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 悲喜30年

第一声惊雷
没有当时的“一拍”、“一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我国的房改从1978年便开始酝酿，但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还要从1980年4月邓小平关于住宅建筑的一番讲话开始。
　　1980年4月的某天，邓小平登上了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座高楼。他鸟瞰四周灰旧低矮的建筑物，深有感触地说：要考虑城市住宅分配的一系列政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住宅出售以后，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这次谈话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初春第一声惊雷”，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住房问题的解决始终是在小平同志此次画的这个圈里兜兜转转。
　　1979-1985年是我国房改的试点售房期，1986-1990年是提租补贴期，1991-1993年是以售带租期等改革阶段，然后从1994年起进入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阶段。
　　1980年，当全国还热衷于理论争鸣时，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房改方面衔枚疾行了——特区房地产公司与香港妙丽集团合作，深圳出地、对方出钱，共同开发了罗湖小区。一年后，中国第一个准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建成销售。这个小区创造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很多个“第一”，比如住房商品化、按揭贷款、物业管理等。但因为土地还是政府划拨的，所以还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房。
　　土地竞拍在7年之后才悄然而至。1987年12月，新中国土地市场发生了“惊天”之变——深圳会堂700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轰动全国的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在此落槌。说它“惊天”，是因为在当时此举有“违宪”之嫌。当时的《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但当年深圳的发展急需资金，邓公的一句“中央没有钱，要深圳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让当时的特区领导决定斗胆一试。
　　4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条款得以修改，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尹伯成认为，没有当时的“一拍”、“一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在国人的翘首企盼下，1988年1月，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该会议提出了我国房改的整体构想，勾勒出我国政府新的城镇住房政策的轮廓，宣布将房改正式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分期分批推行。于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
　　也就是在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土地以拍卖方式获得、房屋以按揭贷款形式销售”的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房小区——“东晓花园”在深圳竣工。该项目单价每平方米1600元，上市后即销售一空。
　　但不巧的是，这一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袭击了中国，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18.5%。因此，中央启动了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这让房改在此后3年时间内基本陷于停顿状况。
　　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份决定正式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之路。

全面市场化
中国房地产这架巨型飞机之所以能一飞冲天，主要靠“两架发动机、一个燃料库”。
　　1997年11月的一天，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来到深圳视察工作，当时还是万科总经理的王石受命进行企业汇报。那时，万科已经是一家房地产特征很明显的公司，他的发言引起朱镕基的兴趣。
　　原本，王石认为，两三年内，住宅产业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呢？”朱镕基发问。
　　“不能。”王石的回答很干脆。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呢？”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
　　“两年内不行。”直到这句话出口，王石的观点仍未改变。
　　“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做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
　　当时，中国已经实行了近50年的福利分房，房改酝酿了10多年，在天津、烟台等城市也都在搞试点。朱镕基此前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把住房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几年前，邓小平曾高屋建瓴地提出：“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但具体如何增长和赚钱，朱镕基一直在考虑。
　　对于目前被高房价搞得痛苦不堪的年轻工薪阶层而言，很难想象商品房发轫之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直到90年代末才尘埃落定。如果不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倒逼中国发展内需市场，恐怕商品房还会继续纸上谈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朱镕基和王石那幕有趣的对话。
　　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 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以此为标志，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老百姓开始进入买房市场。
　　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在“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引导下，贷款买房、按揭等新概念开始登陆中国内地。据相关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住房贷款余额是426亿元，此后呈爆炸性增长，1999年达到1358亿元，2002年便激增至8253亿元。
　　一个全新的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此在中国燃起熊熊火焰。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认为，中国房地产这架巨型飞机之所以能一飞冲天，主要靠“两架发动机、一个燃料库”。其中一架“发动机”是房改。如果不是住房商品化，楼市就不会这么热；另一架“发动机”是土改，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允许使用权上市出让，意义巨大；“燃料库”则是个人住房贷款，没有金融支撑，老百姓就不能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住房梦。

地产造富
那些如孙猴子一样大翻筋斗的房地产暴富人物，终将会打回原形。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商品房改革过程中仍然走了不少弯路。
　　首先是商品房改革不彻底、产权不完善，甚至《物权法》的出台也没能解决产权不完全的问题。
　　其次没有严格区分商品房与保障房。2003年，商品房市场出现大转折，政府放弃了对保障住房的承诺，将绝大多数人推入商品房市场，由此导致房价直线上升。推波助澜的是，土地的垄断与土地价格的非市场化，与较为彻底的放松管制的商品房定价，使得土地价格与商品房价格螺旋式上升。土地与商品房开发者、拥有者、贷款金融机构，成为同一利益链条上牢不可破的联盟。
　　如此一来，房改成了“潘多拉魔盒”，既带来了楼市繁荣、居住改善，也带来了房价的扶摇直上。21世纪的头三年，全国房价年涨幅还在3%-4%，到了2004年，直线拉升到15%，上海、杭州、南京等热点城市的部分房价甚至在短短一年内翻了一番。
　　2004年7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发布第71号文，规定从同年8月31日起，采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此即“831大限”。其目的在于消除土地协议出让中的腐败，但结果消除了制度性腐败，却伴生了地价飞升、房价急涨的副作用。
　　随着2005年宏观调控的来临，相关的房地产政策也接踵而至。2005年3月至2006年间，“国八条”（《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条措施》）、“国六条”（《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国十五条”（《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以及针对放贷的定向加息纷纷出台。就数字而言，全国房价平均涨幅下降到7%（2005年）、5%（2006年）。
　　老百姓的感觉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从2006年开始，北京、广州、深圳等地房价一飞冲天。到2007年，同比月涨幅在10%以上的城市比比皆是。中西部房价狂飙突进、东部房价强烈弹升，普涨行情逐月走高，全国房价已无可争辩地进入了新一轮上行通道。
　　2007年的房地产已经发生异化，这个行业几乎沦落为造富的热土。一些已上市或准备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均在大量储备土地，而其购买土地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及时建设可售房源，而是获得从证券市场圈钱的筹码，其模式就是:“圈地——上市/增发——圈钱——再圈地”。
　　在当年的10月8日和10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和胡润百富榜相继出炉。人们发现，在这两份榜单上，中国房地产大亨“多得离谱”。纵观胡润百富榜，在前25位的巨富当中，业务主攻房地产或兼营房地产的有20位之多，占总数的80%。
　　这一年，最大的财富新贵，无疑是碧桂园的杨惠妍。她是广东碧桂园实际控制人杨国强的二女儿。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富豪榜上，仅碧桂园一家公司，就有杨惠妍、杨贰珠、苏汝波、张耀垣、区学铭等5人位居其中，身价都在百亿人民币以上。碧桂园真称得上中国大陆富豪的制造工厂了。
　　在2007年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住宅与建筑科技展览会上，一位戴着“房奴”二字枷锁的特殊参观者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和他一样的大量“房奴”们为高房价付出了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的代价，一有风吹草动便提心吊胆，担心生病、失业，神经总是紧绷的。
　　有学者担忧：如果一个国家最有钱的富豪是那些倒卖土地和造房子的房地产商人，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很危险的。例如，东亚的土地以及非洲的矿产基本都是垄断性资源，是最容易被“寻租”的资产。从历史上来看，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印尼、日本以及泰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富人榜被房地产富豪控制之后，经济危机就随即出现了。
　　股市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之花，必将随着资本市场和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逐渐成熟回归于虚无。那些如孙猴子一样大翻筋斗的房地产暴富人物，也终将会打回原形。

拐点骤临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拐点，也成为了像黄光裕一样的中国富商们的事业拐点。
　　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拐点是以一种几乎娱乐的方式骤然来临的。
　　2007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徐滇庆表示，深圳房价肯定要涨，“我们不妨再豪放一点——如果明年深圳的房价比现在低一分钱，我一定向深圳市民道歉。”
　　此话很快得到财经评论人牛刀的回应。牛刀认为深圳市一年内房价一定是跌的。于是两人设立了一场赌局，以一年为限，谁输了就在媒体上登整版文章向深圳市民道歉。2008年7月11日，这个赌局的最后期限终于到来了，结果是徐滇庆以道歉而告终。而这场赌局，成为了当时毫无生气的楼市几乎唯一一抹生动的色彩。
　　2008年1月，王石抛出了“拐点论”，这招致大部分房地产商的普遍反对。而在这些人故作镇静地进行反驳时，王石已经偷偷开始了行动：上海万科在2月推出了元宵节9.5折特卖，卖出了170多套优惠房源；8月底，万科又在上海公开宣布，旗下的8个楼盘进行不同程度的促销活动……这一系列降价，为万科“过冬”储备了不少宝贵的现金。
　　而房价下跌，带来的是一波汹涌的退房潮，其中受关注最多的莫过于万科退房风波。9月，万科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遭遇了一场史上最强的“退房风暴”，一些退房不成的业主甚至用送花圈、念悼词的方式诅咒“丧失商业诚信”的万科。
　　房地产的销售，一直有“金九银十”的说法。但在2008年9月，上海楼市出现“史上最冷金九”，一手商品住宅的成交量跌到44.69万平方米，为旺季楼市新低，创下近三年来最为严重的滞销局面。
　　而在此前的2008年3月，房地产大腕潘石屹爆出了“百日剧变论”，称中国很多房地产公司将在百天之内产生剧变，并进入前所未有的融资艰难期，大量企业将进行整合。似乎与此相映证的是，当月恒大地产集团及其承销商宣布，不再根据原有时间表进行全球发售，将IPO计划推迟。
　　2008年以来，由于银行信贷紧缩，购房者持续观望、销售变冷，开发商资金链趋紧，房地产业的退地风浪开始席卷全国。8月中旬，江苏苏宁环球集团下属的南京苏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宣布，其于2007年8月拍得的总价44.04亿元的全国最贵“单价地王”，因地铁施工迟迟无法交付，已与相关方面解除原土地出让合同，已支付的土地出让款全额退还；9月26日，志成公司从绿地集团、鹏润房地产、华润地产等巨头手中抢走了总价11.04亿元“普陀地王”的上海志成公司，也宣布退地，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志成公司为此损失1亿多元；而北辰地产也将2007年以92亿元摘得的“长沙地王”，以认赔10亿的代价向政府退地。
　　而在创业旅途中一直“运气好得连门板都挡不住”的黄光裕，在此阶断进行了疯狂的土地扩张。但是地产市场十年难得一遇的寒流让他功亏一篑，地产寒流不仅粉碎了黄光裕借壳上市的美好愿望，甚至陷入危局之中难以自拔。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拐点，也成为了像黄光裕一样的中国富商们的事业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