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一次在纽约街头的张望，让赵晓有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美国市场经济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不同，在于诚信体系上的差异。
善于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切入社会经济领域里最要害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赵晓。20世纪90年代初的增值税改革，他的一篇报告，影响了朱基的决策；1997年，当政策依然致力于防止通货膨胀时，他第一个提出中国出现通货紧缩迹象；进入新千年后，他的关注点落在了民众关心的房地产市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收入，第一世界的房价。”
地产良药？
政府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
不过，这几年在学界但凡跟房地产沾点儿边的学者，都难免落下骂名。道理很简单：房价问题太受关注了，牵涉的利益面又很广。赵晓也不例外，他被另一些人评论为“一只变色龙”。
这个称谓显然是来自于赵晓在不同场合对房价问题发表的两个看似相矛盾的观点。其一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至少10年的发展机会，目前说房地产面临拐点为时尚早；其二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病态市场，早晚会出问题。
其实，这两个看似相左的观点，赵晓有着更深层次的解读。
“之所以说房地产市场还有10年发展机会，是相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言，国人对房屋的需求依然旺盛，但并非意味着所有房地产公司都有好的发展机会。而房地产市场的病态，则是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产权问题的缺位而产生的。”
赵晓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获取政府收益的方式来加快进行。但这种做法是以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与财富损失为代价的。通俗地讲，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左手向农民要地，右手向市民要钱。”
在赵晓看来，政府是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我们不能学香港和新加坡。他们之所以建立保障性住房，原因是这两个地区都面临人多地少，资源极度稀缺的现实。”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独立都是高兴的，只有新加坡是哭着独立的，是被马来西亚踢出去的。政府管制在什么情况下最有效？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时候。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情况有点儿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个人多住一套房，另一个人就没房子住。中国大陆的情况不一样，没必要向他们学习。”赵晓说，中国的情况，通过产权改革完全可以解决。
虽然坦言自己尚没有构思好具体的产权改革方案，但赵晓更相信，“许多改革都是探索出来的。如果用两年时间，让各地去探索和实践，那么好的方案就会出来。”
向朱基谏言
实际上，早在北大读博的时候，赵晓就在改革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谏言角色。
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之后，赵晓就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来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录取通知书，另一个来自国家经贸委。
赵晓选择了延迟一年读博，先去了国家经贸委做研究。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增值税的改革，内容是把以前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措施废除掉。
赵晓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模具这个市场具有其特殊性。首先，这个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大，许多产品都是靠模具生产出来的。模具的发展情况，影响着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业的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从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时间。如果这个行业的发展完全靠市场调节，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断档，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通过对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研究，赵晓发现，在这些国家，模具行业是受到政策保护的，模具行业享受了包括减税在内的许多优惠政策。于是，在赵晓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了对模具行业的铸造件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时任经贸委副主任的朱基看到赵晓的报告，非常赞成，便将赵晓的建议变成了国家的一项新政策。
关注制度问题
临着“海归”派的挑战，不少人担心“土鳖”经济学家未来还能有多少话语权。
对于自己的建议经常能被政府采纳，赵晓也认为自己很幸运。1998年，他与易纲合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已现通货紧缩迹象，引得国外媒体纷纷转载，后来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十年过去了，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赵晓又发表了《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文章。文章认为，1998年和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着三个明显的相似点：一是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二是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三是都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
与十年前相比，赵晓认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形象的说法是“有了移动打靶的意识”。他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调控得好，把握得好，保持高速增长的机会依然很大，从而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加快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步伐。
从宏观经济到房地产问题，一路走来，赵晓关注的都是制度问题，制度怎么样设计是公平的，怎么样设计是有效率的。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公共意识。”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赵晓如此评价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意识源自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赵晓是1984年进入大学的，作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赵晓和他的大多数同学没有职业理想、职业规划，有的只是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
寝室里夜谈的内容，也是国家如何能够富强。很显然，这个问题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解决。不过，赵晓却通过思考读了很多相关的书。之后，三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经历，更是让赵晓迷恋上了经济学，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
在确立国内第四代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同时，赵晓也面临着“海归”派的挑战，不少人担心“土鳖”经济学家未来还能有多少话语权。
赵晓好像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早在听林毅夫教授讲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时候，我就知道人与人相比，也是各有各的比较优势。”赵晓说，在经济学领域，“土鳖”在对中国问题的感受上起码要比“海归”深。
“国外很多人请我去讲课，瑞士银行也请我去讲课。他们就想知道原汁原味的中国，没有受华盛顿影响的中国。”赵晓说，“这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