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色·戒》中，梁朝伟送出的钻戒不仅打动了女主角的心，也耀花了观众的眼。如果仅仅因为戒指上的钻石有6克À那么大，可能很多人会不屑：“太夸张了，暴发户么”；可是，它赫然躺在卡地亚（Cartier）著名的“幸福红盒子”里，这就让女主角和观众有了一种被尊重、被珍视的感觉，因为卡地亚给人的“形象记忆”是“特别定制的贵族珠宝”。
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奢侈”（Luxury）并不是一个贬义词——“Luxury”源于À丁单词“Luxus”，Ô意是“超乎寻常的创造力”，用来描述那些费时费力、精雕细刻、完美无瑕的珍品，但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文化中，“奢侈”一直是一种不被认可的态度，勤俭节约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不过，中国人总是喜欢走极端。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炫耀式消费来标榜一种奢侈生活，“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不是一个笑话。但奢侈从来都不是能快速实现的东西，台湾知名主持人蔡康永说：“台湾发迹的时间太短，财富来得太快，还来不及累积富贵的品位。”何止台湾如此，有调查显示，大多数内地消费者也总是喜欢将昂贵与奢侈联系在一起。
欧美的奢侈品品牌在它们的故乡意味着文化、品味和艺术。如果有人说LV是美国产的，可乐是日本的，奔驰车是法国的，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些品牌背后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标志性元素。法国人浪漫，才能生产出最好的香水和时装；德国人刻板严谨，就有了双立人刀具、奔驰车；而可口可乐虽是一罐饮料，饮者接受的却是美国平民化的、自由奔放的精神。但在中国，价格和彰显身份才是奢侈品最重要的功能。我们总是喜欢那些印着巨大LOGO的产品，“锦衣夜行”被认为是人生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在欧洲人眼中，最奢侈的事可能是全家去度假；但亚洲人不同，他们更喜欢有形的实质物品，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日本都是这样。”卡地亚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陆慧全觉得这是亚洲人和欧洲人奢侈态度最大的不同。
情场里有一句话说的很精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在陆慧全看来，只有成为“多数人的梦想，少数人的生活”，才能保持品牌的价值。
先传播文化，再做生意赚钱——很少有中国企业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常犯一个共同的毛病：急。急于提高知名度，急于赚钱，急于找各类流行明星做代言⋯⋯这样或许可以造就“名牌”，但成就不了“品牌”，一个品牌的形成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奢侈品品牌，时间可能更长。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真正的商业社会不过20余年，很多企业家对“品牌”这个概念其实还相当陌生。
正如蔡康永说，要学会怎样奢侈、怎样享受富贵，“首先要学会不要问：这有什么好处？这有什么用？凡事总爱问‘有什么用’，是不可能培养出奢侈品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