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带丛林中旁若无人地涂抹颜彩，与13岁的土著妻子肆无忌惮地撒野，这是法国象征主义画家高更典型的生活场景。原是巴黎证券经纪人的高更，人到中年突然听从内心的召唤，抛弃一切将自己放逐到南太洋的塔希提岛上。英国作家毛姆以此为蓝本，写了著名的《月亮与六便士》，高更被描述成一个对名利无动于衷，在塔希提彻底平息了对文明社会失望、厌倦的人。
提到高更不得不提梵高。两个同样愤世嫉俗的人互相欣赏，又彼此伤害。梵高因为与高更的艺术观点尖锐冲突而发狂，愤怒之下竟然割掉自己的耳朵。高更曾经像梵高一样选择自杀，只是他幸运地获救。
野蛮得惊人，高更的画作散发着浓厚的原始意味。灼烧我的不只是耀眼的夺目，或许还有不够彻底的宿命。他那焦躁的拒绝与不安的渴望，直指人心。
心到底是什么？一个商界朋友曾为此大为苦恼，于是他拜见了一位藏传高僧，上师只点拨了一句“心是希望与恐惧”，这位朋友听罢热泪盈眶，从此觉悟，心即刻有了安放的地方。
很年轻的时候读《百年孤独》觉得荒诞不经，从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到最后一个守护者身上，同样的怪事总是反复出现，以至陷入循环的怪圈中。终于有一天懵懂，无论文明怎样演进，人类内心的某些东西是不会随之发生改变的，就好比100年前人的孤独感和现代人会有多大分别呢？
2007年5月9日，当中国股市终于站到4000点时，开户股民也冲到9000万，媒体称这是资本市场全民的狂欢，心理学家解释为全民的焦虑，而经济学家描述成预期不明。“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西方学者则作如是注脚。
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给中国带来从容的国民心态。当人人火急向财富时，历史在似曾相识中翻演。一如300多年前的荷兰，几乎全体荷兰人都参与到郁金香的期权交易中，1637年一株郁金香花球能卖到一座别墅的价格。仿佛80年前后的美国，一个鞋童给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推荐股票时，洛马上意识到“该是离场的时候了”，于是他成功地躲过了1929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股灾。好似20来年前的日本，1989年日本股市价值占到全球股市的45%，东京皇宫附近的地产价格可以买下美国的整个加州，第二年股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至今未走出阴影。
作家阿城曾怅然若失地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我喜欢那个时期，就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不焦虑的人，他们在看莫奈、看梵高、看康定斯基，看左翼引进来的麦绥莱勒、柯勒惠支，表现主义的格罗兹，还有鲁迅喜欢的比亚兹莱。”这番话当下听起来很不主流，甚至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更加的焦虑。
中国的禅宗智慧里有一种被称作“定”的。普通人的聪明智慧，禅宗认为只是智巧。大智一定要从“定”才有，从“定”才能破悟。大学问家梁漱溟将“戒、定、慧”耐心地解释给洋人听，并将自己的儒佛思想梳理成书《这个世界会好吗》。当全民性财富焦虑弥漫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不妨套用梁先生的这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