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至少活跃着数百家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他们也确实在社会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的公关公司还是非常不发达的。在西方国家，公关公司已经演变出了更多的功能。利用公关公司来改善政府关系，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都应该是非法的。但在西方国家，雇用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对官员和议员展开游说，是非常重要的意见表达形式之一。
今年4月30日，泰国总理素拉育透露，泰国政府将雇用美国公关公司以加强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沟通。这个举措的起因是美国媒体曾经大幅刊登有关泰国的负面消息。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泰国政府希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能够对泰国产生新的认识。
不难看出，泰国政府也认为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迅速改变形象，因此只好求助有呼风唤雨之力的公关公司。政府聘请外国公关公司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台湾当局聘用美国公关公司进行游说活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时任台湾“驻联合国大使”的蒋廷黻便通过在总统大选中败给杜鲁门的纽约州长杜威，与汉密尔顿·莱特公司建立了联系，并花费100多万美元展开了长达4年半的“合作”。
我之所以来说这些公关公司，就是因为公关公司能够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的企业在进军海外的艰难道路上，将会面临巨大的司法风险。在我看来，为了预知和化解这些风险，更好地融入全球环境，中国的企业家不仅应该考虑雇用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也应该从公关公司那里得到帮助。
从巨型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陷入司法纠纷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目前经验来看，中国企业在海外诉讼中基本上都只是简单的见招拆招，很少进行过积极的利益表达，因此或许企业家应该想到，他们可以借助所谓专业的游说机构，通过主动出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我在和福耀玻璃董事陈向明谈到当年福耀海外诉讼，他表示在收到律师函的时候，也想到了法律回应。但是至于公关公司，则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想中国企业大多如此。
当然也有聪明的中国公司。中海油公司在收购优尼科公司的时候，就曾经雇用了哥伦比亚特区的阿肯·盖姆公关公司为其在国会进行游说，来说服国会接受中海油这样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美中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卡普就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人正在学习美国人的行为方式，这必将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思维上的转变对于中国商界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一直以来，中国都在通过官方层面加强对美联系，中美之间的高层互访可以说是非常频繁。但是聘请公关公司这样的“本地推销员”，应该可以对议员产生更加深刻的触动，从而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现在，美国大选已经逐渐拉开帷幕，正如瑞士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所说的：“在这两年里，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都会变得更加敏感和微妙。”这话不无道理，中国公司也应该学会应付不同于国内的商业环境。中海油曾经做过的尝试，就已经在美国议员群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变聪明了。希望先行者的尝试能够如同“芝麻开门”的咒语，让更多中国企业学会如何入乡随俗。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