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这个道理几乎被所有古老文明以不同的故事讲述。它同样适用于那些为事业而走到一起的创业伙伴。
还有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创业的兄弟其实就是一个用来装水的桶，而个人则是组成水桶的木板。木板只有紧紧地抱在一起，水才不会漏出去。而且，木板与木板间，无论是材质或长短，都不能有过于悬殊的差距。差距过大，要么是因短板水会马上流出，要么是因其中一块材料腐烂而漏水。
名言和比喻过于理性，仿佛只有设立好标准，创业者才能够寻找合作者、再开始创业似的。其实，在本刊的采访中，创业中的感性成分居多。两三个人的团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一个想法、一个信念。理性代替不了感性。事业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感情则是维系运转的纽带。对正处于创业期的企业，恰到好处的私人情感并没有坏处，有时更是事业发展的催化剂。
与普通职场中的情感相比，创业中的“伙伴”情没有过多的计较与患得患失，多的是几分纯洁与简单，少的是对利益与权力争夺。那种兴趣、默契、相互欣赏与鼓励，是在别的地方绝少能感受到的。面对今天的事业，他们好像并不是战斗在尔虞我诈的商场，而是重新回到学生时代，与自己最贴心的同桌或上铺共同在游戏中闯关。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创业初期的任何一种称呼，到最终都会演变成“兄弟”这个词。“兄弟”几乎成了这组被采访者口中表述创业伙伴的统一代名词。
这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兄弟”这个称呼所表达情感最直接，也最准确。
在他们心中最难忘，也是最割舍不下的，就是来自创业的荣辱与共。
合伙创始人：我的投资人蒋锡培
他容忍了我两次失败
口述|北京天海川媒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燃
虽然前两次的创业经历都不算成功，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到蒋锡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我，跟他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像是那种忘年兄弟。事实上，他的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年上大四，但他让儿子管我叫叔叔。
2002年，我还在上大学，偶尔在一次电视节目里看到蒋锡培。那是我第一次关注财经人物。他看起来憨厚，说话朴实，我觉得这在商界是少见的，一下子记住了他，并开始关注他。
毕业后，我做记者，机缘巧合，在一次小型专访中采访了他。当时蒋锡培还不是很有名，其他几个记者都不太知道他，而我因为一直关注，对他了解比较多，跟他聊得很开心。
那时候，蒋是第一批当选“十六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清华学生会想邀请他做个关于“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演讲。那次是我牵的线，演讲很成功。之后，我们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他邀请我去他们公司参观、约我去三亚度假……一个是数亿身家的大老板，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我们的关系却越来越融洽。
工作一年之后，我萌生创业的想法。当时我比较看好电子商务的前景，正好有一个相识的清华师兄在做网上书店（蔚蓝网络书店）。那时他已经做了四五年，有了一定的基础。而我是想把那个书店买下来，但是没有资金。想到融资的时候，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锡培。
我把做好的商业计划书拿给他看，他很感兴趣。记得我们从晚饭时一直聊到凌晨两点。虽然当时蒋对网络的了解不多，但他相信我，也看好电子商务的前景，于是决定让我着手组建团队、完善计划，只等远东集团开项目审批会的时候去提交。
过了两个星期，我如约参加了审批会。会议计划从8：00开到12：30，原定讨论3个项目，每个项目一个半小时。结果我从8：00一直讲到12：15，一个人就几乎占用了全部时间，只给另两个项目留了15分钟。参会的20多个董事、监事和专家问了我很多问题，看得出来，他们对项目的质疑很多。
当天下午，董事们开会商讨投资决策。从14：00点一直到19：30，我在宾馆房间等得有点儿忐忑不安。终于，会开完了，蒋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去吃饭。我们两个人坐在远东集团空荡荡的食堂里，他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粥。我想，他下午一定经过了激烈的争辩。
最终，我原计划的500万融资额没有通过，但蒋说服董事们先给我投100万。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虽然是以远东集团的名义，但我知道他一定顶了很大的压力。
这里要提一下，为了防止高管分心、影响主业，远东集团有规定，所有高管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投资。
说实话，如果现在我处在他的位置，要给一个初出茅庐、学生气未脱的创业者投资100万，我也会有很大顾虑。
2004年底，我们的项目陷入困境，创业团队里有一个人得到心仪已久的深造机会，去了香港，只剩下我和另一个伙伴。
有一天，蒋锡培来北京开会。以前，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找我，正好那天我有事情，就让我的那个伙伴去陪他。第二天，当我送蒋去机场的时候，他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高燃，公司遇到这么多困难，你一定要挺住。还有你的伙伴，回去跟他好好聊聊。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回去一问才知道，那个伙伴对我们的项目已经没有信心了。当时，正好他女朋友在做另外一个项目，他昨天跟蒋锡培在一起时，一直在说服蒋投资他女朋友的那个项目。当时我真有点儿措手不及。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最终大家好聚好散。
我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告终。但这个过程中，蒋锡培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让我非常感动。项目失败，他没有埋怨过一句。那年春节，他还邀请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去泰国度假散心。但当时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思，有点儿心灰意冷地准备回老家过年。
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同乡、清华同学邓迪，了解到他正在做的P2P项目，于是带着第一次融资剩下的六七十万跟他们合作。这次的项目，蒋前前后后又投资了几百万。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我在2006年底，Mysee处在发展高峰的时候，又离开了。
这两次比较“失败”的创业经历的确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值得庆幸的是，与蒋锡培的相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收获之一。
最开始，我们之间是一种互相欣赏的关系，有点儿像“伯乐相马”；之后，他一直无条件地信任我、支持我；当我慢慢获得了很多荣耀和光环，他又像一个长辈那样告诫我，要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情。
蒋还教了我很多东西。他觉得商学院的EMBA学习会对我有很大用处，但我不符合“8年以上工作经验、5年以上高管经验”的要求，于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推荐信，几次找了长江商学院的院长和招生办主任，终于让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远东集团的高管很多都有奔驰、宝马、奥迪，但蒋的车用了10年，从来没换过。有好几次车坏在半路，他还自己去推。每次来北京，他都是打车。前两年北京的出租车价格有两种，他也总是拣便宜的坐。出差在外，不管多晚，每天睡觉前他一定会给老婆打电话……这些细节对我的做人做事理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蒋锡培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我的阅读量很大，每天看很多东西，这里面有些是他不知道的，所以他也会经常参考我的意见。我现在的成就远远不及他，但在平常的相处中，由于顾及到我的感受，他反而常常成为弱势的一方。
相逢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我想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碰到了一个知己型的好兄长。
（整理|本刊记者罗影）
合伙创始人：高中同学史文勇实验室师弟邹仕洪
一起穿越“死亡谷”
口述|网秦天下CEO林宇
网秦最初有三个创始人：史文勇、邹仕洪和我。史文勇是我的高中同学，而邹仕洪是我同一个实验室的师弟。
2003年，我在北邮网络和交换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来自诺基亚的手机专家访问实验室，他提到未来智能手机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触动了我，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领域的潜在机会。于是，我萌发了创业的想法，找来了史文勇和邹仕洪，有了网秦前期的研发小组。
那时候，我们都刚毕业不久，没什么钱。2005年，“网秦天下”公司正式成立，当时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还是借来的。钱很快花完了，我们又各自向亲朋好友借，凑了100万，撑了几个月；之后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对通信产业非常熟知的天使投资人，融了100万元左右；在天使投资快花完的时候，我们又幸运地拿到了信产部的一笔发展基金……就这样，网秦慢慢熬过最艰苦的阶段。事实上，网秦是到了2007年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之前的日子都很艰难，每次融到资之前，网秦就会经历一个“死亡谷”。就像华为的任正非说的那样，一个公司没有“死”过几次，是很难有大作为的。
令我欣慰的是，每次碰到困难，核心团队的三个创业伙伴从不互相埋怨，大家都心甘情愿付出全力，帮公司渡过难关。
记得2006年“五一”长假前，我们策划了第一次推广活动：与大中电器合作，凡在大中店里买智能手机的用户，都能得到网秦赠送的一张产品免费体验卡。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对于刚成立不久的网秦来说，这是有效提高客户认知度的办法。
按照大中的规定，即使是这样的免费促销活动也是要付费给店方的。当时网秦资金太紧张，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怎么办呢？只有软磨硬泡。找到大中电器相关负责部门的经理，一直跟他磨了两个多月，对方终于被我们的诚挚与坚持打动了，相信我们几个小伙子把事业做好的决心，同意了我们的促销活动。
没想到，到了“五一”这一天，我们发现，许多大中门店里根本没有我们的促销卡，估计是漏发了。而且，“五一”是大中的黄金销售时间，大中门店里的员工一个个都忙得团团转，各个厂家的促销品太多了，指望他们处理这个问题，很困难。没办法，我们三个人只好齐上阵，自己跑到仓库，去把东西拿出来，再一一送到那些漏发的店里去，还说服那些门店的经理让我们自己派发体验卡。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非常多，任何一个创业公司都会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所有创业者都会面临相同的困境：只有有效地证明了商业模式，风险投资人才可能给你钱；但没有钱，你又几乎无法证明自己的商业模式。所谓创业，就是“doimpossible”，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你拥有的资源和你希望达到的目标距离太大时，只有靠超常的头脑和过人的努力，才能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最大的效率，才可能赢。
创业的过程中，我们团队之间也会有争论和分歧，这很正常。要是大家的想法全都一样，那也许更危险。每个人获得的信息、考虑问题的角度、对事情的预期不一样，分歧就因此而产生，但这常常是综合决策中必须经历的过程。
企业每天都面临选择，选择常常是痛苦而艰难的。2006年底，逐步开始有风险投资机构关注网秦，这时候就面临选择的问题：选哪家不选哪家？现在接受投资还是等待更好的时机？等到2007年快速发展阶段，又面临业务扩张的问题：到底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迈多大的步子？
幸运的是，网秦团队在创业前都彼此充分信任，我们拥有接近的价值观，大部分分歧最终都能通过沟通协调达成一致，避免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三个人，从最初的同学发展到现在的合作搭档，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业历程，互相之间的信任感、认同感在不断增加，也更加懂得互相包容。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大家都能共同担当。网秦提倡的文化就是“简单、可依赖”。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公司与伙伴客户之间，都互帮互敬，工作氛围非常好。
现在的网秦，由我来担任CEO，史文勇负责公司运营，邹士洪分管研发。在今年搬到新办公楼之前，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有什么事随时沟通。遗憾的是，工作太忙了，一起玩的机会不多。
网秦暂时解决了资金方面的问题，但仍然充满危机和挑战，我们丝毫不敢放松。比竞争对手更可怕的敌人常常是“自己”。
（整理|本刊记者罗影）
合伙创始人：同学的同事吴世春
一条短信开始的合作
口述|北京酷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华
我和我的COO吴世春创业合作，完全是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至今，我们的酷讯网还不乏有一点儿“玩”的成分在内。正是由于把兴趣作为出发点，我们的创业经历才没有过多的纠纷与冲突，少了一些芥蒂与挂碍。
我们相识是在2005年。因为我的一个本科同学在百度工作，与吴世春是很好的同事，在一次项目合作中，我们认识了。随着接触的增加，我们多了几分认同感。
吴世春比我大一岁，毕业于吉林大学，也是一个很强的技术派。他1999年来到北京，2001年到2004年在百度工作。后来，他从百度出来，自己创业。
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北大读的计算机相关专业。2004年毕业后，我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
2005年春节，家在广东的我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壮观的“春运潮”。为了能买到火车票，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程序，希望能到一些一般人不去的论坛中“扒”一些二手火车票的信息。年底，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我做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原型系统，功能包括查阅网站上的火车票信息和信息订阅。系统原型做完后，我发送给很多人试用，其中就包括时任TQ公司CTO的吴世春。
看到这个系统原型，吴世春随即给了我一个反馈，认为“这个系统挺好”。从这个短信开始，共同的兴趣把陈华与吴世春两个名字统一在了同一个搜索引擎之下。那个短信后，我们决定一起来做大这个搜索引擎。
经过讨论，我们统一了认识：订阅的形式太高端，普通人很难接受。搜索引擎才是未来的王者，这个创意如果做成搜索引擎，它的价值会更高。于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2006年1月1日，我和吴世春一起把这个搜索引擎弄上线，做成了我们的第一个产品——火车票搜索。
整个1月份，火车票产品的流量快速上升，我们马上意识到：光做火车票肯定是不行的，应该立刻拓展我们的产品线，打造一个有发展价值的概念。于是，我和吴世春很快分了一下工：由吴世春给搜索引擎增加简历搜索、职位搜索、租车搜索等几项功能，我则把精力集中在火车票搜索、房产搜索和系统架构等方面。
到这时候，我和吴世春还没有把酷讯看成一项事业，更多的是停留在兴趣的范畴，后来才了解到，从上线初期，我们就已经被风险投资关注了。
2006年春节，我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收到吴世春发给我的短信，内容是安排约见红杉资本的人。这时我们才真正考虑：拿风险投资，把公司弄起来。
即便如此，在拿到第一笔融资之前，我们仍是各自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全部投入其中。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初“玩”的心态——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件事太当真，只是觉得有兴趣做，至于回报、融资都没有想太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兴趣优先”，我和吴世春的心态都很平和，除了简单的股权约定外，没有人过多关心工作与兴趣之外的事情。
3月11日，我们拿到第一笔融资。于是，我回微软辞职，吴世春离开原公司，两个人全职投入酷讯。我们共同的创业生涯就此正式开始。
我和吴世春的合作属于一拍即合型，多少有一些偶然的成分，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因为在我看来，创业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弄好的，有时比选老婆还要难。做酷讯这个项目，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刻意去安排、规划，我也没有设定什么合作伙伴的标准，基本是遇到什么状况就按什么状况去解决，随遇而安。好在，我们的性格没有太大冲突，所以，我们的合作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
从创业正式开始，我们玩的心态一下子转了180度大弯。公司的事务变成了我们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每天，我和吴世春基本在早上9：30前到公司，晚上一般是9点左右下班。在这12小时中，我和吴世春面临着诸多纷繁琐碎的事情。好在，从创业开始，我和世春的分工就比较清晰，很少有交叉。
能愉快合作到今天，是因为我们从始至终都在坚持一点：那就是相互信任与尊重。
为此，两个人的磨合与沟通很重要。尽管我和吴世春从相识到创业，并不像其他的合作伙伴那样关系紧密，但我们多少对对方知根知底，其间更经历了大概七八个月的磨合。我认为，那种双方完全不认识，只是觉得这个人强，那个人强，就把两个人堆在一起做事情的拼出来的团队其实很危险。创业过程中伙伴间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到现在也不算少。
创业初期，我们共用一个办公室，两个人的办公桌对着，有问题都是直接说。相互间一句话、一个解释、一个建议，大量的问题还没有等外人看见，就被我们面对面地解决了。后来，公司壮大，我们的办公室分开了，又有了新的随时沟通的方式——午饭沟通法。于是，在午饭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迎刃而解。
而且，经常在一起吃饭，还能够建立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作决策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不用临时交流，就随时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
用“事业伙伴”这个词形容我们的关系非常贴切。而在个人的情感上，我们虽然没有同学的经历，但是创业两年多来，我们彼此同学的感觉逐渐加深。可能跟同属一个圈子有关。
没事的时候，我们也相约着去爬山、去喝咖啡、去参加一个名叫“逐鹿同学会”的圈子聚会。但是，这些聚会最终大多会从休闲转变对技术或对工作的讨论。唯一例外的，就是吴世春钟爱的打牌活动。作为他的看客，我们在这时可以不用沟通公司的事情。
（整理|本刊记者张军，实习生李光照）
合伙创始人：大学同学张雷、赵凯
“维基兄弟”
口述|译言网创始人赵嘉敏
我和张雷是清华大学91级自动化系的同班同学，赵凯是91级计算机系的。三个人中张雷外向、开朗，赵凯偏技术，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属于“极客”一类，我则比较内向。读书的时候，我和张雷称不上关系特别好，赵凯我都不认识。
我们三个在美国硅谷的时候，都在IT公司工作，过着相对悠闲的生活。但在我们的内心，始终涌动着创业的理想，常常在一起讨论可能的创业项目。
如何消除中美之间的信息鸿沟，一直是张雷的心愿。
张雷在美国求学的时候，父亲被查出患上淋巴癌。远在美国的张雷不能守在父亲身边，只能每天发一封邮件安慰父亲。不久后，父亲病逝。这成为张雷心中永远的伤痛。
几年后，张雷在一次漫无目的的英文网站上搜寻时发现，淋巴癌其实是一种治愈率相对高的疾病。但当他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父亲已去世十年。
于是张雷给我打电话，提议做一个翻译类的博客，将IT、互联网、风险投资等和创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于是，2006年7月，我们三个就创立了一个叫“言多必得”的博客，也就是现在译言网的前身。
美国《连线》杂志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早在2004年就提出长尾理论，但我们2006年在百度上搜索“长尾”时，排名第一的结果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尾林”，根本找不到它的中译。
于是，2006年底我们将《连线》上的《长尾》这篇文章进行了翻译，直到现在，这篇译文在百度和Google上的“长尾”搜索排名始终排在前五位。
其实，当初做那个博客，并没有想到未来能进行商业化运作，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可行性比较强的想法。我们希望通过提供这些信息，延展大家对互联网、IT公司商业模式的思考。
最初的译者只有我们三个人，一人每周至少翻译两篇文章。没多久，居然有网友主动提出愿意加入，这让我们逐渐看到它的前景。2006年12月，译言网正式上线。
从一开始，译言网就希望走国际路线，它既有中文网站，也有英文网站。但因为觉得中国人从美国那里获取信息的需求更大，中文网站成为我们的重点。
既然决定正式创业，就不可能三个人都在美国呆着。我们都属于大龄创业者，同级的清华师兄中已经出现了慧点科技、百合网这些成功的创业公司，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最终，我给了自己两年的期限，带着全家回到国内，创业资金为100万元人民币。去年11月，我们翻译出版了《从零到百亿：Facebook创业故事》，作者是译言网，它是我们译者集体合作的结果。
今年3月，我们开发了维基平台，这是一种多人协作的写作工具。上线的头两周，一下子就发展了《时代》周刊封面等十个项目。但因为协同翻译，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到5月，才发展了300个维基平台的注册用户。
没想到，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却一下子激发了用户的责任感和公益心。张雷第一时间从美国国家紧急救援局网站上找到一份《地震搜救手册》，放到译言网上，5月14日翻译完成。周末（5月16日）这一天，我们的维基平台的注册用户就增加了300人。
通过这次实践，我们发现，在公益事业上比较容易将维基精神发扬光大。目前，译言网更多的还是个人直接发帖。
辞去工作后，张雷现在在家办公，他的任务是与美国的大公司、机构接洽，像Google就对我们比较感兴趣。赵凯还在原来的公司工作，算是兼职创业。国内常常一提到创业兄弟，就是充满了感情色彩，我们三个在这方面则淡一些，是真正地搭帮一起做事情，属于团队合作式的兄弟。
我们的目标是，到今年底，实现当月收入平衡，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整理|本刊记者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