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商业歧途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在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出奇不意，反其道而为之，往往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面对困境，企业家与其在规则之内混浊的红海里挣扎，不如另辟蹊径，寻找广阔自由的蓝海。
      而且，当一个企业家有着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考虑角度和强烈的叛逆性，那并不代表其商业行为也一定要另类。
      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就崇尚各种匪夷所思的东西。他小时候被学校开除过，甚至尝试过吸毒，但最终乔布斯凭着一只小小的苹果撬动整个地球。比如马云，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领域，他以一个电脑技术盲的身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前微软大中华区CEO陈永正，从管着3000多名员工的CEO岗位“转会”到NBA中国这样一家目前只有几十名员工的企业，其思路确实大大异于常人。
      其实，歧途是相对正途而言的。没有为大家所认可的正途，也就不会有歧途出现。如果所谓的歧途走起来比正途还快还好，或者，不走一段歧途就没办法拐上正途，那我们又将怎样看待歧途呢？“殊途同归”四个字既强调结果，又表明前进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只要适合自己，最终一样可以成功。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同样，正途、歧途，能发展企业且合理合法的道路就是合适的道路。
      商业智慧有时候是不需要太多人明白的。
      为此，《英才》特意选取了四位具有商业歧途经历的人。
      由于天际网创始人林本人的直觉——先人一步创业奠定了他今天成功的基础；对珍爱网创始人李松而言，“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工作了”；酷6创始人李善友从搜狐总编辑的高位上跳下来，正是为了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而科宝·博洛尼家居装饰集团创始人蔡明因为“天生惧怕竞争”，所以永远在寻找缺乏竞争的领域，这就意味着——科宝·博洛尼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爱因斯坦的这句话让我们惊栗，也让我们深思。
      当然，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会为了标新立异而去刻意“叛逆”，叛逆也有规则——正如李开复在离开微软时所说，“Follow my heart（追随心的选择）”。
      永远循规蹈矩是没有前途的。寻找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尽管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显得是那么的“错误”。

李善友 每个拐点都偏离正常轨道
口述|酷6网创始人李善友 
      我的人生中有几个重要的“拐点”。在每个拐点处，我似乎都偏离了“正常”轨道，我的选择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放弃了很多让人羡慕的东西，但我得到的却可能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体验的精彩人生。
      第一个拐点是大学毕业时的“弃数学从人力”。当我在南开大学数学系被保送上研究生时，理想的人生道路非常清晰：像我的大多数师兄师姐那样，读研、考托福、GRE、出国留学……但我没有沿着这条路走，而是选择到当时并不很风光的外企去做人力资源工作。虽然摩托罗拉是当时天津最大的外企，却依然无法帮我顺利解决户口、保险之类的问题。我的导师劝我“慎重考虑”，但天性里的冒险因子让我义无反顾。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我是学数学的，但很多初次见面的人会猜我的专业是中文或者新闻，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一直是班长，大学里还是系学生会主席，组织能力和口才都很好。人力资源工作让我的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在摩托罗拉工作得很愉快。
      人力资源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职业生涯规划。我帮别人做规划，也给自己做。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职业目标是：30岁做到人力资源经理，35岁做到人力资源总监。目标对人是有激励作用的，给自己定下目标后，我就非常努力地工作，找出自己的不足，想方设法去提高，一切都是自觉自愿的。1998年，我26岁，到博士伦做人力资源经理，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两年后，我在博士伦做到了总监，提前实现了35岁的目标。
      2000年10月我去了搜狐。当时搜狐正经历着上市、裁员、与chinaren合并等一系列动荡，人事问题极其复杂，我“受任于变动之际”，花了8个月时间建立起了完善的搜狐人力资源体系，绩效评分时，张朝阳给了我AA。当时，我觉得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排全国前十位完全没有问题。
      按常规，我应该一辈子做人力资源，可能以后也会自己创业，做培训什么的。然而，天性使然，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当我在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当我觉得我只是躺在这个平台上享受、这个平台不能再给我更多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要改变。这个时候，我人生的第二个拐点来临了。
      2001年，搜狐的新闻远远落后于新浪，“看新闻上新浪”已经成为共识，搜狐的广告只有新浪的25％。在搜狐高层们开始认真讨论是否要放弃新闻时，张朝阳跟我说：“你去管新闻吧。”那时候，我没有一天做新闻的经验，不了解网络，甚至不知道网易的域名是什么，完全是网络新闻方面的白痴。而新闻中心是搜狐最重要的部门，也是与新浪差距最大的。面对质疑，张朝阳的说法是：“任何事情都是管理的结果，既然他能管好人力资源，也能管好新闻中心”。事实上，他也是在冒险。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2001年10月29日，我以顾问的身份进入搜狐新闻中心。当时新闻中心的编辑士气非常低落。记得有一次开会，我口若悬河地讲了半天，下面的人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都低着头，眼睛里一点儿光也没有，我问：“大家有没有信心超过新浪？”没人回答。过了半天，我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幽幽的声音：“能。”我特高兴：“对对对，你来说说，怎么能呢？”结果那哥儿们说：“除非新浪自己倒掉。”
      这之后的45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把编辑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问他们诸如网络新闻怎么编、怎么起标题、怎么发布之类的最愚蠢的问题，并且抓紧一切机会接触其他媒体的人。有一次跟原《经济观察报》的总编何力聊天，他跟我讲什么叫舆论，他说做媒体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这就像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眼睛一样重要。
      当时大家都认为互联网不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互联网就像超市、图书馆一样，只要东西又快又多就好。当一件事发生，你把别人的报道全部罗列出来就OK了。而我坚持认为，互联网也要有自己的观点。于是我开设了搜狐视线栏目，请一些优秀的记者编辑来写评论，并且把搜狐新闻全面改版，分门别类设置频道、导航条。要知道，当时的网站都是没有栏目的，所有的内容全部平铺下来。那时候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天天晚上做梦都是工作，醒了就赶紧把梦里想到的东西记下来。
      45天以后，12月12日，搜狐新闻推出新版，效果很好。再加上适当的宣传，我们一下子打开了局面。到2006年我离开的时候，搜狐的广告收入已经达到新浪的90％了。
      这45天带给我很大的自信：再难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更可怕呢？
      2006年，当我在搜狐做到职业经理人的最高位置时，我再一次放弃了成功的平台，出来自己创业。在搜狐，我有专车，有很大的办公室，出门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出来创办酷6，就只能在农村租个小平房，现在条件好点儿了，公司搬家了，但我还是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出差坐经济舱还得找打折票。
      一个人身处的位置越高，跳出来的风险也就越大。剪断牵系的绳子，你可能飞起来，但也有可能摔下去。没有多少人敢从那么高的位置往下跳，我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上比很多人大胆。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

林峯 信自己的直觉不后悔
口述|天际网执行总裁林峯 
      我是一个很相信自己直觉的人。也许在别人的眼里，这就是叛逆，甚至是“死心眼”。但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不管周围有多少反对的声音，我都会坚持做到底。
      据我妈妈说，她早就观察到我这样的个性。
      有事实作例证。我父亲17岁就离开上海，先后去了斯坦福、耶鲁、牛津求学。当他在牛津念博士的时候，国内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为了真正重新了解中国，他毅然带着我们全家回到了四川。
      家里的境况一落千丈，父亲每月只拿37元钱。我十岁那一年，外公、外婆送了一个小提琴，但家里有三个小孩，让谁去学呢？父母经过商量，最终决定把这个机会给我，因为他们觉得我能够坚持，想要做好就会把它做好。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想去投行工作，但父母却希望我去照顾家庭的生意。为了做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专门跑到学校来说服我。我虽然心里不愿意，但还是觉得有这个责任。
      就这样，我的职业方向从投行转到了IT，主要是从事传统IT的东西，卖硬件、软件。虽然我自己也尽量地去学习这块业务，但因为始终没有热情，公司的业绩也是很一般。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两年半，终于有一天我决定离开家族事业，重回斯坦福大学去读书。一开始，父母很难接受，但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他们发现了我的决心，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在读什么专业上，我们又产生了分歧。父母是希望我读MBA，我却想读比较哲学。我一直是一个在心灵上比较活跃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来人世间，人生为何而来，为何而去”，这样一些看似很泛泛的人生疑问困惑着我。我不想等到退休之后才去思考这些问题。
      最终，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走。因为我发现，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每次是因为听别人，而不是听自己直觉的，基本上都会后悔，哪怕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26岁那年，我再次回到学校。哲学就是这样，了解越深，未知的也越多。但我对于自己的人生逐渐找到一些方向。
      2004年底，在经历第一次创业失败后，我创立了天际网。2003年在美国成立的Friendster所掀起的SNS(社会网络服务)热潮已经逐渐在消退，到底社交网站能做多大，能不能有收费模式，这样一些不确定性使VC已经不太看好SNS网站。
      我和周围的朋友聊，支持我想法的也寥寥无几。记得当时的新浪CEO汪延对我说，建议我还是找年轻人、年轻市场，职业人士他们（新浪）也很想做，但是太难做。
      但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有点儿逆向，大家都看好，甚至看透的东西，我没有兴趣去做。1999年，我参与创立的Q点网，针对的就是年轻人，围绕着音乐做个人社区，也就是今天的Myspace。当时我们看到网民自我表达的需求，还创造了一个产品，叫PSBB，也就是今天称之为博客的东西，2000年时已经有100万用户。
      尽管Q点网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又碰上上一轮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我们失败了，但是我固执地坚信，只要找到需求，能够解决这种需求的方法才是真正的创新，尽管它一开始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像Google的创业者一开始也没想到能做到今天这么大，当时雅虎等都认为搜索是已经结束的一场战争，每个公司里最好的人都抛弃搜索转做其他。但Google相信搜索在互联网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自己能做出更好的解决方案。Youtube刚出来的时候，也没谁会想到视频网站会这么火爆。
      职业人士没有沟通需要吗？他们的需求比任何人都多。尤其是国内的职业人士，他们缺少父母、朋友、学校这些资源。
      我看到身边已经积累了很好的人脉，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维护，原本很熟的同事、朋友，因为三五个月没有联系，关系渐渐丧失。
      或者是在某个聚会场合，换上一大堆名片，一旦没有及时发邮件，即使聊得挺投机的朋友也很难转化成现实的关系，但很有可能双方都是期望保持联系的。
      所以，当我2004年末再次创业时，虽然中国的互联网还很年轻化、娱乐化，但我还是决心做职业人士的市场。这就是真正的创业者和VC的区别。创业者会看到三五年后的市场，VC看到的是这个模式是不是已有成功的先例。
      （整理|本刊记者 王颖）

李松 创业是一件浪漫的事
口述|珍爱网董事长兼联合创办人李松
      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13岁那年，刚能歪歪扭扭地骑上自行车，我就一个人从苏州城里骑到郊区，行程有100多公里，当我精疲力尽地骑回家，已是深夜。
      可能在我内心里，总有一种跑到远方的冲动和愿望。所以当我长大后，我曾经在世界各地居住和工作，纽约住了八年，香港住了十年，伦敦、新加坡等地也都住过数年。
      每到一个城市，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它的历史博物馆，在一件件的文物和古迹面前，我仿佛时空穿梭地回到过去。我还喜欢在陌生的城市里步行，细细地打量它的各个角落，了解它的传奇故事，品味它的历史和文化。
      书店我也是一定要去转转的。读书我也喜欢历史类的，尤其是传记，小说我几乎从来不看，因为我只读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不太喜欢想象中的东西。
      在纽约读博士的时候，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到中央公园，找一家咖啡馆，买一杯咖啡、一个法国面包，手捧一份周末版的《纽约时报》，细细地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
      我还喜欢寻找这些城市里的老字号。我第一次去北京时，就问北京人，能不能带我去一家百年茶馆喝茶？结果很失望，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而在国外却经常有这样意外的发现。有一次，我在意大利罗马看到一个咖啡馆，上面写着它建于1741年。我曾经读到一位在上海居住的美国人的文章，他是芝加哥人。记者问他是否怀念芝加哥？他说自己最为怀念的是，现在回去还能找到自己小时候玩耍时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咖啡馆，在上海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一个城市对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你在一个城市长大，找到一个地方，它是你的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你的城市，需要一个集体的回忆。由于没有对一个城市的最深层的完全认同的地方，我经常会迷茫，哪个城市是我的城市。
      在生活中，我喜欢寻找过去的印迹。在工作上，我却喜欢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无论生活还是工作，我都是一个随性的人，就像我崇拜的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东西，“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后，你就不要再工作。”
      1982年开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分子遗传学后，我才发现过去我把遗传学浪漫化了，从事了一段时间家禽基因的工作，我转向了金融，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后去了投行工作。6年前，我又投身互联网的大潮，创办了讯龙科技，现正在做的婚恋交友网站珍爱网已是第二次创业。
      我从事过三个行业：遗传工程、金融工程、互联网，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在原理上都是一样的。遗传工程是将不同组织细胞的基因切割，安装新的基因到新的生物产品；金融工程，是将各国的债券投资组合重组，批发卖出去；互联网是先到门户网站买广告，把未细分的用户细分为目标客户，通用增值服务，把自己的广告卖出去。
      但遗传工程需要整天与实验打交道，投行是一种工作本身和目的都是金钱的职业。只有互联网这个每天都在变幻的行业里，我每天都会热血沸腾。
      创业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今天可能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接着和投资人沟通，说服投资人。第二天租下一间简陋的工作室，雇来第一个工程师。过了一段时间，有客户开始付钱，再过一段时间有人愿意付更多的钱把公司买下。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曾经利用周末的时间，在香港大学连续上了两天的电影制作课程，由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教授怎样写剧本。
      如果以后有时间，我想拍一个电视连续剧，关于19世纪后半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的故事，比较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整理|本刊记者 王颖）

蔡明 叛逆是一种生活方式
口述|科宝·博洛尼家居装饰集团创始人、CEO蔡明
      2001年，我跟法国的桌布大王聊天。她问我：我做桌布做成了世界第一，还能跟谁学呢？我回答说：跟服装学啊。
      这话不是简单说说的，也启发了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开始系统地研究生活方式，还组建了一个智囊班底，包括人文学家、媒体人士、国外设计师等，经常在一起碰这些事，而且给了我不少启发，出了不少成果。
      人家可能要问，你做家居装饰的，为什么要跟服装业学呢？我觉得首先是看它的店面，怎么设计装修的。再有，我们系统地研究了意大利顶级时装品牌Armani（阿玛尼）的发展经历，并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战略：怎么才能成为世界一线品牌？甚至，怎么才能成为上流社会、媒体以及社会批评家的话题？整个这一套时尚界的玩法，我们都搞明白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售卖高端生活方式，恰恰国内公司少有人在研究这些，所以，我就打包卖这些东西，对生活方式的理解，这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你说我叛逆也好，另类也好，有一点是我们非常坚持的，就是我们从来不做简单的事。做简单的事，你可能会跑得非常快，但你不能保证没人追得上你。我天生惧怕竞争，所以要找一个缺乏竞争的领域，要永远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舒舒服服地生活。
      我们一直在思考行业发展的根源，中国除了制造优势还有什么？我们曾发起过“为中国设计”的项目计划，就是基于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设计，从全球7个国家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8位顶级设计师，共同参与这个项目，让更多的设计师关注中国，让更多的消费者意识到设计的重要，同时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我们应该为设计买单，这是作为社会公民的所有中国企业家的责任。这更像是一个实验，希望它能成为中国设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整理|本刊记者 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