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中国变迁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1995

赵科林
再也看不到那种场景

年口述|诺基亚中国区总裁 赵科林
　　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中国之“大”会让他们印象深刻。而对于那些初次来中国的外籍企业管理者，中国则是一个大挑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城市，文化和环境又各自不同，实在复杂。
　　幸好，在来中国内地之前，我先在香港地区工作过两年，又在台湾地区工作了5年，对中国文化算是有了一些了解。
　　我第一次来内地是1995年，那一次是公差——为了给诺基亚手机做市场调查。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推开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宽阔的马路上是宏大的自行车流，那是我在别的地方从没见过的景象，那种景象应该给很多外国人留下过深刻印象。
　　另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细节是，我路过一家刚刚开业的必胜客，发现等候就餐的顾客居然排着长队，这在国外是很少排队，似乎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常见的一种景象。我去邮电局（当时邮政、电信还未分家）做市场调查时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当时，一个邮局的内部格局基本分成两块区域，一边负责邮政业务，有人在贴邮票、盖戳、寄信；另一边则有一个大柜台，销售SIM卡。
　　在销售SIM卡的区域，也是有很多人在排队。邮局里布满临时搭起来销售手机的摊位，消费者可以从柜台买了SIM卡，直接就近在边上的摊位买手机。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不同的手机销售方式。
　　这种销售方式，有着中国自己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手机销售已经放开，但是入网等服务还相对集中在电信部门的手中。由于邮政电信没有分家，邮局还是电信运营开展业务的主要网点。
　　当然，现在再也看不到那种场景了。今天，内地很多城市都有了“手机一条街”，那些销售手机的店面很可能就是原来在邮局里的临时摊位，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逐渐演变成邮局边上的手机店。这一转变过程让很多人成了百万富翁。
　　2001年，我正式到北京工作，时任诺基亚中国区副总裁。当时，中国手机市场的老大还是摩托罗拉，它占据了大约30%的市场份额，诺基亚排第二。很自然，我将摩托罗拉定位为自己的对手。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住在国贸南边的一所公寓里，从房间的窗户看出去，对面正是摩托罗拉的北京办公室，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对面几点下班——灯是不是还亮着。有时候我坐在沙发上，能如此清楚地看到竞争对手的工作热情，让我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工作。
　　不过，后来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大概一年之后，数十家中国本土手机制造商迅速崛起，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对手了。
　　我喜欢看《孙子兵法》，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兵书中我了解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我发现不少中国企业家有很强的执行力，他们有一些非常有效的管理方法，类似对军队的管理，那些就是直接从《孙子兵法》中移植来的。
　　对这些管理方式，我开始觉得难以理解，但后来发现的确很有用。比如在零售领域，中国企业喜欢用很多人来做销售，有时候，一家公司甚至有上万名销售员。如果你在旺季去商店买手机，可能根本进不去，因为店里的空间都给各个厂家的促销员占满了，顾客甚至都没法接近柜台。而那时候诺基亚可能只有几百名销售人员。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企业的这种战略挺成功的。后来，诺基亚也做出了很大的转变。
　　目前，诺基亚中国大约有6000名销售员。这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的，现在，印度、俄罗斯等市场也在学习中国的经验。
　　不过，还有一些地方，我至今仍觉得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比如说，我习惯于直接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不理解或者不同意一件事情，我会直接说“No”。但大部分中国人不会这么做，他们更喜欢间接含蓄的表达方式。不同意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不说话或不发表意见，而不是直接说“我不同意”。我至今学不会这种间接含蓄，这让我有时候很难完全理解一些中国人的真实想法。
　　关于这方面，《孙子兵法》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但学习中文可能会有帮助。我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学会了中文，你才能跟普通的中国人打交道，只有在他们身上，你才能看到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
　　遗憾的是，我能够用来学习中文的时间并不多。这恐怕是所有在中国的跨国公司高管的共同烦恼，中国市场这么大，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管理者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所以，尽管都知道中文很重要，但来了十几年却还不会说中文的大有人在。
　　我只是尽量抽出私人时间学习。有一次，我和家人去台湾度假，结果，其他人是真正的度假，而我却在7天时间里、每天花7个小时，在一所当地学校里学中文。有人打赌说我坚持不下来，但结果我很骄傲——坚持下来了。现在，我每个星期天花两小时学中文。
　　我太太是台湾人，两个女儿分别出生在台湾和北京，他们的第一语言都是中文。现在她们要是在家里说中文，我还能听得懂。可是我担心，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中文学得越来越好，会不会有一天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38岁，现在46岁了，我觉得自己现在比8年前更成熟了，尤其在管理方面。
　　在这8年里，我变得更有耐心，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倾听、了解团队和客户的想法，学会更平衡地做决定，这些都是中国对我的改变，是我人生的重要收获。
　　我自己还有一点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学会了打高尔夫、打网球，有时候还会去做运动按摩，因为这些是大多数中国朋友和客户喜欢的活动，参加这些活动，是跟别人交流的好机会。要是在以前，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以前是“铁人三项”的专业运动员，常常一个人专心地跑步或游泳，对我来说，运动就是运动，很纯粹。但现在我了解到，有些运动是中国式的社交需要。
　　诺基亚是一家欧洲公司。在欧洲，人们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悠闲，50岁就想着退休。但在中国，情况很不一样，这里的生活节奏很快，每个人都渴望进步，每天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没有人会在50岁退休。这些都是积极有益的。
　　诺基亚要想保持长期的成功，必须更好的了解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并从中学习。我目前在读的一本书是Martin Jacques写的《当中国引领世界》（WhenChina Rules the World），很受启发。由此我产生一种想法：如果能把中国元素借鉴到欧洲，相信对诺基亚本身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更多的影响我的国外同事和老板，希望更多的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优点，把中国式思维与诺基亚的文化很好地整合起来。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2001年

闵毅达
不像是发展中的国家

口述|戴尔大中华区总裁 闵毅达
　　经历了在中国的这一切，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我只能说“伟大”。
　　其实，说到对中国最早的认识，应该在我读书的时候，通过学习地理、历史，开始认识中国。对于童年的我，中国是个所有人都想去探险的神秘地方。
　　工作之后，我开始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没有更多的报道，仅仅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的市场。
　　尽管如此，当我200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感到非常吃惊，我没有想到中国是如此的现代化，无论社会面貌还是经济发展速度，都不像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
　　我太太是促使我到中国工作的原因之一。之前，她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她认为，中国代表着未来。
　　但真的面临选择，我还要有所考虑。其实从工作角度讲，我是愿意来中国的，因为我很清楚中国市场发展潜力的巨大。那时候，我的担心完全来自生活方面。当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我很想知道中国的医疗系统、居住环境是什么样子？在中国能不能吃到自己喜欢的食品？孩子将来的教育会怎样？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但却是一个外来者必须要解决的“心结”。
　　于是，我利用假期带着太太来中国“考察”。那次中国之行打消了我们所有的顾虑，我们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生活居住的条件，就算吃饭这么简单的事，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
　　一年前，我的第二个孩子在上海出生了，给我太太接生的是一位中国医生，这足以说明我们对中国医疗系统的信心。
　　跟西方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会有人突然跳出来拦住我盘查，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从2004年10月上任以来，我发现中国有着巨大的改变。
　　最核心的一点是，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特别快。过去5年中，中国经济有大幅的增长，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变得更强。这种趋势可以让我明显预感到：再过数年，中国将会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大国。这种发展也使中国正变得自信。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就让整个国家的自信心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不能否认，中国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刚来中国的时候，我还不是戴尔全球的管理层，也根本没有想过会那么快地承担起管理整个中国区的重担，是中国给了我巨大的成长机会。
　　对我来讲，中国的生活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历程，让我成为一位更好的领导者、一位更好的丈夫、一位更好的父亲。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我对中国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我并不清楚这些认识是否能帮助我在业务征程上走得更远，但至少它可以让我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
　　比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关键要看你是不是拥有足够的人际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来讲，在开展业务之前，你需要认识正确的人，才有机会和他开始对话，了解他的想法，才有机会去达成协议。
　　中国人处理争议的方式也与西方大不相同。在中国，一旦有了争议，在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大家还是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就如何可以达成一致继续谈判。而在其他国家，解决这种分歧的方式往往是直接采取法律手段。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中国达成协议是很慎重的。为了达成协议，双方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并经过反复的谈判。而一旦达成协议，双方就会用最大的诚意执行协议，速度非常快。这一点和很多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意向性的协议很快就能达成，可到了执行的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中国员工来说，关系与沟通很重要。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在建立关系方面没有做足够的投资，只是把很多时间花在了业务上，缺少与的员工沟通。于是，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一名员工，同样一件事，有时候他能做到，有时候却不能。很显然，这不是流程本身的问题，更多的问题跟人相关。
　　于是，我开始坐下来，跟员工探讨、沟通。我发现，只要能说服他，事情就能很快解决。现在，我会花时间跟员工去打高尔夫，也经常到北京办公室跟员工坐在一起沟通。
　　这一点不像在美国。在美国，很多事情我只要发出指令就行，员工在执行上没有任何障碍。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障碍，我觉得这只是中国独特的一面。只要了解这一点，就可以保证业务的成功。
　　遗憾的是，至今我仍有一些不能理解的地方。比如，有时候我们向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明明能够保证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可客户做出的决定，却不是基于我们的解决方案，而是依据一些我们不大了解的因素，这让我们很困惑。
　　在中国的发展使戴尔受益颇多。通过每年在中国250亿美元的采购，戴尔可以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价格却相当优廉的产品。同样，戴尔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包括每年200万个就业机会。
基于这样的成绩，戴尔有一个想法：希望中国政府在原有的已经相当开放的投资政策方面，能进一步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为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采访|本刊记者 张军）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1998年

柯博德
每次来总能发现新东西

口述|ITT中国及印度总裁 柯博德
　　尽管我是在2008年7月15日正式到中国来工作的，不过大概在10年前我就开始接触中国。
　　那时候，我在ITT的ICS部门工作，与中国的深圳有很多业务上的往来。所以，我第一次到的中国城市就是深圳。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看到满街跑的大部分还是自行车，但是现在，汽车已经变成了那里主要的交通工具。
　　在上海，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变化和速度。正式驻上海工作前，我也常常过来出差，有时候隔一年，有时候隔几个月，每次来总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这里有一条路快修好了，那里有一座楼刚刚盖起来……
　　这种变化在ITT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10年前，ITT在中国只有一两个生产工厂；10年后，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整套全面的布局，除了生产，市场、销售和研发也都在中国公司里有了重要的地位。
　　很多外国人说，很难适应中国文化，我倒不觉得。来中国前，我在德国和荷兰工作过，那里的文化跟美国也有很大不同。其实，我很愿意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去观察不同地方的人、同他们合作、融入他们的生活，让我觉得兴奋。只要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的环境，你就会觉得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是很刺激、有趣的。
　　由于ITT的总部设在美国，为了配合美国时间，有时候我要在晚上很晚或者早上很早的时候工作。
　　不过，我很重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并不鼓励员工加班。当然，中国员工都很渴望进步、成功，所以他们常常自愿在工作上投入很多的时间。
    很多人跟我说，中国人没有美国人开放，中国员工习惯保持沉默，不会像美国员工那样，有什么话就直接过去敲开老板的门。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我工作的公司，只要你给他们机会，中国员工也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我喜欢跟员工开诚布公地谈话，尽量在公司里营造开放的环境和氛围，鼓励直接的、多渠道的沟通，让员工愿意对我敞开心扉。我们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让员工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比如每个季度、每月和每周的例会，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有高管在开，普通员工也都要参与，在会上说出自己的想法。还有午餐会，我大概每两个月一次，跟那些刚入职不久的新员工一起吃饭，他们可以说说自己的感想，也可以向我提问题。我发现，规模在20—25个人的会议，效果是最好的。上任一年多来，我跟中国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一起吃过饭了。
　　当然，东西方思维之间，可能还是会存在一点小小的差异。比如发生一件事，美国人的应对模式是反应很快，立刻采取行动；但中国人似乎更喜欢在采取行动前反复地、长时间地讨论。
　　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我在中国工作，有语言障碍，充分的讨论能让我更好地了解情况，从而更准确地做出判断。
　　由于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专门学习中文，因此现在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话，比如“你好”、“谢谢”、“请送我去某个地方”之类的，勉强应付打出租车、点菜这样的小事。
    工作性质让我常常要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我现在虽然住在上海，但一年中有50%以上的时间是在其他地方度过的。
    （采访|本刊记者 罗影）

正式在中国内地工作：1997年

赛如阳
灾祸带给中国的是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