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那些事儿

失误：不相信眼泪
拍婚宴没有装胶卷，这让卡洛斯·戈恩又结了一次婚。
      真正的好照片，或许一辈子只有一张。和画画不一样，照相是一锤子买卖，好坏优劣高下成败就靠手那么“咔嚓”一下，没有后悔。今典总裁就深刻体会到不能修改的苦恼。
      那年，她登上珠峰。顶上太冷，山顶有一尊佛像，就抱着那尊佛像照相，不停地摆姿势，但当时天还没亮，什么都看不见，照完一看，黑忽忽的除了人什么都没有，和她昨天在半山的帐篷前照的没有什么不同。放在相册里，看不出王秋扬正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
      错的只是时间，但在珠峰上拍照应该事先列入训练科目，包括照和被照。重上一次珠峰补拍，成本太高，那一次就交了25万。时移世易，良辰不再，下一次难说连珠峰的半腰都到不了，这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像个瘤子长在身上，这辈子大约是甩不掉了。
      卡洛斯·戈恩的遗憾和幸运不亚于王秋扬。他1985年结婚的时候，特意买了一台新相机，请前来证婚的同事照相，打算让未来的孩子们看。同事自然很卖力，照了新郎新娘在市长面前宣誓的情景，还照了所有来宾们的合影。婚礼结束后，他们到酒楼庆贺，又照了几张，这时，同事感到不对劲，一查，没放胶卷，众人瞠目。事前，新娘还嘱咐卡洛斯放好胶卷。
      结婚的男人没有不昏头的。婚后，两人去了巴西，为了弥补当年照相机没装胶卷的疏漏，他们在教堂重新举行一次婚礼。卡洛斯之所以敢吃第一只螃蟹，因为他和摄影痴迷者一样，觉得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也是，没有照片，怎么向孩子证明两人是夫妻呢？父母的照片可不就是孩子最好的连环画，少一页，传承都不完整。

角度：给一个理由
拍摄的对象就是摄影师的营养，每个题材都让他们长大一点。
      人们拍照，有的要美化自己，有的要保留证据，有的喜欢“咔嚓”声，只有安德烈·柯特兹说的最好：“相机是我的工具，经由它，我给予我周遭的所有事物一个理由。”环境有时候的确很枯燥，给他们一个理由，世界从此不同。
      王石和万通的冯仑、富华的赵勇，曾应乡林集团董事长赖正镒邀请，共聚台北圆山大饭店，探讨房地产市场。几个嘉宾坐台上，一堆记者拥在台下狂拍。活动到一半，王石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媒体抢拍的情形。你拍我们，我也拍你们，互相抓拍。
      这样的照片显然没法和他一贯的高山照片相媲美。或许因为发言没有意思，有的或许还是空话，但王石又不能早退，看到记者们拍照，一时技痒，干脆和他们互动起来。王石给了摄影记者一个理由，解脱了自己，只是旁边的冯仑却惨了，一个人正襟危坐，他没有这么个解闷的工具，纵有无数理由也派不出去。
      摄影本身就是个充满理由的过程，即使什么也没有拍到，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所以摄影家的心态很年轻。王石有一次竟顽皮地用数码相机透过水杯向着台上拍，角度当然很刁，为前人所没有，但这能拍到什么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有好事者正想抓拍王董事长的这个细节，却被他发觉，拍摄未遂，螳螂和黄雀相视而乐。
      上一次是互动，这一次是否决互动，都有理由。理由就像女人的乳沟，只要挤，总会有的。
      摄影家寇德卡就有理由，把同样的景物用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拍，终于知道如何达到完美，一代摄影家就是这样练成的。潘石屹自我实现的路径与此大为不同，任何场合都会举起相机，老老少少，边边角角，一概兼收并蓄。一个图的是点，一个图的是面，都试图通过量变达到质变。
      拍摄的对象就是摄影师的营养，每个题材都让他们长大一点儿。

付出：拍摄无极限
好的角度都是用生命的极限换来的，玩什么到最后都是玩命。
      大自然就是无数的照片，自古就陈列在那里，摄影师只不过在合适的地方按下快门而已，但这个地方，或者说一个角度，找寻起来就显示了摄影师的独门功夫。开公司都是一样的，各有各的玩法。
      真有高人。罗红拍贡嘎山，航拍，提前半年计划，借用成都军区陆航团俄制大型运输直升机。飞机一直升高到了5000多米的高空，穿出云层，飞机绕着主峰盘旋，哈苏相机不断地拍摄。但当时气温达零下20多度，严重缺氧。按下快门要屏住呼吸，一次拍十几张，就有好一阵不呼吸，大脑随时感觉供氧不足，慢慢地就会沉沉欲睡，一睡着，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好的角度都是用生命的极限换来的，玩什么到最后都是玩命。在非洲，为了最完美的角度，罗红竟然让飞机侧着身子，像螃蟹一样横着一点点地接近地面的羚羊。企业家在困顿中才会了解真正的生意，也必须在困顿中才会了解真正的摄影。
      所以相机才有资格对人的生命进行解读。遭遇事业和家庭低谷，潘石屹一人闲逛到海滩，没人拍，干脆架个相机自拍吃西瓜，照片洗出后，在后面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无商不“艰”，摄影背后有故事，企业家最不缺的就是苦涩的故事。
      好照片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人可以和它一起生活。因此，焉能为了技术而技术？当年老潘闯海南，没有钱回家过年。无法忍受孤独，就拿起照相机跑到阳台上，看到空旷的街上终于有两个人走过，就拼命把镜头焦距拉近，甚至想跑上去和他们说话。
      老潘玩相机是有历史的，搞摄影他就知道，在每一朵盛开的花朵后面都有绵绵的苦难。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真正面对那些我们在照片中看不到的东西？
      日子久了，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地盘，王石玩高度，潘石屹玩纬度，罗红玩非洲，荒木经惟玩东京。荒木经惟诗意地说：“我和一个名字叫做东京的女人在一个也叫东京的地方走着并常常为她拍照。”拉尔夫·吉卜生说：“我不理会照相机如何看事物，我要它看到我看世界的方式。”只有在自己的地盘上，摄影师才能这样得心应手。
      有人诟病，企业家的摄影是用钱堆出来的，但谁做事都从自己的现状出发，而且照片是最广泛的民主，观众用眼睛投票。我们常常以为好的，其实毫无价值，而那些我们只看一眼就放弃的，却往往把所有该讲的都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