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

　　我不知道是因为喜欢普罗旺斯而喜欢塞尚，还是因为塞尚才喜欢普罗旺斯。常常觉得塞尚厚重的颜料里，弥漫着薰衣草的醇香。
　　那种紫色就像激情即将褪祛时，万般思绪，漾在心里。塞尚的画，恍若裸露的梦境，闭上眼就可以嗅到亘古不变的旷野味道。
　　在塞尚的最后10年中，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画一座名叫圣维克多的山，也是普罗旺斯地区最高的山。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辰的圣山，被画家不厌其烦地渲染着，他自己仿佛融化为山体的巨大褶皱，或耸起，或弯曲，在宁静中蕴藏天翻地覆。
　　随意中夹杂着一点禅意，塞尚心中的山，稚拙得好似中国哲学精神里的大巧若拙，无所谓悲喜，只消抖落一身烦尘，惯看秋月春风。但他的画直到死后20年才被大众赏识。
　　中国禅学有三重境界：参悟之初，“叶落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有所悟时，“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彻悟之后，“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一如人生的三个阶段：刻意人生、随意人生、禅意人生。
　　2009年7月11日，很平常的一天，却走了两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一位是98岁的季羡林先生，一位是93岁的任继愈先生，两位先生的境界，后人恐怕只有意会了。
　　季羡林先生我只读过他的一些书，尤其95岁时写的《病榻杂记》，很随性。为了廓清自己，老人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清朗的禀性可见一斑。
　　跟任继愈先生我有过一次长谈，还是十几年前在他的家里。那一年，老人80岁，已没有惊涛，没有惊叹，论及悲剧英雄，老人一语骇俗，其意义远远超出论古的范畴。
　　“三国贤相首推诸葛亮。史记记载，诸葛亮治蜀，管的事太琐碎。作为一国宰相，亲细务多，顾大局少，必有害于宏观管理；工作时间过长，休息时间少，必有害于身体健康。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的弱点，专和他打时间消耗战，待他劳瘁以死。而汉初的左相陈平，个人历史比起诸葛亮，显得不怎么高贵，但陈平更像个大国宰相，宏大而不琐细，相比之下，诸葛亮的管理方法低了一个层次。陈平的时代人才辈出，给后代留下了几百年活动的余地。而诸葛亮逝世不久，蜀国后继无人，旋即灭亡。诸葛亮其人可敬，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其遭遇可悲。”此言对于现代领导力，也是警示。
　　任先生生活简朴，硬板床边挂着一根绳子，怕睡觉时衣服掉到地上。他的书斋几易更名，无不昭示着命运的变迁：抗战期间，有了第一个书斋，自号为“潜斋”，有“潜斋笔记”多卷，可惜“文革”中毁于火。50年代，通讯地址为北大中关园宿舍，书斋取其谐音称为“中关虚舍”，因一半时间虚度了。后来政清人和，本可以多做些事，但眼疾缠身，遵医嘱，为保持目力，夜间不看书、不写字，书斋命之为“眼科病房”。
　　对两位老先生的离世，为了表达敬意，媒体上还是铺天盖地的用“大师”、“泰斗”、“一代宗师”之类的字眼缅怀他们。这些刻意的定论，似乎与两位老先生的精神相去甚远。
　　想起有人曾请教日本茶师千利休，何谓茶道精神？他说：先把水烧开，再加进茶叶，然后用适当的方式喝茶，那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夏天的时候使人想到清凉，冬天的时候使人想到温暖。没有别的秘密。茶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一种单纯的品味。
　　能留给世人些许的清凉和温暖，或是两位老先生最朴素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