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时间的长河，30年的跨度并不算长。但是对于一代人来说，30年的时间几乎是他们为理想而拼搏的时间的全部。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改革开放正好30年时间。
在这30年的跨度里，不止一代的人为改变中国的贫穷、为发展中国的经济，为提高中国的民生水平，不计得失地努力奋斗。
所以，在这30年即将变成历史之际，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手中的笔，把这30年留在读者的记忆当中。
但是，这种“强行”留下记忆的行为好像又有些“多余”，因为这段所谓的“历史”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我们不仅亲身经历了其中的若干年代，而且势必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因此，当今天的我们回顾这30年，需要做一个阶段性总结时，我们不可能完全用审视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段时空。因为这30年中的风风雨雨，有太多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为此，本期《英才》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总结了若干在这30年中，在企业家、经济界引起较大争论的人物、事件或观点，为读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几段故事。虽然，这几段故事仅仅是30年历史长河中的几朵浪花，不能完全代表这30年的全部历史，但至少，这“几朵浪花”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30年的些许色彩。
以铜为镜，可以正冠。以史为镜，可以正己。透过11位财经名人亲历的变革，我们将与读者共同回忆改革开放这30年。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以及那些在理论、制度、观念方面大潮般日益创新的“澎湃的30年”。
陶景洲
“挂羊头卖狗肉”的海归
口述|众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陶景洲
1982年，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去法国留学，后来有幸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1986年，也就是我28岁那年接到一个任务：帮助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进入中国市场。
当时，我去威尼斯见贝纳通公司的老板贝纳通先生，并承诺安排他会见中国的纺织部部长。贝纳通留着一头长发，我半开玩笑和他说，“如果你愿意把头发剪得像我这样短，我可以安排你见邓小平”，他幽默的回答，“我还是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吧”。
不久后，贝纳通如愿地见到我们的纺织部长。刚一见面，贝纳通就从自己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掏出一件丝质的T恤衫，和部长说他想订购100万件这样的衣服。一旁的我立刻上去打圆场，告诉他这是一个政治接见，具体的业务以后再谈。
部长随后安排我们和国内一家知名的羊绒衫生产商接洽，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结果，一开始这家国内企业称没有听说过贝纳通品牌，拒绝接待我们，最后在纺织部的干预下才见上一面，合作之事也无疾而终。
不过，贝纳通还是成功地在中国开了第一家店。这件事情现在想来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件事儿做成了，还是让人觉得激动人心。
在欧洲呆了近十个年头后，我发现了中国的机会。我希望能身处信息的发生地，而不是去消化第二手的东西。
当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都没有内部法律顾问，不像现在，很多公司都雇用了几十个，处理日常的法律问题。
1991年，我从海外回到大陆，头衔是约翰逊·希金斯保险公司驻华首席代表。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但是因为按照当时中国法律的规定，国外律师事务所还未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我只能挂羊头卖狗肉。
1992年，司法部下发了“关于批准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等12家外国（境外）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设立办事处的通知”，我们的执照号是001号。
我做的第一个跨国公司客户是麦当劳。1992年麦当劳进入北京市场，在王府井开出第一家店，它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回去王府井逛街都会去那儿，所以特别熟悉。
当时中国的相关政府规定每开出一家店必须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我的任务是帮助麦当劳起草合同，进行法律上的分析和谈判等，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外资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工作内容——帮助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尤其是建立合资公司。
一开始，我们的客户以工业性的企业为主，像化工企业罗门哈斯，全球最大的建筑材料公司圣戈班，以及当时还不太有名的手机生产商诺基亚等等。
我曾经有一个法国公司客户，由于他们与中方的合资公司经营得很好，中方想变成自己的，法方也想增加他们的股份，闹得不可开交。根据我的判断，除非提出诉讼，协商不可能解决问题。
客户一开始不相信，六个月之后他们又来找我，只好走国际仲裁这条路。很快，双方达成协议，中方很快同意赔偿客户的损失，唯一的条件就是赶紧撤诉。而法方说必须先把钱打到账户上，再撤诉，中方不同意。最后，我们派了一个法国小伙子去合资公司，他的护照扣在中方那里，协议书由小伙子拿链子拴着，等两天后钱确认打到了法方的账户后，小伙子才拿着护照回来。这是我遇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交割过程。
1995年家乐福进入中国，我从那时候起就做它的法律顾问，一直服务到现在。1999年，国内出台了一个《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规定所有的项目都必须要国务院批准，只能在十几个试点城市，一个城市只能有两个试点企业，也就是说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加一块，统共只能在中国开26家店，这样根本形成不了规模经济。
家乐福来找我，我说有两个办法：一是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走，大概五年能开一家店；二是不按规定走，一家能开五家店。
他们问我，风险多大？我说如果光开五家店风险是80%，开十家店风险是40%，开20家店风险20%，开40家店风险10%。他们觉得很奇怪，我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国情。
2001年，国务院出台一个通知，要清理整顿外资在中国未经批准开的门店。当时关于家乐福的传闻很多，有的说要罚10个亿，有的说要关闭一半的店。我的判断是一家店也不会关，也不会有任何的惩罚。
因为家乐福的门店和很多地方经济、就业都联系在一起，很多地方政府都来帮我们游说。实践证明，最后家乐福有一家门店不太赚钱，自己想关掉，政府都说不行。
最终，中国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死老虎”，那些开不起来的门店都被整顿掉了。
总体来说，那时中国对外资处于一种饥渴的状态，所以什么条件都可以开，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在制造业之后，零售、餐饮、快递等服务行业也纷纷进入中国，接下来就是奢侈品的进入。
近些年，中国在外资领域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没有饥渴感了，所以外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价码也有所调整。
2006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登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当时中国还没有因为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汶川地震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但我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迹象。
两年后再看这个事儿，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值得警惕。奥运会中刘翔退出比赛，当时我给客户提出的建议就是不能终止合同，因为在刘翔身上聚集了太多的民族情感，尽管根据合同规定可以取消，但任何一个赞助商都不可能承担终止合同所带来的风险。
回想我20多年的律师生涯，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和出租司机有一些共通之处，我前后代理过几十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只是因为开的车多了，路熟一些，所以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采访|颖一）
孙振耀
两种制度下的经理人
口述|海辉集团董事会主席、扬智科技董事长孙振耀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来大陆的情景。那是1991年11月，我从台湾被正式派到大陆惠普担任计算机系统事业部总经理。
当时，中国惠普的办公室在国贸的西边。我刚到的时候，中国惠普只有300多员工，和台湾地区相比，无论在公司体制、员工行为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那时中国惠普是合资企业，按照《中外合资法》的规定，每一个高管的职位必须同时由中方和外方的经理共同领导，由于那会儿中国引入外资的做法还不成熟，经验也不足，所以中国惠普的整个制度和国企没有太大差别。
比如，公司有户口、招聘的限制，员工的薪资是封顶的，公司有班车、宿舍楼。记得我刚来不久，有一次下午快五点的时候召开会议，会议刚开了一半，员工纷纷准备离开。一开始我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下班回家的班车快开了。
因为薪资封顶，最高一级的工资只有450元，最低的大概两三百元。我听说有经理在班车上抱怨说，自己的工作那么辛苦，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个月的工资只比下面的员工多50元。
为了激励员工，我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想尽办法改变局面，像境外付款等。其他外资公司的做法也是五花八门，比如从国外直接带现金给员工而不去申报，或者给员工在境外开一个账户，出国的时候再把钱带进来。
但由于各种限制，我还是没办法给员工更多更好的物质激励，只好更多地在精神层面给予他们鼓励，让他们得到能力的提升。
为什么惠普的公司文化后来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和早期打下的深厚基础是分不开的。曾经有一度，几个外商公司的老总都是从中国惠普出来的，直到今天，还有人会说惠普是中国IT行业的黄埔军校。
客户的需求一开始我也把握不准，不知道什么才是影响客户是否购买产品的关键因素。慢慢地我发现，在当时的环境中，购买计算机产品是为了满足国家的计划和目标，完成科技任务，因此客户往往更关心国家标准，而不是企业标准。这样，我就需要调整自己，帮助客户去政府部门拿指标。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惠普也发了红头文件进行学习。不久后，我们的高层决策小组在十三陵国际高尔夫球场旁边的小木屋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国家要改革开放，中国惠普未来几年应该如何发展？到底应该融入惠普全球的体系，用全球的价值观和文化来领导中国惠普？还是依旧实行“一国两制”，走中国惠普自己的一套。
那是一个挺艰难的会议，当时就有中方的代表提出，中国惠普应该具有中国特色。最终到凌晨一点多，大家达成共识，决定改变中国惠普的独特制度，纳入到惠普全球的制度和价值观中去。
1993年，惠普中国开始进行改革，薪资封顶政策、班车被取消，福利部分减少，员工的工资大幅度提高，看到员工第一次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第一次买车的那种感觉真好。
印象中，当时的惠普中国每三个月就要加一次薪，最多的时候一次增加50%，以期在一两年内赶上市场的两三千元的工资水平。我们也成为第一批商品房改基金的试点单位。
之前出差，中方的只能住中方的酒店，外方只能住外方的酒店；出国，外方员工可以实报实销，中方不行。这些也都被取消。
不过，中国惠普花了差不多五到七年的时间，才真正纳入到全球的体系。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是挺困难的，要想改变企业的思想更困难。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应聘的员工亲自面谈。我一般会问他们，“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从他们提出问题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1995年前，一般会问到“中国惠普能给我多少钱，福利怎么样？”关心钱的问题；1995-1999年，会问“公司的培训怎么样？”关心自己能力的问题；2000年以后，会问“未来发展的机会怎么样？”关心自己的个人发展机会。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市场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惠普有这样一种文化，即你手头有多少钱，就给你多大的发展速度，绝对不要想跟别人借钱。但我发现，中国如果按这个方式去做，中国惠普获得资源的成长速度肯定跟不上中国市场成长的速度。
为了从总部获得额外的资源，1993年前后我启动了“中国焦点计划”。我准备了八张投影文件，拎着包一个人去惠普总部。他们只给我15分钟时间，我讲了10分钟，剩下的5分钟留给我老板问问题。
在我之前，还从来没有人为了给一个国家争取资源到总部去汇报。我给了一个业绩每年增长75%的承诺，最终这个计划获得了批准。这里面除了个人的努力，还因为中国正在崛起，国家的力量有时是超越职业经理人自身的力量。
这之后，我又启动了好几次中国投资计划。中国正在引入外资，希望成为全球的生产基地、研发基地，我认为如果惠普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损失的将是惠普自身。
2000年4月，我被任命为惠普中国区总裁。我将它看作是一个大使的角色，我有责任向惠普汇报中国的变化，所以和历任的全球CEO都保持比较好的沟通关系。在外企，做地区负责人要做得出色，一定要花时间和公司的CEO、业务部的一把手面对面地沟通。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三四个星期就会跑到美国一趟，一个个部门地拜访。我有几套标准的投影文件，还准备了一个中国的水晶球，每去一个部门我就把水晶球放到他桌上，以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以至于后来在惠普总部，每个人看到我都叫我“Mr.China”，认为我跑去美国第一是要钱，第二是说服他们给我更多的资源。
其实，除了这两点，我还希望总部设计出更多符合中国需求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把中国外销到全球，让中国惠普成为惠普公司在全球重要的基地。
在惠普工作的25年，我也常常在思考，到底什么叫职业经理人。我认为有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第二，必须是公司价值和文化的代言人；第三，能够不断地学习；第四，自己要寻求自己的伯乐。把自己的老板变成伯乐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正直、诚信。
（采访|本刊记者王颖）
刘二飞
金融“二道贩子”
口述|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主席刘二飞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拨去海外留学、第一拨去华尔街，第一拨回到亚太区的中国人，投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每个历史的关键点，我都是当事人。
1984年加入欧洲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之一的罗西尔银行，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
当1985年我回到国内，去见吉林省领导的时候，人家问我：“你投资吗”？我说，我不投资。“那你贷款吗？”我说我也不贷款。“那我在你那里存点人民币？”我说我们不也接收存款。
对方奇怪地问我：“你这投资银行到底是干吗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金融中介。人家说，能不能说点儿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不要说这些洋词。我告诉他们，金融中介就是把有钱的人和需要钱的人捏合在一块儿。人家说，那你就是二道贩子。
当然，那会儿投资银行的功能也不健全。现在的投资银行既做投资，也贷款，并接受存款。不过，总体来说，当时国内对投资银行的认识几乎为零。
这与当时的国情分不开。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走，资金是靠国家计划的指示来分配的。企业管财务的人叫总会计师，就是记账的，把钱收进来，再交到上级财政，需要用钱的时候再由财政拨下来，叫收支两条线。
后来我加入高盛公司，被派到亚太区工作。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加速，国内的资本市场也开始启动。
有一次我到深圳去。在我们国家当时最为开放的特区，虽然高盛是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但中间人都不好意思说。最后中间人介绍说：“这是香港高盛公司”。
我记得当时，在内地见到我的人都说，高盛这个公司怎么这么难听，你看人家美林、摩根名字多好听啊。
高盛CEO鲍尔森第一次来国内访问，他说既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名字难听，那就改啊。于是，我专门组织了一批给公司起名的专家改名，结果弄了半天也没谁起出一个好名字，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大家听多了也就听习惯了，又觉得高盛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内地除了大家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水平较低以外，整体的政策环境也不太理想。大部分人觉得上市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不务正业，具有较高风险，有本事的人或是有前途的人最好少参与这个事儿。
试点上市的名额一般都是省里分指标，哪个企业困难或是哪个行业缺钱，就让谁去上市。IPO的项目交给哪家投行也与水平、能力无关，因为当时有规定，一家投行不能做两家公司以上的上市，通常是每家投行都分一点儿。
至于投资人关心的今后企业的增长潜力等，试点企业的态度是“市场上想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投资人说，第一年的业绩承诺一定要说到做到，否则有法律责任。这些上市企业就只有第一次都能达到市场的预期，以后完全达不到。所以，内地企业在H股上市的最初十年股价都是下跌的。
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为契机，国内对于上市的观念开始转变。
首先因为筹集资金的规模大。在此之前国内企业还没有融资超过十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电信在资本市场融了42亿美元。第二，它是电信行业的整体上市。对国外投资者来说这是最有吸引力的行业，而不是像以前谁需要钱让谁去上市。这次上市，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企业可能肢解成五个部分，分别到美国、香港、日本等地去上市，后来意识到整体上市能卖出更好的价钱。同时，大家开始意识到上市不是一锤子买卖，只是走向国际市场的开始。
1999年，我加盟美林。在此之前，美林在中国没有做过一个大的项目。这之后，从大型国企，到开始做民企，网易、UT斯达康等，美林的业务开始连续不断。以互联网为先导，中国的财富创造也由国企转移到民间。
2003年开始，我盟生了做PE的想法，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创造财富的年代，而不是赚取佣金的年代。
另外，投行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20多年，像工行是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IPO，也是最复杂的，我的面前已经没有太多的挑战。
工行这个项目完成后，我就从传统的投行业务转到直接投资部，做这两种事情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是做中介、媒婆，是忽悠人家结婚，他们俩婚后是不是幸福和我没关系。现在是找到我喜欢的东西，自己和人家结婚，就更加谨慎，在婚前就得盘算着今后的日子具体怎么过啊。
一年前，我在一个论坛上曾经说：当时是很好的融资时机，投资却是很差的。现在资本市场不好了，投资却反过来是非常好的时机。
当然，我的转型和市场周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的财富创造还会持续今后的一百年，未来投资的机会就在中国，这类似于一百年前的美国，中国也会出现时代华纳、中国的可口可乐。
记得1984年，我作为第一个大陆背景的中国人进入华尔街，当时中国根本不在投资银行的视野之内，我们绝对是要去适应人家。
我加入高盛后，有时候参加酒会，那些美国人看我就像看西洋景，非常好奇。因为我是从红色中国来的，又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的，而且还在华尔街工作，这些因素似乎很难融到一块儿去，他们就觉得我肯定是中国情报局派来的特务。
现在，中国人进入国外的投资银行早已成为很正常的事情。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工作语言都变成中文。
等到哪一天中国到了资本输出的时候，微软、IBM、谷歌等会到中国来路演，到上海去上市，他们需要学会用筷子、吃中餐，要聘请中国本土的投资银行，到那时候中国也能出自己的美林、高盛。这才表明中国真正强大了。
（采访|颖一）
郭凡生
“92派”需要社会认可
口述|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
我们这批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拨“下海”的，之前还有两次下海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一拨人一般都是找工作有困难的，当时有人把他们称作“剃了头、坐过牢的”，走投无路只得下海；第二拨有不少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的关系拿批文，做“官倒”，靠钻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到了我们那时，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首先，经济大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所有下海的企业家都必须戴顶“红帽子”，即使是个人办的企业也必须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存在，其产权不清晰，是很大的隐患。而1992年左右，《公司法》出台了，开始允许私营企业注册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其次，此时下海的人知识层次比前两拨有所提高。所谓“92派”，原先大多是体制内的政府官员、政策研究者。像当时和我差不多同时下海的有冯仑等人，都是体改所的同事，还有发展所的李国庆、蛇口开发区的武克钢、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兰世立等人。我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有着清晰的思路，在给别人出主意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自己去亲身实践的冲动。
第三，我们这批人都有自己的主业，比如我做商务信息服务、冯仑做房地产、李国庆做图书、武克钢做酒业、兰世立做旅游和航空。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想要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了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说实话，像我们这些当年从体改所出来的“原官员”，挣钱一点儿都不难，不过我们绝不会为了钱去做任何违背道德的事，我们更需要得到的是社会的承认。
不夸张地说，“92派”的出现，让当时整个中国商界为之眼前一亮。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注册公司需要个人档案，还需要单位开证明。当时，我的档案在体改所，要拿出来非常麻烦。于是，我就去找当时《中国经营报》的社长王雁和副社长徐芳，他俩是我在体改所时的朋友。他们很仗义，给我开了个证明：郭凡生同志是《中国经营报》停薪留职的职工。这样，我才得以顺利地注册公司。
当年，这样合情合理但是似乎不合法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也没有办法。那时候法律不够健全，私营企业主只好被逼去做“违法”的事情。
慧聪最早的产品是油印的商情小册子，一出来就被当作“非法出版物”。我当时就像街边小贩，一看到工商局的来了就跑，因为被抓住一次要罚几十万。这成了悬在我们公司头上最令人胆寒的一把剑，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我们的命。
我还记得北京市“扫黄打非办”主任和我履历差不多，也是77级的、也插过队。有一次我又被抓住去交代情况。那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决定豁出去跟他们理论。我找到他说：改革开放一定要改掉许多不对的东西才能进步，当年包产到户还是违反宪法的呢，现在不是也改了吗？我们的商情小册子里，既没有淫秽内容，也不反党反社会，它是中关村很多企业确实需要的东西。现在我的确不合法，但我合情合理。为什么非要抓住我们不放呢？慧聪有1000多名员工，企业垮了，首先是这1000人没饭吃了。其次，没有商情小册子，产品价格不透明了，会引起更大的市场混乱。
或许因为有过同样的经历和共同追求的理念，他被我打动了。他挤了挤眼，笑着跟我说：哥们儿，这次不用交罚款了，以后小心点儿，别再让人抓住了。从那以后，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再也没找过我们。遗憾的是，我现在忘记了他的名字。
还有刊号，也是当年令我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当时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私营企业刊号，况且，商情小册子是广告出版物，也不应该申请新闻媒体的刊号。但当年没有专门给广告出版物的刊号，所以慧聪的商情广告一直没有正式的合法身份。为这事，我直接找到我在内蒙工作的老领导、中宣部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他认真倾听了我的汇报，很有政治家风范又很艺术地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他专门请来新闻出版署的一位领导，一起商讨解决这个问题。新闻出版署这位领导也很同情我们，专门指定了一位处长，帮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恰恰这位处长跟我的履历也非常相似，也是当过兵，78届上大学的。我们非常谈得来。以后每一次被抓，我都去找他。
直到四五年之后，国家工商局开始为印刷品广告出版物另开辟一片天地，我们才有了正式合法的护身符。
我特别怀念当年的这些各级政府官员。他们不是为了任何私利，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合情合理，对企业、员工和市场都有利，就冒着风险、打破常规，帮着企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没有他们的保驾护航，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丰硕成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原有的法律和制度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总有一些新生事物合情合理、利国利民，却不怎么合法。这时候，只要有人愿意给它生长空间，新事物很快就会成长，新陈代谢，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营企业的地位在逐步改善，因为私营企业已经成了社会的顶梁柱。在过去20多年里，私营企业拿了国家不到20%的投资，解决了社会90%以上的新增就业，支撑着国民经济60%的增长。
过去，党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现在，党对我们的看法与时俱进，我们自己也努力与时俱进。私营企业地位的改变靠的是自己的功劳，不是国家的施舍。有人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不公平，我却觉得现在再公平不过了：在这个社会，穷人成为富人的机会很多，谁有能力、谁勤劳，谁就能成功、谁就能活得更好——这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不公平当然还有，人们对它的感觉甚至会更强烈，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创造更为公平的未来，毕竟，私营企业是从对他们很不公平的境遇中走过来的。
（采访|本刊记者罗影）
华生
股权分置改革的卫士
口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华生
所谓股权分置，就是要把“股”和“权”分别理解。1996年我从英国回国的时候，我国的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看是同股同权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产权的定义很不清楚。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要把以前不清楚的产权重新划定，其中核心的问题是A股含权与补偿的问题。全流通问题实际上讨论的较早，但这个含权问题在国内是我最先提出来的。
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我国的股票市场上先后实行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没有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界定清楚。由于这些规定的不完善，最终演变成股权分置问题。股权分置改革就是要在制度上弥补以前的缺陷。
1997年，我写了关于股权分置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国股市风险的根源在于一级市场》。指出股权分置这个缺陷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98年的第二期上。这是一个开始，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股权分置问题当时在国内显然没有受到重视。我发表的这篇文章在之后的两年内，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大家对我的这个观点没有回应，也没有争论。偶然一次，我发现某家媒体也发表了一篇关于股权分置的文章，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篇文章还是转载了自己最初的那一篇。直到1999年底，我才在《证券市场·红周刊》上，看到了张卫星关于股权分置问题的文章。这以后，股权分置的概念逐渐走向社会，直到2000年、2001年，股权分置问题才逐渐被人们关注起来。
2001年，国有股减持问题引发了政界、学界和社会各层面对全流通问题的激烈争论。股权分置问题被正式提上日程。特别是当时针对国有股减持，我写过几篇文章，非常尖锐地批评其中的问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2001年7月，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发表的一篇题为《漫漫熊市的信号》的文章。8月，又写了一篇《有错就改》的文章。这些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
这位领导点名要我去参加“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的座谈会。就这样，我被点名加入专家顾问团，登上中国股改列车。
在专家顾问团讨论期间，市场还在不断地往下走，国有股减持已经引起了市场的恐慌和怀疑。不久后，管理层宣布暂停在新股首发和增发中执行国有股减持政策。
在这场大讨论中，首先在理论上就有巨大分歧。最突出的反对观点是一些当时的海归派，他们认为：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补偿的先例，全世界的股票都是全流通的，中国也应该遵从世界惯例，对A股给予补偿是不对的。包括当时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某位领导都持这样的观点，说A股含权是“美丽的童话”。这一派认为“股权分置”不对，是侵犯产权。因为国有股、发起人股东的权利，在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是说好了的，现在怎么能叫别人补偿呢？
另外一种观点仿效了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精神，觉得全流通太难解决，这个事情不得了，只有留到将来，让我们的子孙去解决。这一派观点觉得后代人一定比我们更聪明。
还有的观点是从纯制度安排的角度提批评意见，吴敬琏当时就批评过我们的方法中“流通股东太强势”，认为这种制度安排不对。
在诸多反对和不同的理论意见之外，即使是持赞同的观点，也分为好几个阵营。
比如利益问题。很显然，上市公司的产权、股权，涉及到方方面面，假如要流通要补偿，那么由谁出钱最合理，又要补多少钱合适？各方对这些标准、规定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