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
1988年，全国正陷入一片抢购风之中，政府正在焦头烂额地推动价格闯关。而海南，因为刚刚被国务院批准设省并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这片土地开始陷入持续多年的高烧之中。
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和武汉市经委等国家机关工作过的年轻干部冯仑，手攥着一纸1万台彩电的批文来到了海南。到海口后，冯仑马上把这批紧俏货倒腾给了一个私人老板，转手赚了30万元。这笔钱用在了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上。
这个研究院下设几个职能部门：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办杂志，一部分搞经营。冯仑算是半只脚下了海。而在这段时间内，王功权、易小迪、潘石屹等人先后下海，他们大部分是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出来的人。
1991年，炒了老板牟其中的鱿鱼，冯仑再次来到海南。这次，他手里又攥了一张条子——500万元的欠条。那是他利用自己在基层官场积累的关系，从北京的一家信托公司借来的500万元创业资金，利息高达50%。利用这笔烫手的钱，六个人创建了万通公司，冯仑算是正式纵身下海，开始投入到当时火热的炒房地产的行列……
如果把官员下海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长河中看，这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上世纪80年代以前，辞官下海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后，原来计划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从某种角度来说，官员弃政从商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
而这种官员下海浪潮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策背景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
三次官员下海热潮
在第一波下海潮中，由于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加之没有经验，一些下海者被“海水”呛得“奄奄一息”。
在30年时间中，官员下海共有过三次大的浪潮。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官员下海大多还处于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半遮半掩状态，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由于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加之没有经验，一些下海者被“海水”呛得“奄奄一息”。但也有幸运者，其中代表人物是叶康松。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他后来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员下海潮再次掀起。这一波人比起上一波，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都高出不少。当然，因为有前车之鉴，下海者也更为谨慎，很多人选择了“停薪留职”，“经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一旦失败，还可以“回朝”做官 。
冯仑、郭凡生、陈东升、田源、王运正等人，便是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中的代表人物。
第三次是在2000年以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些下海的官员大多正当盛年，而且下海前大多身居要职，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有：2000年4月，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处长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00年10月，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辞去公职，以20万元年薪出任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2002年10月，浙江平湖市委书记阮鑫光下海，离职应聘到民营企业大连实德集团；2002年12月，江苏省东台市市长王小平在换届之前递交辞呈，就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2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3个月后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3年6月，51岁的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辞官下海，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年9月，湖北某区委副书记蔡德山下海，成为万家乐燃气具公司新任董事长……
官员缘何爱下海？
每次机构调整之后，便会涌现一轮官员下海的热潮。
官员为什么会放弃权位，选择到波浪翻滚的市场经济中进行创业或打工？原因无外乎几种：
一种是自感仕途无望、或怀才不遇的官员。吴敏一便是一个典型。吴敏一其实一直有从政的理想，所以从书斋走出来后，主动提出到温州任职。难得的是，这位“学者型官员”有着很强的从政能力，在位时，他主导打造新温州模式，提倡“信用温州”和“数码温州”，并且力推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另外，在国有企业改制和促进民营企业提升等方面，吴敏一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后来的换届中，他得知自己不能如愿当上市长，于是干脆挂冠而去。吴敏一的支持者认为：吴敏一的政绩和口碑在温州官场非常突出，如果他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平台，就不会辞职下海。吴敏一事后这样解释：我是一个做事的人，需要一个做事的平台。我希望在政治平台上有所作为，可是一个副市长的平台，已经不能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我也没有挑战性了。
第二种是仕途一帆风顺却主动放弃机会寻找新生的官员。辞职前，徐刚是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被人称为浙江省厅局级干部中的“潜力股”。当他提出辞职时，出于爱才的考虑，代表组织的官员告诉他，如果你觉得财税系统不愉快，可以换别的岗位；如果你觉得岗位低，不能很好地发挥才能，可以晋升。但他去意已决，坚持想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解释说，自己并不厌倦财税工作，但他更喜爱汽车事业，尤其是挑战性更强的民营汽车事业。
第三种是因为年龄偏大、在仕途已无太大成长空间的官员。他们的一个有利之处在于：只要工龄满30年，便可以提前退休，所有的待遇不变，依然是“公门中人”，如此，他们可以到商海中体现自己人生的第二价值。曾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何树鑫，在退休后受到一个浙江私营企业主的邀请。曾在浙江龙泉市长位置上叱咤风云的副厅级官员楼志新，虽然50岁 不到，但出于对徐冠巨个人魅力的欣赏，转而出任浙江传化集团的副总裁。
还有一种是在官场中犯了错误失去成长空间的官员。他们或者因为一点儿经济问题，或者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另外一些没有受到处分的官员，也自觉颜面无光、感觉到前途暗淡，纷纷不得已选择了下海。据称，浙江一家知名的私营企业中，此类人一度占据“下海官员”的半壁江山。
最后一种是纯粹为了洗钱、或者权力寻租的官员。有些腐败的官员，在位时捞了不少“黑钱”，因为见不得阳光，便希望通过下海后经商，把所得的“黑钱”洗白；而有些官员在位时，利用自己的权力为私营企业主做了不少事，但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在“退位”后到其企业就职，以“合法”的“打工收入”的方式，把寻租的权力变现。
当然，更有一种比较纯粹的官员，因为收入相对比较低、又不想走贪腐之路，所以下定决心舍弃仕途这块“鸡肋”，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多谋点儿福利。
不能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而每一次机构调整，必然造成众多官员的“下岗”或者郁郁不得志，所以每次机构调整后，便涌现了官员下海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