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民营钢企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经历，我们能感觉到，中国民营钢企飞得更高、需要承载的压力就越大……
“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卷起风暴心生呼啸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汪峰的这首《飞得更高》把那些身陷卑微和困顿却一心向上的人的内心唱得心旌驰荡。的确，超越现实、追求梦想，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和权利。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飞得更高”在大多数时间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宽松政策的出台，中国的民营钢企取得了飞速发展，一度取得了与国有钢企并驾齐驱的地位。但从2003年开始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很多中小型民营钢企很快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一些大的民营钢企也在内忧外患中举步维艰。
透过民营钢企在过去30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盛到衰的整个过程，我们能感觉到，中国民营钢企飞得更高、需要承载的压力就越大。欣慰的是，他们从不轻易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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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0年从国企松绑开始
邓小平亲自考察日本的钢铁公司的举动拉开了大批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序幕。
太刺激了。日本新日铁公司1977年赠送给中国的一部专题片让当时的中央领导陷入沉思：为什么严重缺乏铁矿和煤矿等资源的日本，在短短15年内钢产量达到中国的5倍？在一套现代化钢铁生产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到底什么因素将起主导作用？是资源还是技术？是革命的热情还是先进的管理模式？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结合国情，通过西方资金、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引进，建立一套完善、高效，并且富于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生产体系，开始成为政府最高领导人密切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为我国的钢铁产业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资源创造了条件。上海宝钢、天津无缝钢管厂等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同时，一些老的大型钢铁企业也得到了技术改造和升级，其中有鞍钢、包钢、武钢、首钢等。1978年，邓小平亲自考察日本的钢铁公司的举动拉开了大批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序幕。
然而，光有先进的设备和大额的资金是不够的。要保证钢铁企业生存与发展，还必须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1979年，时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趋势。他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当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京津沪8个企业为国企改革试点，周冠五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改革机会。
短短两个月之后的7月13日，国务院一口气印发五个文件，对扩权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手握“尚方宝剑”的周冠五，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力推行“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周冠五对效率的苛求，曾让部分职工产生不满，但改革措施很快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81—1992年，首钢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年均递增19.1%。
虽然是国企改革，但是周冠五此时付出的努力，对于打破国家对钢铁企业的直接管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随后的民营钢企突破体制约束、飞速发展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91-2001年民营钢铁的机会
民营钢铁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既得益于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机遇，也得益于他们自身独特的发展思路。
“既然台企能捐一个亿，大陆企业为什么不能？”2008年以前，河北首富、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杜双华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媒体上。但向汶川灾区捐款一亿的举动，让许多人一下子记住了他。
根据财务资料，仅2008年上半年，日照钢铁销售收入237亿元，利润总额57亿元。无疑杜双华打造了一个财富帝国，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1993年他在老家河北省衡水市创办的年产值仅80万的京华制管厂。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更是为钢铁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同时，新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行，钢材产品的需求大增，也给钢铁产业带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十五”期间，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167.37亿元，超过1949-2000年中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
而杜双华就是把握住了这个绝佳的历史时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踏上了迈向“钢铁王国”之路。
其实，早在1987年，杜双华就与钢铁接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年仅22岁的他还是首钢冶金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的普通职工，最开始接触的是钢材贸易领域。1991年，在钢铁行业有了一定积累的杜双华，选择了辞职单干，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开办了北京兴华福利轧钢厂。
1992年9月，杜双华在三河建设了焊管厂。次年投产后便赶上了焊管价格暴涨的好形势，产品供不应求，生产规模急需扩大。经过多方考察，年产能10万吨的焊管生产线在河北衡水开工建设，同年12月31日京华焊管总厂正式成立。由于经营策略得当，杜双华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京华焊管厂年产量达到了30万吨，销售收入4.2亿元，位居河北焊管行业首位。1999年，完成销售收入7.2亿元，2000年更翻番，成为河北省衡水市民营龙头企业。
而与此同时，出生于常州市武进区东安镇安北村渎南的一户农民家庭的戴国芳也开始了自己的“钢铁淘金梦”。
和出身国企，拥有大专学历的杜双华相比，戴国芳的发家之路显得尤为艰辛。1980年，初中辍学的戴国芳和弟弟戴永芳两个人就在乡下城里各处收废钢废铁。戴国芳在做废铁收购和钼铁生意的时候发现，炼铁的利润要比废铁买卖的利润高得多。于是，在有了初步的资金积累之后，他自己开了一个占地二三十亩的小厂，并购进了三台30吨的小电炉炼钢。
在炼钢期间，为了节省成本，戴国芳“借鸡生蛋”，在外面租厂房进行生产。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到1996年的时候，戴国芳基本上完成了他的原始积累，手头上的资金达到6000万，戴国芳便把这6000万全部投入，在常州注册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
这一时期，仅在唐山，从1992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大型民营钢铁企业就有唐山国丰、唐山恒通、唐山建龙。这些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既得益于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机遇，也得益于他们自身独特的发展思路。
2002-2007年 民间资本渗透产业整合
“铁本”事件给所有民营钢铁大亨敲响了一次警钟，但自视甚高的巨头们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扩张冲动。
“我不是中国的米塔尔。”2006年，在带领沙钢从一个45万元起家的钢铁作坊成长为一家年销售额达405亿元的民营钢铁公司后，沈文荣断然拒绝了“中国米塔尔”这一称誉。但他的后半句话则展示了打造钢铁帝国的信心：“要是能有米塔尔1/2宽松的国际融资条件，我仅在中国收购，年产量就能达到1亿吨。”
2001年，成功完成了由“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制企业”转型后，沙钢集团在沈文荣的带领下，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大的跨越。
随着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北京奥运工程等大型项目的陆续启动，房地产、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行业的快速发展，钢铁行业也在强大的基础建设需求下高歌猛进，而沙钢集团在这种大的行业背景下，通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实现了自己成为一个国内“钢铁巨头”的目标。
现在，沈文荣又把目标锁定为向国际“钢铁巨头”靠齐。在许多人看来，沈文荣这个目标显得有些狂妄。一些媒体人士认为，在钢铁行业“国进民退”的整体大趋势面前，沈指望凭借一己之力突破体制的束缚，“颇有唐·吉诃德的意味”。
从表面看，成为民营钢铁企业中仅有的能与大型国有钢企并驾齐驱的钢铁巨头，沙钢得益于从2005年以来的四次大规模并购：
2005年，发改委颁布钢铁产业规划。根据规划，发改委原则上不再审批新项目的建设规划，鼓励现有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为此，沙钢制订了“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并购策略，短短两年时间内，产能由1500万吨提升至2500万吨。
在这种以并购为主导的外延式增长战略驱动下，沙钢集团分别在2006年6月分两次收购江苏淮钢共计90.5%的股权，2007年9月收购河南永兴钢铁80%的股权，2007年岁末从江苏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委会手中买下江苏永钢25%的股权。
但分析本质后可以看出，沙钢的成功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沙钢人的强悍基因，而这种基因的源头就是沈文荣本人的“强悍性格”。这种强悍基因不仅让沙钢成功的把握了好几次历史性机遇，也给沙钢在成本节约以及技术创新上注入了强大的驱动力。
2002年，沙钢更是甩出惊动世界的大手笔，以2.2亿元从欧洲最大的钢铁公司蒂森克虏伯手中买下其子公司霍施钢厂，将这座世界上最壮观的工厂整体搬到中国。这次搬迁，事后被称为“欧洲战后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搬迁”。
与此同时，日照钢铁的杜双华、复星国际的郭广昌也都在开始着自己的大肆扩张之路。
为了解决焊管原料不足的瓶颈，杜双华从2000年开始筹划自建卷板项目。2002年8月，杜双华订下了意大利达涅利公司有一套Ｈ型钢设备，并在2003年最终落户山东日照，组建钢铁企业。2004年，日照钢铁钢产量是107万吨，销售收入25亿元，上缴税金是215万元。到了2007年，日照钢铁的钢产量达到了775万吨，销售收入286亿元，上缴税金13.78亿元。
而一直致力于多元化投资的郭广昌也是在2003年顺势进入钢铁行业的。在用16亿元以要约收购的方式将南钢股份纳入囊中后，郭广昌又先后入股了建龙钢铁、宁波钢铁、海钢联，并在2008年6月再斥38亿元人民币入股天津钢铁。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巧的资本运作，郭广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让自己通过复星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钢厂粗钢总产量从2003年初的零一下子跃升到了2006年的接近1400万吨，民间资本产业整合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民间资本进入钢铁行业，并不总是那样一番风顺。2004年4月4日，媒体报道了铁本公司在常州新北区长江沿岸违法占地、建设大型钢铁项目。10天后，国务院派出由发改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审计署、银监会等庞大检查组，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调查。19日，戴国芳等人便被警察带走。
尽管，闹得沸沸扬扬的“铁本”事件，间接给所有民营钢铁大亨们敲响了一次警钟，但在外部需求猛增的大好形势下，自视甚高的巨头们虽心有余悸，但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扩张冲动，而这也为随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2008-2009年“国民”争锋
次贷危机后，在成本增加、市场疲软的双重压力下，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资金链断层的困境。
“建龙滚出通钢。”2009年7月24日11时20分，国企通钢的员工听说前来接管的民营钢企建龙集团的代表陈国军进入了“老焦化楼”，于是冲了过来。随后，陈国军被拖进走廊，遭到群殴，最后不治身亡。
陈国军的死，导致建龙最终失去了对通钢重组的机会，而这已经是民营钢企近半年以来在“国进民退”的大潮中第三次大的溃败。
2008年11月，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和日照钢铁签订了重组意向书，由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2009年3月，复星郭广昌又在钢铁行业投资面临巨大亏损压力的前提下，不得不将旗下南钢联合所持有的宁波钢铁20%的股权出售给宝钢集团。另外，2009年4月，媒体又曝出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海鑫钢铁集团迫于资金的压力，准备“卖身”首钢。
这一次民营钢企的集体失势，一方面是由于全球金融动荡带来的外部环境恶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为了促进钢铁产业结构转型而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他主要原料价格也呈现上涨趋势。2007年，国内产焦炭第一大省山西的焦炭价格提价7次，累计年内上涨了560元/吨至640元/吨；出口价格已从1月的150美元/吨涨至11月的246美元/吨，涨幅高达64%。
2008年，迫于压力，宝钢与力拓公司终于达成2008年度铁矿石价格协议。根据协议，力拓的PB粉矿、杨迪粉矿、PB块矿将在2007年度价格基础上分别上涨79.88%、79.88%和96.5%。这样一来，占据钢铁企业成本近70%的几大要素——能源、原材料、运输价格等全面上涨，钢铁企业的盈利空间被最大限度压缩。
偏偏在这时候，次贷危机引起实体国有钢企的产业振兴规划。
2007年底，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前期，大量的投机资金进入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开始拼命拉高铁矿石、原油、粮食等基础商品的价格。2007年1-10月我国进口矿综合平均到岸价也才81.3美元/吨，到了11月却猛增至112.78美元/吨，增幅比率高达38.7%。
与此同时，进入2007年末，国产铁矿石加速上扬。据悉，2007年11月上旬，唐山产含量66%的铁矿石价格为1286元/吨，同比涨幅高达86.4%；而12月上旬，这一品种的价格为每吨1445元，同比上涨740元，涨幅为105%。除了铁矿石价格大涨外，焦炭等其美国消费需求的疲软导致长期靠出口拉动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下滑压力，造成了制造业全面萎缩和短期就业压力的增大，也压缩了钢铁需求增长的空间。在成本增加、市场疲软的双重压力下，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资金链断层的困境。
而2009年3月，国家又恰逢其时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毫无疑问，国家出台的振兴规划，给大型国有钢企兼并收购中大型民营钢企创造了实质性利好，也从政策上给钢铁产业的“国进民退”做出了倾斜。在这种市场与政策双重挤压下，民营钢企由盛转衰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