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故事，看上去都是“不务正业”的。但是，探究之后发现，却绝非“不学无术”。
他们把“玩”当做一件正经事儿，玩得兢兢业业，玩得废寝忘食。在专长的领域，他们不能容忍有人超越自己，“要么不玩，要玩就得玩好。”
他们是幸运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全情投入，然后，享受它带来的喜悦和满足。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玩家，这是一个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小情小趣”的族类。
玩，与贫富无关，与东西的贵贱也无关，重要的是心态。在专业的“玩家”眼中，不会玩的人是不懂得生活的，玩得不够“痴迷”也不能充分享受其中乐趣。
他们的词典里，没有“玩物丧志”这个字眼，“玩”反而是他们促进事业的调和剂。
激情与执着是玩家的通性，但是“不以物喜”也是他们练就的层次——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然而，人生不过数十载，谁又能永远将那些美好的东西据为己有呢？万物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从中得到过知识和乐趣，也就足够了。
正如老玩家张又旭所说：“我不过是替后人保管着这些东西罢了。”
每每碰到喜欢的表，我总想拥有。
表痴
口述|中国宝玉石协会副秘书长 张又旭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很多人称呼我为收藏家，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称呼。跟那些专业的收藏家比，我的爱好只是玩闹，最多算是收集。最后收集多了，好东西太多，就慢慢变成收藏了。
小时候，我的家境比较殷实，所以一般的愿望家里人都能够满足。13岁那年，为了上学看时间，家人送了我人生的第一块表——劳力士。那块表做工精细，就像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一看之下，我立刻喜欢上了。自此以后，我就有收集手表的爱好，每每碰到喜欢的表，我总想拥有。
到现在，除了“文革”中抄家中断过几年的收集外，我玩表已经几十年了。
其实，形成现在的规模，我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经年累月，只进不出，日子久了，家里的手表自然越来越多。
我现在也搞不清我的藏表数量，因为我从来没有仔细数过。有报道说，我拥有1000块劳力士，那是胡说。因为劳力士从建厂到现在，出没出过1000款都是个问题。但是，各种牌子的表加起来，是肯定超过1000块的。
我收藏手表不拘品牌，不论贵贱，标准是只要自己喜欢。非要按价格排，目前我最昂贵的一件收藏是百达翡丽出的，名叫“国王的收藏”，是2006年我在嘉士德拍卖行拍来的，世界仅此一块。
跟其他收藏家不同，我喜欢表的方式是重“玩”不重“藏”。从最早的那块劳力士开始，我就对表的内部结构、机械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爱上了拆装钟表。
每当我的一块藏表到了保养的时间，别人都是把表送回原厂去保养，但我不是，我更喜欢自己动手。一般，我是先把要保养的表完全拆开，再依照各个零件的特点，用适合它的润滑油清洗一遍，最后重新装好、调校好。这有点儿像是赛车中的冠军车，那种车并不老是以整车状态出现，更多的时候，它会被拆成许多零部件，分别保存，车门、车灯平时都是分开放的，到用的时候再装起来。
前段时间，我跟北京手表厂合作，制造出了一块游龙戏凤陀飞轮表，在国际上卖了个好价钱。
除了表以外，我的兴趣广泛，大到飞机、游艇，小到玉石、蝈蝈葫芦，雪茄、红酒、摄影、摩托、赛车、古玩、书画、演奏……
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可玩，其实更多时候，我的状态是待在家里“纳闷”。于是，许多自己不明白的道理就经常在我的脑中反复出现，想不明白，我不甘心。这就是我所说的“纳闷”——百思不得其解。
“纳闷”之余，我才会信手拆一只手表，放松脑子。所以，我对玩的概念绝不是像外界想象的，整天没事就随时抱着表看，爱好只是我愉悦自己的方式，是“纳闷”之余的休息方式。许多“纳闷”之后弄懂的东西，自然就变成了我的爱好。
由于历史原因，我的祖辈给我留下了足够多的财产，很自然地，我也因为这个身份成为了一些家族公司的董事长。虽然我不喜欢经商，但我也不能把家产给扔了，只能接受。但是，我不太具体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最多就是每年去开开会。
说到“玩物丧志”，我是不大同意这种观点的，“玩物”与“丧志”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我的信条是：收藏，但不能过分执迷于收藏。
（采访|实习记者 周莉）
为了搜集锡壶，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我都去过。
锡壶王
口述|北京博达瑞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博达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人一般都有视觉疲劳，什么东西老看老看，就会觉得“看饱了”、“看够了”。但我对自己收藏的锡壶从来没有视觉疲劳。有时候我去收藏室里拿东西，太太见我半天不出来，不用找，就知道我一定是又在那儿看上了。我经常能对着一把锡壶静静地看上两三个小时，哪怕面对的是已经到我手里十年的东西。
我曾经想过，要在自己收藏的几百把壶里评个“壶王”，但研究了很久，实在评不出来。每把壶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历史，有包紫檀皮的，有错金错银的，有镶玳瑁、椰壳、鲨鱼皮的，还有镶料器的……所谓料器，就是玻璃。别觉得玻璃不希罕，以前的玻璃可比宝石值钱。因为那时候给玻璃染色的原料是红蓝各色宝石磨成的粉。
当然，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收到这些又耐看又值钱的好东西。开始玩收藏是因为心情不好。那时候，虽然是我事业上的顺畅期，但却是生活上的孤单期。我就一个人，过年过节找不到朋友陪，又有点儿烦，没地方去，就去逛潘家园古玩市场。那时候买东西没有目标，很盲目，看到觉得不错的东西就买回来。当然，一开始也买过不少假货，不过时间一长，我的眼光慢慢就练出来了，越买越精。
老有人问我怎么识别好东西。其实，我也说不上什么具体指标，大多是凭眼光。打个比方：假如一对夫妻在人群中走散了，丈夫跑到高处一看，只能看到一堆人的后脑勺，这种情况下，90％的丈夫能一眼认出自己的太太。要说这位太太的后脑勺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吗？是多两根头发还是少两根？说不清楚。这就是看多了，凭感觉认出来的。
原先我也收玉器、翡翠什么的，后来慢慢改为专攻锡壶。这一决定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首先，收藏锡器的人很少，没有竞争，东西比较便宜；其次，玩翡翠、玩玉的人成千上万，谁也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最权威的，一人一个说法，加上造假的多，辨别成本太高。
为了搜集锡壶，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我都去过。每到一个地方，有两个场所是我必去的，一个是古玩城，一个是寺庙——不光是因为我信佛，寺庙也是锡器出现频繁的场所。但是，我的锡壶的主要来源还是一些卖锡壶的人主动送来的，他们就像我在全国的收购商。
由于竞争者少，也搭上我这个人有点儿霸道，所以这一行的卖家都知道，有了好东西得先拿给我看，我不要的才能卖给别人，要是先给别人看过了，再好的东西我都不会收了。
2001年，我决定在前门办一次展览。按照老话：金银铜铁锡，锡是排在最末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锡器没什么好看的，开始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后来我请来故宫的几位专家，给他们一一介绍我的藏品，请他们提点儿建议。结果，故宫里专门管宫廷用具的一位专家看了我的东西、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以后不用问别人了，你自己就是专家。我后来才知道，就连故宫博物院里也没有锡壶，只有茶叶筒、“五贡”之类的锡的用器，外观造型、历史价值都远远不如锡壶。
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自己是“锡壶收藏第一人”了，经过我自己考证，真正的老东西，我手里有400把左右。对于我的藏品，我从来没想过用他们来赚钱。收藏家和古董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这些年收藏的东西几乎从来没有转过手，最多是将手里有重复的藏品，原价让给同好的朋友。
说实话，从开始到现在，我并没有仔细地想过，一开始只是为了解闷、为了好玩，没想到，一不留神就开始收锡壶了、一不留神就在业内出名了、一不留神就成“大家”了。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我一共养了8匹马，每一匹都是我的最爱。
马语者
口述|佳美口腔医疗管理集团董事局主席、CEO 刘佳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骑马、击剑、滑雪、游泳、摄影、红酒、钢琴……在我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还是骑马。
我所说的骑马跟普通的骑马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专业的马术——场地障碍。在这一领域，我已经执着了20多年。
我不喜欢盛装舞步。作为男人，那项马术让人不过瘾，而纯拼速度的傻跑也没意思。我认为，马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跳障碍。可以设想，骑手和马一块跳过障碍，不仅需要速度，需要技术，需要自信，还需要人马配合，需要人和马共同的胆量。那一跳需要骑手要充分理解马。驾驭能力，心理、身体素质，平衡能力，甚至比赛时的天气等几十种因素才能凝结成完美一跃。
马是一种外表强壮，内心脆弱的动物——外表像男人，内心像女人。
不要以为马是低等动物，其实，马的智商相当于七岁儿童，特别聪明。比如，我晚上开车回家，我的马在那一时间段会特别高兴。如果再加上车灯一闪，它们就会显露出不一样的兴奋。
而且，马比人更敏感。四川大地震当天，地震前的一个多小时，我的一匹马情绪很激动，不听话，自己跑到马场中间，用蹄子在地上刨了一个大坑，之后还一圈圈地跑。开始，工作人员以为是发情，实际根本不是。这是一种我一直解释不清的敏感。
我和马不是一种驾驭关系，而是配合。我觉得，说驾驭是对马的不尊重，实际上是谁驾驭谁啊？我和马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和朋友在一起。骑马时，我心里有一种跟自己亲人交流的情感。
其实，骑马也要看缘分，选一匹马要比选一个人难。因为，跟人交流还可以用语言，跟马没办法说话，只能靠感受。
我一共养了8匹马，每一匹都是我的最爱。我甚至还养了一匹专门拉车的马，是另外一个美国品种，跟马术用的马不一样。跳障碍的马，高大威猛，血统之外，学历很重要——学历高的马一定跳得高。这些马要经常送到国外培训。
说到骑马，并不是向普通人想的：约几个好友成群结队，呼喝而去。其实，在骑马方面，我还是比较孤独的。国内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选手是参加过奥运比赛的黄祖平，我现在只能和他这个层次的人交流。因为，我们之间交流的不是骑术，而是骑马的感觉。
和其他专业骑手，我没办法交流。因为他们是职业的，我是业余的。他们是把骑马当做一项事业，一项谋生的手段。而我骑马不像职业选手那么功利。虽然他们能吃苦，但在这一领域，业余的感受往往要比职业的更高一个层次。我自己也赞助了专业骑手，前不久刚刚在一次比赛中获得第三名——因为掉了一个杆。但为什么会掉杆？就是因为心态。马是特别敏感的动物，骑手稍一紧张，信息就会传达给马。作为一个职业骑手，在比赛中既要考虑结果，又要考虑面子，还有工作、奖金等顾虑。而对我来说，骑马不影响我的工资。其实，骑马骑到最后，拼的就是一个心态。你越放松，马的发挥就越好，你紧张它也紧张。
在养马的所有环节中，训练的环节是最危险的。因为跳障碍，要跳一米多高，人仰马翻的情况也是有的。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让赛马拉车。开始，往马身上套车的时候，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站着不动，等车套好了，它却认为自己是被绑起来了，于是特别反抗，整个身子都立起来了。那次真的很危险，马腿被磕破了，车也给蹬坏了，最后还是我把它拉住了。
马有一个特性最让我喜爱：当我心里想点儿什么，不用跟马说，它都知道。这一点儿，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当然恋人或者父母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只有马能做到。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实习记者周莉）
如果我今天决定走了，那我随便拿个包、带点儿钱，就上路了。
旅游病
口述|去那儿旅游搜索引擎副总裁 戴政 出处|英才杂志12月刊
曾经有位作家说过：西藏是一种病。对此，我感同身受。
之所以说那是一种“病”，是形容一种感觉，那种离开城市喧嚣之后回归最原始的内心净土的感觉。其实，旅游也一样，也是一种病，因为你无论去哪儿，最终追求的还是这种感觉。
现在，我一年要出门20次左右，以三五天的路程为主，有时时间长，有时时间短。到目前为止，以北京为圆心，方圆800公里范围内，我应该都走遍了，全中国应该也走了四分之三，光西藏我就去过7次了。
我最长的一次“出走”是去南疆，看了整个新疆南线。最远到了帕米尔高原，就是中国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地方。
我现在的状态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我今天决定走了，那我随便拿个包、带点儿钱，就上路了。
我的原则是远离城市，只要离开城市哪儿都行，越是没人的地方越好。我觉得城市太燥。我还喜欢走一些即将消失的地方，这样会有一种感觉：我现在看到的，别人随时可能不会再看到。
我的旅游爱好在2004年有一个集中爆发期，那一年我出门的程度近乎疯狂。
因为那段时间，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快30岁了。所以，潜意识里就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完自己最希望完成的事情。
在这种想法的“怂恿”下，我干了我一件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进藏，没有任何经验，人也年轻，不知道厉害，在没有任何装备和防护设施的情况下，来到珠峰营地。当时，我只穿了一件普通的羽绒服，在冰天雪地里，甚至可以看到我的脑袋向外冒热气，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象。因为人体热量一挥发，很容易导致体温过低，非常危险。
这样的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那一次，从珠峰大本营开始，我采用乘车、徒步交替的方式，登上了海拔6200米的一号营地，但是从一号营地撤下来的时候，人就不行了。第一是站不住，第二是看不见东西，第三就是脑袋里胡思乱想，像放电影。白天还好点儿，问题不是很大，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由于外界温度降得很低，人就不行了。不得已，我从5500米下撤到5200米，当地一个小村的赤脚医生都不敢来看我——因为怕担责任。当时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我肺部的杂音。第二天一早，有人开车8个小时，把我送到日喀则。好在，当地医院跟北京不一样，是晚上9点钟下班，我是晚上6点多被送到的。到了日喀则县人民医院，立即输液，打吊瓶打的手都肿了。就这样，我在日喀则县人民医院度过了我29岁的生日。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后来看他们给我拍的照片，当时，我胡子拉碴的，真的已经处于濒死状态。
其实，旅游带给我的并不是那种征服自然的满足感，而是一种纯粹对心灵的震撼。
我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与先进的大城市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而物质极大丰富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却很少讲真话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喜欢真实的，只是环境逼得你不能真实。发自内心的真实其实每个人都有。
我曾经在西藏的马尼干戈藏文中学赶上过一次五四青年节。北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过这个节了。但在他们那里，会组织所有的汉民藏民一起唱歌跳舞，包括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在一起，无拘无束。
我的生活就有两件事：工作很重要，其余的全部是旅游。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实习记者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