行海外上市已经做到了形似，但要做到神似还要花很长的过程。”曹远征说。
从形似到神似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上市后国有银行又如何进一步改革？
“海外上市只是一个契机。如果要改革、变成真正的商业化银行，关键的问题在于国家银行体系建设同国有银行发展不要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现在背负着两个目标，一个是国家的金融职能，一个是银行自身的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两个目标有时是矛盾的，而且不一定能通过海外上市来解决。
曹远征认为，国有银行股价在海外资本市场一路飙升的背后其实是海外投资者搭了中国政府的便车。
“国家是不会让工行、建行、中行其中任何一家倒闭，否则波及面太大，”曹远征说，“不只是政府信用做后盾，国家也为这些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担负了很多成本，这些银行的运营几乎是无风险的，所以才会在海外受追捧，股价涨得那么快。”
既然如此，海外投资者又如何希望上市的国有银行彻底摆脱同政府的“非市场化”关系？所以，海外上市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救世主，过高的寄望是不现实的。
在特定的改革目标下，政府成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曹远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国家的职能同商业化并不背道而驰，股份制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也不矛盾，但是股份制同国家的职能可能有冲突性。
对商业化银行，国家应退回到股东的角色范围内，不应再负担政策性保护，甚至在银行经营不好的时候可以减持。国家有投资增值的意识，才能促使银行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借助市场之手推动改革。
在解决国家的政府职能和股东身份这个冲突时，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国家金融体系。“有国家独资的政策性银行，有完全的商业银行，有合作型银行，还有更小的微型金融等。”
中国投资银行差在哪
在转型经济中孕育现代金融体系与投资银行的角色密不可分。但是，与商业银行类似的是，中国的投资银行也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制约了投资银行呢？
曹远征的观点是，中国的投资银行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风险定价能力不强；其次是过去的券商更多依赖于交易型业务收入，特别是在二级市场的操盘，而不是投资银行本身的业务。不过，让曹远征比较看好的是，“过去的三年经历了证券业的大洗牌，现在这个情况大大改善，上市需要有能力的券商来完成。”
即便如此，中国的券商同国际顶级投资银行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曹远征认为要培养出中国的高盛和摩根，需要走国际化道路。
现在中国本土市场已经开始国际化了，但是只有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中国的投行连家门口的竞争都很难赢得优势，更不用说走出国门了。何况投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要很多年信誉的积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靠什么理由来选择一家中国投行做业务呢？
“这是个重要阻力，但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风险配置能力，投资银行的风险配置方式是时点配置，在资本市场上要对冲掉。对国际大投行而言围绕风险配置的主要业务并不是提供上市或再融资服务，而是固定收益业务，像衍生金融工具等。这些产品在开拓创新、分散风险当中需要国际市场提供更大的客户群和更多的基础性金融工具才能运作得开。”曹远征认为国内公司恰恰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弱。
“从风险配置能力就可以得出国际化的重要性，有了更大的发展舞台，才能让吃饭的东西更牢靠。而为了风险配置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投资银行要发展起来需要混业经营。通过混业经营才有可能开发出更多分散风险的产品。”
然而，混业经营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曹远征也承认混业后一个重大问题是风险互相传递，虽然这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潮流，事关投资银行的竞争力，但是中国改革的步骤和速度，都需要监管部门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的快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