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静一脸愁苦，指摘、抱怨充斥着他的话语，此人是浙江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老板。这个拥有500人的公司，每年为全球提供1000万只金属打火机。而作为温州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大大小小的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份额的80%。
他们都挣了很多钱，而这原本也是一种多赢的格局，有人买打火机、企业赚钱、员工得利、政府收税、社会价值链提升。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猛烈寒流，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秩序。
这股寒流也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严重地挫伤了一个又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企业。
每年6月28日，本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开会的日子。“以往都有几百人，热热闹闹的。2008年来了不到100人，整个会场空荡荡的，简直有点儿寒酸。2009年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黄发静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鼎盛时期，温州的打火机厂有3000多家。“去年还有500家，现在最多只有100家能开工。”
“现在企业根本没有利润。每天睁开眼睛，就得准备几万块钱。”黄发静叹息道。很多人已经离场了，“一年多时间，倒了80%，有些人是对这个行业没有信心了，所以选择关门。”
很多人都在讲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包括政府，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英才》记者称，该局将企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不过，黄发静的老朋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完成转型升级。“转型谈何容易，很多企业都是作坊式的，要转型升级，得有大笔的资金。钱又从哪里来呢？”这是周德文的说法，而在黄发静眼里，钱似乎是次要的。
“不少人已经赚足钱了，企业的日子这么艰难，政府如果不对我们有实质性的扶持，谁还有动力发展？”他端坐在沙发上，身体尽量挺直，本就没有笑容的脸，显得愈发严肃。
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
“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和保护员工的利益同等重要。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
黄发静并没有把过多的“责任”推给金融危机：“我觉得很多企业倒闭都是非正常的，并不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就算没有金融危机，他们也会倒。”在黄发静眼里，这些原因有原材料价格波动、能源价格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而这些确实和金融危机没多大瓜葛。
“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黄发静情绪激动。在过去30年间，企业员工的利益，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充分的保障。
之前，作为“弱势群体”，他们总是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毕竟，中国拥有太多的劳动力，而像打火机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准入门槛非常低。因此，众多的企业老板有了更广泛的选择。劳动力成本之低，也成为众多国际制造商进军中国的重要原因。
而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这种不平衡的劳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不过，似乎存在着诸多不合理成分：“比如说，节日加班要支付三倍的工资，而全世界最高也就是三倍；还有养老保险，重要的事实是员工不愿意参保。”
除了人力成本提高，黄发静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执行之后，企业完全丧失了自主权。“旺季我需要1000员工，而淡季我只需要500，现在要解除劳动关系必须是员工有问题，企业的手脚都绑了。”
“劳动密集型企业，哪个不加班加点的？一旦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处理不好，员工把企业告了，企业就吃不了兜着走啦。”黄发静说。他一再强调，自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而“讲问题的人是真正想执行的人”。
他的员工大都是老员工，很多人跟随他10年以上，他们之间关系处得不错，没有发生员工状告企业的事。但他听说在别的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没处理好，员工一纸诉状将企业告了，最后企业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惩处，还罚了一大笔钱。
这样一来，似乎“企业成了弱势，员工成了强势”，“员工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造成的损失谁负责？”不少老板遭遇过员工不辞而别的尴尬。
“企业的日子本来就很难，一下子又有了这么大的压力。万一工厂倒闭，工人最终还是失业，这种连锁反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黄发静不无担忧地说。
黄发静曾做过一个估算：一个中等规模的打火机厂，至少能吸纳200名员工。温州打火机企业从2007年的500家，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100家，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8万名工人不得不自谋出路。
“我建议新《劳动合同法》做部分修改。第一，立法定位要清楚，不要把《劳动合同法》定位在倾斜法的角度，既然是合同法，基本的要点是平等；第二，要妥善修改其中一些福利性的东西，过于高的福利还不现实。”
“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和保护员工的利益同等重要。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他说。
只有时间能拯救他们？
“经济不需要太‘秀’的话，因为搞不好就会垮的，但只要你努力，任何时候都有机遇。”
温州曾经历了一个从“假货”到打造自主品牌的过程，这一过程颇为曲折，无论在国人眼中，还是在对外贸易“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中。
黄发静对2001年记忆深刻，就在这一年，欧盟拟订了CR法规，这项法规旨在保障儿童使用打火机安全。法规规定，价格在2欧元或者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安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就在同年，黄发静奔走疾呼，虽然CR法规最终暂缓实施，但黄发静依然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缺失以及国家对中小企业保护不完善而愤愤不平。
“国家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职业教育。”这是他的第一个不平，“我国目前有近两亿农民工，他们的技能素质非常低。整个产业大军如此，怎么可能造出高端的产品？”现在国家对科教投入占GDP的2%，黄发静希望能提高到和发达国家同等的水平——4%。
第二个不平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黄发静说，当年因CR法案而为打火机企业呼吁的仅他一人，后来才引起重视。“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要加强力度，以前经常是，一个官司一打就是半年一年，即便最终打赢，但产品也没有市场了。”
黄发静预判2009年的经济形势会出现两个结果，非此即彼。乐观估计，如果政府应对措施到位，2009年下半年会好转，由于很多企业关闭，竞争减弱，原材料价格也有所回落，所以如果企业能抓住机会，提升会很快；悲观估计，如果国家政策不能抓住核心，而是把所有的问题一口气推给经济危机，那就只有时间能拯救他们了。
自2008年8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扶持中小企业，如出口退税率的上调等。财政部明确提出，将从六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中包括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实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措施则是，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降低基本医保和工伤保险费率。黄发静说，这些都是积极的，但距离他的期望还有距离。
几乎每个温州商人最初的动力都来自于对脱贫致富的渴望，包括黄发静。他有7个兄弟姐妹，吃饭的人多，家里很穷。上学的时候买不起书包，父亲给他做了一个木头书包，招来所有同学的嘲笑。
在现阶段，他们则需要政府给予动力。“我2008年听到了很多流行语，比如‘困难就是机遇’，但我觉得这个话不太对，经济不需要太‘秀’的话，因为搞不好就会垮的，但只要你努力，任何时候都有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