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人物中，季札大概是最让人觉得亲切的一个了。很多古人活在自己的时代，活在历史舞台上，只有季札一直活在我们中间。他就像是我们的兄弟：一个知书识礼的公子，一个侠骨柔情的男儿，一个忧患、慈悲、优美又壮观的男人。
在历史学家笔下，季札是一个圣人、贤者，充满了神话色彩。而在现代人看来，季札不仅是一个先知，更是一个文明的灵馨儿。自季札以下，到公子屈原、公子曹植、公子纳兰，这样的文明人格代不乏有。但似乎只有季札，把圣贤、先知和青春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季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三次让国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此传奇，以至于荒诞。
春秋末年，吴国开始强盛起来。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亦称夷昧），季札。季札最小，但寿梦认为四个儿子中季札最贤，想将王位传给他。于是，公元前561年，寿梦临终前给四个儿子制定了一条传位原则：传弟不传子。希望通过兄弟之间的传承，最终让最小的季札当上国君。之所以制定如此古怪的原则，是因为寿梦了解他的儿子都是孝子，只是没想到他的遗嘱让他的几个儿子展开了一场“死亡竞赛”。
寿梦的丧事刚完，大哥诸樊就要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拒绝了。他举出曹国公子的故事来说明自己守节的志向——曹宣公死的时候，儿子争位，太子被杀，诸侯和曹国人就要立子臧为君，子臧通过离开曹国的办法，才使大家的计划没有实现，从而成全了曹成公。当时的君子贤达称赞子臧，说他“能守节”。现在诸樊做国君，天经地义。季札坚称愿意效仿子臧，而不失掉节操。
诸樊态度坚决，要立弟弟为国君。但季札的态度更坚决，他抛弃家室，去种地隐居。这是季札第一次让国。
诸樊见这一办法失灵，就下决心早点儿死掉。于是，他亲自带兵打仗，存心要死在战场上。十三年后，他如愿以偿，在一次胜仗中，诸樊被敌人射死了。
继位的余祭也一门心思要早死，好传位给季札兄弟。果然，由于好勇轻身，余祭很快被人杀死。三公子余昧此时再次请季札即位，终因拗不过季札，只好自己即位。这就是季札第二次让国。
当了四年国君，病死前，余昧重申寿梦遗命，要传位给季札。这一次，季札深感无法推托，索性一走了之，躲了起来。结果，余昧的儿子僚继承了王位，季札这才复出并协助侄儿处理朝政。但僚的继位引起了诸樊的儿子光（即阖闾）的不满。他认为，自己才是正统，即便叔叔季札不做国君，国君之位也轮不上僚。最终，他设计杀死了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王僚的故事。阖闾夺到王位后，又假意推让，季札再一次拒绝了继承王位。
这三次让国的故事真假参半。但无论如何，季札做到了不爱江山社稷。三代以来的中国先人，除了传说中的许由、务光等人外，季札是第一个看轻社稷、名位的人。
这一现象在当时就被分析：公元前542年，吴国的使者屈狐庸到晋国聘问，晋国的执政大臣赵文子问他：“季札最终会立为国君吧？诸樊在巢地死了，余祭被人杀了，命运似乎为季子打开了做国君的大门，对吧？”屈狐庸回答：季札不能做国君。“季子，守节者也”，即使把国家给他，他也是不肯做国君的。
显然，如此理解季札只是停留在浅层面上。其实，对先知来说，生活优渥、贵族血统，以及东方文明的发展给了他一颗敏感的灵魂。他像印度王子一样感受到了生老病死之苦，不仅如此，三代之盛在季札生活的春秋时代已是如烟往事。礼乐崩坏、时代让位于暴力争胜、民族老大，置身于其中无不卷入勾心斗角的斗人场中。季札想要的，无非是保持一种青春个性、人生梦想而已。
公元前544年，余祭当国时，季札奉命出使中原各国。这位先知跟中原各国的一流人物一见如故。他喜欢鲁国的叔孙豹、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并且几乎比那些人物自身更了解他们的命运。
季札喜欢叔孙豹，他准确地预见到了后者的命运——不得善终。六年后，叔孙豹被活活饿死。
季札喜欢齐国的晏子，同时也看到好朋友的灾难。他对晏子说：您赶快归还封地和权力吧，这样才能免于祸难。齐国的政权，将要有归属，没有得到归属前，祸难不会停止。果然，很快，名满天下的晏子只能站在权臣门口抗议，后来晏子通过陈桓子归还了执政大权和封地，因而栾氏、高氏的祸难逃脱了。
季札送给子产厚礼，并为子产分析郑国的国情：“郑国的执政奢侈，会出事的，最终执政大权会落在您身上。您执政了，要慎以礼来处理事情，不这样，郑国就会衰败。”这一预言也实现了。
季札到卫国，喜欢史狗、蘧伯玉、公子朝、公叔发、公子荆等人，他评论说，卫国的君子很多，没有什么灾祸。
季札从卫国到晋国去，准备在卫国的戚地（今河南濮阳）住宿，那里是卫国执政大夫孙文子的地盘。季札在那里听到钟鸣乐声，感叹说：奇怪啊。我听说，跟人争夺而不修德行，肯定要遭到杀戮。如今卫国的国君还没有安葬，这个人就开始娱乐，就像燕子在帷幕上做巢，害怕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快活的呢？季札连夜离开戚地。强悍的孙文子听到别人转述季札的一番话，至死不听音乐。
季札到晋国去，见到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人，很是喜欢。季札预言说：“晋国的政权大概聚集在这三家了。”他见到叔向，也一见如故，离别时，他对朋友说：“您勉力吧！您的国君奢侈而优秀的臣子很多，大夫都很富有，国家政权要落到私家。您喜欢直言，一定要考虑自己免于祸难。”
这些对人物、国家命运的预言几乎全部应验。不仅如此，季札以旁观者的立场还对中原文明的一流人物做了这样的评价：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
据说，以圣贤自任的孔子都对季札敬重不已，季札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特派学生子游持自己所作书简前往凭吊。孔子感叹：“呜呼有吴延陵君子。”大史学家司马迁则说：“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陈情赠友人》中写道：延陵有宝剑，价值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李白在此处提到的是季札挂剑的故事。在季札出使北方中原诸国时，他路过徐国，跟徐国的国君相谈甚欢。季札所佩带的一把宝剑很让徐君喜欢，但徐君一直没有开口表示。季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就想在完成使命回国路过时将此剑赠送给徐君。当季札从北方返回时，徐君已经去世，季札到徐君墓前祭祀，祭毕则解下自己的佩剑悬挂于墓前的树上飘然离去。
这一种风谊高义引起了后人长久的追慕。大美学家朱光潜则从季札的这一件小事中阐发出绝美的人生意义，并在《人生的艺术化》中写道：“季札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
季札的同时代人，后世人，都在认知华夏文明以力征服、王霸杂用的威权下，感受到季札人生的某种魅力。这个老大衰败的文明已经属于“虎狼之人的游戏”，但季札却显示了一种青春万岁的可能，尤其是他把这种青春个性、文明理想带入中原各国。千年以下，我们在季札公子身上感受到兄弟般的纯良，那是一种永远不会老去的文明精神。
（作者系《非常道》作者，知名学者，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