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棋局局新。
在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对结果不确定的事情，或工作，或生活；或放弃，或接受。
面对这些不确定，向左走，可能是一种激情澎湃的人生，向右走，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海阔天空的境界。
因此，当面对人生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尤为关键。
是盲目跟从、是冒险一搏，是乐在其中，还是胸有成竹？通过一次次的博弈，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又将影响其未来。
为启迪读者，《英才》此次专访了七位商界英才，讲述自己当年一件具有冒险性的事。虽然事件各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面对人生的不确定，如何选择都没有错，都各有各的道理。重要的是在作出选择之后，不能后悔，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证明自己的选择，将梦想变为现实。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照此逻辑，冒险应该是成功的前提。
挑战、冒险、赌博……也许在你的人生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确定。那么，此刻你是不是可以仔细回忆——
面对这些不确定，你冒险了吗？
“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和老公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
王秋杨 希望它能眷顾我
口述|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总裁 王秋杨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2003年，中国登山队和业余登山队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每天一到实况转播的时间，我就准点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当看到他们登顶的时候，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珠峰”，这样的梦想在心中萌生了。
几个月后，我攀登了人生中的第一座大山——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从此开始了我的登山之旅。之后，我的每一次攀登都是在为梦想中的珠峰之巅做着准备。2006年10月，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后，我觉得自己这四年的积累已经够了。
2007年4月，我们登山队的一行人来到拉萨，准备攀登珠峰。就在我向着心中的梦想发起冲击的关键时刻，我却感冒了，还咳嗽。这种状况在高海拔地区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引发肺水肿和脑水肿。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我也感觉越来越难受。有时候，我会很沮丧，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感冒过了，这次却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我想，假如我最终成功了，就写本书叫《我登上了珠峰》，如果没能成功登顶，就写本书叫《我没登上珠峰》。
在发起最后的登顶前，我望着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的珠峰，给老公张宝全（今典集团董事长）打了个电话。因为珠峰8844米的海拔以及过往十分之一的死亡率，让我心里不是太有底。但冒险是我骨子里的一种天性。我从小跟随父亲的部队生活在山里，整天和男孩子爬山、骑马，向往那种四处游走的生活，别人看琼瑶的书，我读的书确是三毛。
我和老公说：“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的”。他当时可能很忙，又加上身处竞争激烈的商业氛围，和我不在同一个语境下，所以没有完全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热泪盈眶，心中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感。我下定决心，即使倒下也要向前趴，而不是向后倒。
当我终于到达珠峰顶端，心中除了激动、兴奋之外，还充满了特别多的感谢——感谢那些爱我、恨我的人。
因为还从来没有人写过攀登珠峰的日记，我就把这作为我的一项任务。从第一天到达拉萨开始，我就随身带着一个本子、一支笔，无论条件多艰苦，也要记下当天的所观所感，和自己对话。
有时候实在太累，我也会在第二天补上前一天的日记，绝不会拖到第三天。在攀登珠峰的前后53天中，我整整写了三大本。回北京后，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修改，直接出版了《只为与你相遇：王秋杨的珠峰日记》。
有人和我说，怎么在这本书中看到的都是快乐的事情，这会让人误解，以为登山一点儿都不危险、不辛苦。
其实不仅是珠峰，攀登每一座山都是危险的。有一次，在登乞力马扎罗山时，因为高山缺氧，我出现了幻觉，觉得老公和两个儿子在面前冲着我笑。我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肯定会死在天寒地冻的山顶上。
所以，我一直对山有一种敬畏感，每次去登山不是想去征服，而是试图去亲近，希望它能眷顾我。
登山需要很专注、有耐心。我以前经常丢三落四，但在登山的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整装备，我们俗称为“系统重装”，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带错一双袜子都可能造成截肢这样严重的后果。
正是因为喜欢登山这种冒险的事情，让我在平时的生活中非常注意安全：过马路我一定会先看红绿灯；走在一座大厦的下面，我会下意识地朝上看一眼，防止被花盆等高空坠物击中。
（采访|本刊记者 王颖）
一个创始人能否真正放权，这对CEO是很大的风险。
陈晓薇 非刻意生活
口述|第九城市总裁 陈晓薇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多步跳跃，在别人看来都是一种冒险。
1995年，我博士毕业后回了一趟国，走了很多地方，萌生了到云南做乡村女教师的念头。
第二年，我在美国读生物化学博士后时，正赶上CCTV-9要开播，缺少会英语的记者。一个朋友和我说：“你做乡村教师只能影响几十个孩子，做记者却能影响更多的人。”就这样，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临时工”。
作出这样的选择，父母还有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他们觉得生物化学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未来会有不错的前景。
但我明白，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生物专业，因为它不能和人打交道，只是成天待在实验室里，这需要很强的毅力和耐心。
传媒行业倒一直是我向往的。曾经，我很希望自己能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但阴差阳错，我15岁那年，正赶上中国科技大学招生，妈妈让我去试一下，结果就考取了。以后，我就一直沿着生物这条路，从本科读到博士。
在中央电视台，我的基本工资是一个月650元钱。两个月后，领导说：“晓薇好像是我们这儿唯一的博士吧，算是特殊人才，一个月多给她发200元钱吧。”
因为收入低，我就借住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那个同学是个男生，出国了，我和他太太合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知道我的经济状况，没收我的房租。
那是一套在顶楼的房子。记得一天早上，我被冻醒了，睁眼一看，楼顶漏雨，雨水正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已经把我的被子打湿了。
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样巨大的生活落差，因为当时我的心态放得比较平，只是想回国体验一种新生活。倒是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时会让我沮丧。因为我很早就到美国去了，自己的个性也比较率真，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居然要学会处理基本的人事关系。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做了一条包括戴姆勒-奔驰等跨国公司的驻京老总缅怀他的新闻，结果恰巧被当时的央视副台长看到，于是我幸运地成为“香港回归”的主持人。
后来，我到麦肯锡工作，再一头扎进互联网，加盟中华网，现在又成为九城的CEO。其实，到了九城以后，我也面临过一次“风险”。8月12日，九城的股价忽然跌了20%。后来，我们调查发现，是因为一个分析师发布了一条错误的信息。但是整整一天，朱俊都没有给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