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位于阿尔卑斯山一隅，是瑞士海拔最高的一个小镇。
山路，积雪，长途颠簸。王逸舟换乘三次交通工具、花掉16个小时才到达达沃斯。让他不明白的是，全球政要、富豪和各界精英为什么都要不辞劳苦的相聚达沃斯。
王逸舟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作为国际关系专家随同温家宝共赴达沃斯。
论坛上王逸舟看到了对美国针锋相对的责难，对中国殷殷的期盼。这些也是人们已经通过媒体有所了解的。不过，王逸舟在达沃斯看到的不止于此，他看到更多的是不乐观。与很多媒体报道的所谓“救世主”不同，人们对美国期盼显然超过对中国所谓“救世主”的期盼，他们对中国的强弱其实有着清楚的判断。
听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在说什么，听到在联合国、亚欧首脑会议都听不到的观点，王逸舟明白了全球精英不远万里而来的原因。
危机还没到底？
“是体系、结构、国际制度应该负责任，还是华尔街、银行家、某些个人。”
《英才》：达沃斯之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逸舟：达沃斯本是个经论论坛，银行家历来是主角。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银行家备受责难，经济学家也比较尴尬。
一年前经济学家还是乐观的主调，这次却是愁眉苦脸，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或许他们自己也知道危机来源于他们的领域，将要面临着更多的责难，所以表现的就更加惆怅。这是给我的突出印象。
《英才》：对危机本身是怎样思考的？
王逸舟：对于危机本身，一致的观点是很可能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特别是美日欧发达经济体的情况都不乐观。他们给出的分析更倾向于下滑，而不是复苏。这一点不像在国内看到的那么乐观。
中国银行的副行长朱民在会上也提到在银行业的第二波危机就要到来，会上还有第三波的说法，就看你怎么界定了。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意思，危机还没有到底，向实体经济以及非经济领域的扩散还在进行。就算是经济开始反弹的时候，它的社会后果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它有很强的滞后性，即使政府统计数字显示情况改善了，它还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还有就是人们有很多责难、追究、质疑：危机是怎么到来的，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是体系、结构、国际制度应该负责任，还是华尔街、银行家、某些个人，会上有很多的讨论，非常激烈，甚至是对峙。
谁该对危机负责？
“危机来了你们一推了事，我都为你们感到羞耻。”
《英才》：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王逸舟：我参加了一场BBC组织的直播讨论，五个嘉宾和100多个观众，嘉宾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美联储的主席、美国AIG的副总、瑞士联邦政府的前财政部长，还有一个南美小国的银行总裁。
在讨论中主持人问，谁应该对危机负责任？我看到的是，这些嘉宾，大人物、当事者，都不想对危机负责任，都认为是结构、系统、制度应该负责任。但是观众不买他们的账，有一个人在直播现场站起来质问：“你们难道不觉得羞耻吗，你们拿了那么多的薪水、年终分红，纳税人和社会给了你们那么多的好处和信任，但是危机来了你们一推了事，我都为你们感到羞耻。”
主持人也反过来问嘉宾怎么看观众的愤怒，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美联储的前主席罗拉·凯西当时就很尴尬，她说：“是呀，你说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拿很高的薪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象在当时的场景下，她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拿出一点儿钱，或者你们骂我一顿，都不能解决问题。”
在会上，我强烈感觉到他们特别不受待见，这与以往不同。
《英才》：财富拥有者不再是受捧的角儿？
王逸舟：感觉到他们的压抑，从过去叱咤风云的大亨，到现在被责难、不招待见、人见人骂的过街鼠，这种转变是难于接受的。下了会场他们更是郁闷，这些大亨都没有人理。而比较受欢迎的是分析家，包括克林顿。
《英才》：对美国的态度呢？
王逸舟：会议上感觉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奥巴马还是大家最关注的核心，虽然奥巴马没去，大家都在关注奥巴马的新政，谈论对新政府的预期，提建议或者表达疑惑。我觉得与对布什政府的质疑不同，大家对奥巴马更多的是期待，希望他可以充分的实现大家对他的期待，履行自己的承诺，这个感觉非常明显。
美国人占会议总人数达到十分之一，他们在达沃斯非常活跃。相比中国虽然受到很多好评，但是中国人在达沃斯不到1%，中国人一共十几个，达沃斯与会者总共2000多人。
中国的世界机会
“他们对我们其实有着客观的判断，并非盲目认为我们是‘救世主’。”
《英才》：外界对温总理的讲演反应如何？
王逸舟：温总理在达沃斯简直就是最受关注的明星。他在第一场的演讲从容、镇定，很有信心，让人印象深刻。后来包括默克尔、克林顿等很多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提到温总理的信心。在会上给人感觉就是中国很有信心，中国能有8%的增长让他们匪夷所思，他们最好的也就是百分之二三，他们希望中国的高速增长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订单和更多的贸易。
《英才》：中国有了交易的砝码，会交换些什么呢？
王逸舟：他们需要和中国做生意，但我们说的很清楚，我们只要那些急需的核心技术，不要简单的产品。他们既想做生意，又想像以前在很多领域关起门来不对我们开放是不行的。我们和德国经过很多争论，最终他们同意把磁悬浮的核心技术给我们，这在过去争论了很多时间都没能做到。
温总理欧洲之行，除了参加达沃斯还去了德国、英国等国家，一路上的签单初步计算就有150亿，而且还会有后续的签单。这其实很明显，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突破发达国家以前设定的障碍，以前发达国家不愿意卖给我们的核心技术、产品，现在有机会了。
《英才》：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的4万亿拉动内需？
王逸舟：我们对全球的经济贡献并不是说我们能占全球GDP的多大份额，这个数字大约是6%，而是我们在增量部分，就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部分，占了1/4，有人说甚至更高。
关键就在于我们能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关键时期能向前冲。我们总理也说了，我们的救市措施主要不是去给银行补窟窿，而是用于实体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生活，也包括产业的升级换代。这一点和很多发达国家不太一样，像美国实际是把钱给了银行，因为银行惜贷、银行本身有很多坏账，真正用于社会投资的比较少。所以这些迹象也是对中国乐观的一些依据。
对中国的期望有多高？
实事求是的讲，中国到底在全球经济中还是一个后来者，包括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中，中国能拿方案的可能不大。
《英才》：你认为中国的地位是否得到相应的提升？
王逸舟：国内很多报道把自己说的比较高，会上的确很多人士也认为我们是个快速腾飞的国家。但实事求是的讲，中国到底在全球经济中还是一个后来者、小学生，包括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中，中国能拿方案的可能不大，我们主要也就是提一些原则、方向性的建议。比如，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增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保障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产。但是做方案、具体操作，我们基本上是说不上话。这个没办法，我们和印度都说不上话，因为我们不是国际体系的创建者，只是后来的参与者，这是会上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
《英才》：外界对中国的期望有多高？
王逸舟：我们分开说，一方面就是对当前中国救市的期待很高。但我在会场看到的是，我们面临的经济衰退比我们预期的要严重。全球经济不好，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将很难独善其身，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包括出口、外汇、金融，这些受到国际经济影响明显。仅靠国内的一部分投资、消费来拉动，恐怕很难做到。国内可能信息不充分，很多人说复苏，但我现在不敢这样说。
《英才》：你看到了怎样的信息？
王逸舟：他们都不傻，他们知道中国有强有弱。强在哪些方面？规模，增长速度，外汇储备数量；弱在哪儿？我注意到他们的瑞士经济论坛公布了一个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国比上一年上升了4位，排在30位。
这个排名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给了12项指标，30位是总排名，里面有的权重比较高，有的权重比较小，一细分你就看出中国的优势劣势。市场规模排在第二位，增长速度排在前六位，制度化水平（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排在36位，医疗与基础教育第50位，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培训第64位，产品市场和效率第51位，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稳定性第109位。
全世界一共排到130多位，有人认为金融市场对我们还是高估了，中国有钱是不错，但并不是有能力、有人才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有钱也是玩不好的。所以不要说现在中国金融有外汇储备、经济没出大问题就是好的，那是因为处在不同阶段。
所以说几个很关键的数据、能够代表中国持续竞争力的数据排名都很靠后。他们对我们其实有着客观的判断，并非盲目认为我们是“救世主”，我们没有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