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
一种活着的态度

口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毛大庆
　　我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解决了大量中子学物理问题，提出并研究了多种测试项目，提高了中子计算数度，发展了基本完整而实用的系统核试验诊断理论，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两弹一星”可以说是最早的两代海归和国内一批优秀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他们是第一批海归，解放前留美，解放后毅然回国。而我父亲则属于国家为了保障国防科技研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相当于是第二代海归。
　　国家863计划中，在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等帮助下，他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此外，父亲还担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我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她学的专业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后来，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跟他们离得很远。首先，他们的专业我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性质，他们也很少让我知道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小时候，我家里有规矩：他们的房间我几乎很少进，他们桌上的纸我从来都不敢碰，因为不知道哪张纸上可能就是机密的信息，我也从来不问。
　　那时候，他们经常去一些奇怪的地方，和一些叔叔、阿姨说起“沟里”，听起来像“黑话”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研究所都是在山沟里的，去“沟里”指的是去做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有一件类似于飞行员带的那种很大的风镜，还有打孔纸，上面都是数，是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运行的数据。中关村出现的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服务对象就是搞尖端科学研究的这批人。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我很难见到他们。甚至三岁以前，我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她几乎没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一直在绵阳山里的基地做研究。以至于我三岁多她回家时，我把她叫做“阿姨”。
　　相对而言，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稍长一些。
　　对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这些宏大概念的理解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与他的工作有关，更与他的家庭有关。
　　我的祖父杜孟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是我党优秀的先驱人物。祖母是历史教育家和学者，与刘和珍同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三一八”惨案的时候，祖母曾和刘和珍等一起参加学生抗议活动。
　　父亲家“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冲击。祖母被四人帮直接点名，死得非常悲惨。祖父当时是河南省副省长、政协主席，却被严重迫害，后来半身不遂，孤零零死在家里。胡耀邦领导下的拨乱反正工作中最早平反的一批便是我的祖父母。
　　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原本可能在家庭中留下很深的“文革”烙印。早在“文革”中，家族中就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爷爷奶奶真的有问题，有人认为被打倒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父亲则不同，最初他不跟我讲这些，等我稍能理解这些事的时候，他则逐渐引导我理解那个时代，告诉我爷爷奶奶是好人、是英雄。父亲从没有因为家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反感这个国家，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那样一场浩劫，反而更加努力为国工作。
　　另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生。
　　高考结束后，父母出差去大连，我也同去。他们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我也买一张软卧票，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他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但是晚上睡觉必须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又臭又脏，和软卧车厢是两个世界。
　　结果，我白天没在，硬座也被人占了。父亲没有让我回软卧，只是和乘务长说给我找个地方挤一下，说完就走了。没办法，我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两个车厢中间，其实就是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我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我跟父亲说起我所看到的。他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怎么理解这个庞大复杂和多元的社会，怎样去认识自己的生活，并且知道今天的生活和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热，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考托福，因为母亲在国外，我是比较有条件出国的，但是我当时内心很抗拒，老想为什么要出国？我的中国情结很重，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去农村走一走。那年寒假我去了河南的农村，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破公共汽车到嵩山去看少林寺。走在黄河沿岸，看一个一个残破的窑洞，当时的我真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也很难理解那时的国家怎么会是这样的情景。
　　我到河南烈士陵园去看爷爷的墓地，发现杨靖宇、徐海东、吉鸿昌等烈士的墓地也在那里。他们都是离我们很远的革命英雄，只在小时候听过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一下子，我觉得和他们很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烈士牺牲了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怎么还是这样？我们读书为什么呢？那一次，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于是我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给我父亲。父亲给我的回信也很长。他说很欣慰我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所看到的那么多人不高兴，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让国家强盛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我的家庭，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场景比一般家庭少很多，甚至打起电话都有些官腔，但重要的是，父母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心灵影响是难以言表的。
　　虽然从小周围是很多的著名的科学家，生活条件一直还算不错，但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要告诉自己你能够过最普通的、条件最差的生活，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本领。
　　他们还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会碰到不同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修养的人，不要轻易去看不起谁。人的心态要平和，要把自己放低。
　　还有一点，他们并没有给我讲太多，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工作得以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便是英雄主义的教育，这一点给我莫大影响。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郭永怀的故事我印象至深。郭永怀是和钱学森一起留美、一起回国，也是第一代“两弹一星”功臣中重要的科学家。在一次从核试验基地坐军用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失事，郭永怀牺牲了。在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烈士的遗体都烧焦了，但是他和秘书两个人在失事的一霎那死死抱在一起。艰难地把他们分开后，人们发现他俩的肚子和胸部是保存完好的，两人中间完好地保存着装着重要数据和机密文件的公文包。
　　就是这些故事里才有的人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日里，我看着他们去买菜打酱油。这些琐事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朴实。所以，对于牺牲、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这些词，在我看来是很具体的。
　　通过观察父母和父母身边的人我明白了，英雄主义不是说去冲锋打仗，而应该是敢于面对挑战、敢于在挑战面前脱颖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英雄主义会让一个人的气质、气量、思维的空间全面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一种活着的态度。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批斗会一结束，父亲马上就抬起头指挥大家退场，然后就和老师们打篮球去了。让别人感觉不到他的屈辱和痛苦。

活在自己的价值观中

口述|鼎晖创业投资合伙人 王功权
　　我的家庭有一段颇为波折的经历。父亲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爷爷娶的第一位太太在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去世了，娶的第二位太太不能生育，后来，爷爷又娶了我的奶奶。
　　但是很不幸，父亲9岁时奶奶因病去世，11岁时爷爷也去世了，留下父亲和叔叔两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就这样，三个孩子在二奶奶的抚养下长大。
　　在父亲十三四岁的时候二奶奶把他送到新京（伪满洲国首都，现吉林省省会长春市）上学。在学校里，父亲参加了革命，同当时的武装部队一起进行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
　　土改工作很快推广到家乡。因为此前爷爷买了很多土地，甚至是将太爷爷留下来的酒坊都折了现买地，而家里的情况很明显：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没有劳动力，全部的生活来源依靠土地——剥削率百分之百，就这样，死去的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父亲成了地主的后代。
　　没有办法，父亲只有回家替爷爷接受土改斗争。他参加过土改，对革命的趋势非常清楚，所以积极配合土改工作队，把家里的东西分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个简陋的草房、一口锅、几床棉被，变为赤贫。那时候，他也就是十七八岁。
　　此后，父亲参加生产劳动，成了普通的农民。解放之后，县政府招聘教师。父亲考上了，从此做教学工作直到退休。
　　那个时候教学条件很艰苦，基本上是裤腿一挽、行李一背，就像是带上了军令去办学。等学校建好了，招上几位老师，他就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学校。
　　由于总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没有自行车，父亲常年走路上班，披星戴月，风雨不误，没有迟到、早退过一次。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去学校，很晚才回来。
　　而且父亲把时间控制得很准，以至于沿途的老百姓都认识他。有意思的是，人们常常把王老师有没有路过作为计时标准。
　　当然，事情都有两方面，因为常年的坚持，父亲现在身体非常好。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在小区里散步，时间还是非常精准。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父亲的教师经历中，曾遇到过很多波折。“文革”时期，邓小平有一次复出，我父亲也被提拔上来主抓全乡教育工作。一上任他就开始制订教学计划和大纲，但是很快又被打成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要挂着牌子接受批斗，临走之前他还撸胳膊挽袖子，唱上一首《红梅赞》。
　　有一段时间，父亲和我在同一所小学，他是副校长，我是学生。因为我在班上学习很好、又是班长，所以我还要写批斗发言稿。
　　开批斗会的前一天，父亲会问我：“你的批判稿写好了吗？”我就把稿子给他看，他特别认真地修改，改完之后要一遍一遍地读，读过之后再让我读。整个过程就好像在批斗别人。其实他只是关注我的批判稿写得好不好。我曾经问他：“爸爸，这不是在批你吗？”他说：“没事儿，关键是你把稿子写好。”
　　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在前面站着，旁边一排一排的学生围着，父亲低着头。如果我读得好，他会抬起头看看我，一副很赞许的样子。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就抬起头指挥大家退场，“三班、三班从后面走，五年级、五年级不要挤??”然后就和老师们打篮球去了。
　　他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一切，让别人感觉不到他的屈辱和痛苦。我当时的感觉是：一般的老师是不会挨批的，挨批的都是领导。
　　父亲74岁退休。忙碌一生，他觉得退休之后自己不能无所事事，就从头开始学习画画。画了很多的花鸟工笔画之后又开始画油画，而且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画鸟的时候，羽毛画得非常细致。这样的高龄能够做到眼不花、手不抖，如果没有很静的心是画不出来的。刚刚，父亲过完八十大寿，在宴会上，我和哥哥妹妹把他60多幅的花鸟工笔画和40多幅的油画在现场全部展出。
　　我非常敬重父亲，从来没有看到他因为我挣很多钱而感到特别自豪。他好像是活在自己的价值观中。每天都过得挺来劲儿，好像比我的生活更加有底气。
　　当然，母亲的勤劳、朴素、包容、对子女的关爱、对丈夫的照顾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直，我认为亏欠母亲很多。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带她去看了给她准备的墓地。到了凤凰山陵园，我说，“娘啊，假如将来有一天你过世，你觉得这一片陵园好吗？”她看着远处的山清水秀回答“儿子，要是能够在这儿挺好的”。
　　这其实是很敏感的事情。但是我这么做了，母亲很高兴，后来我在那儿买了墓地。半山坡上，一眼望去景色很美。给母亲扫墓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会好受一点，心想至少这个地方是母亲喜欢的。我有时候会特别地想她，想她的时候便去扫墓，不论是什么日子。我就坐在那儿，点上一炷香，一支一支地抽烟。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我跟父亲之间的矛盾很少，最大的一次冲突是为了我要跟张宝全结婚的事，那次，他打了我一辈子里唯一的一巴掌。

对我采取“放养”政策

口述|今典集团联席总裁 王秋杨
我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但他很细心、多才多艺、很爱孩子。在那个年代，父亲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由于爷爷当年闯关东到东北做茶叶和丝绸生意，家里条件不错，所以父亲得以在哈尔滨一中念到高中毕业。毕业后，父亲怀揣两个手榴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参军去了。
　　从解放战争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到金门战斗，父亲从北打到南，最后留在了福建。我出生的时候，家在福建山区，父亲是一个师长，不久后升任副军长。小时候我们老搬家，从漳州、厦门、泉州到莆田，经常住防空洞。最深的记忆就是那会儿时刻不忘“解放台湾”，不时地，会有热气球从对岸飘过来，这边也有气球飞过去，撒传单、撒生活用品......
　　在当时野战军的环境里，我和父亲的距离很近。他在上班的路上就能看到我在水塘里抓青蛙，或者我在捉蚂蚱的时候也能看见父亲带着部队经过。所以，虽然他工作挺忙，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很多。而且，我和父亲是那种无话不谈的父女。
　　小时候，我经常跟父亲一起散步。他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我老得跟在他后面小跑。他喜欢边散步边给我说历史故事，像三国演义、春秋、战国之类的。所以，我读的第一本书、也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三国演义》。
　　我哥哥比我大10岁，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印象中，父亲总是在夸我、肯定我，让我树雄心、立大志，告诉我女孩子也要大气。所以我从小就胆子大、主意正。
　　“好孩子是被夸出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我的童年特阳光灿烂，自我感觉好得不行，所以长大后也特别自信，这种感觉挡都挡不住。
　　我母亲没什么文化，不过人长得很漂亮。刚解放的时候，部队上给干部们介绍对象，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官不大，轮到他时，没有满意的。他自己也谈了几个，有海外华侨，也有过去的同学，都是那种既会游泳又会弹钢琴的洋派女孩，但组织上认为出身不好，不同意。后来父亲回山东老家时，在一个集市上看到我母亲正在卖东西，当即一见钟情，更没想到母亲一口答应，第二天就跟着父亲去了部队。
　　父母对我采取的政策是“放养”，不会像现在的家长，对孩子过度照顾。这也养成了我凡事很要强、负责，甚至有一点硬撑的性格。
　　小时候，我是孩子群里的司令，手下号令上百个小孩。那时候，经常打架，那些比我大、比我高的男孩子都打不过我。常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我家告状，还没等我爸妈说什么，隔壁邻居就会说，“哎呀，你也好意思来告状，你儿子比人家高那么多”。
　　我很少挨骂挨打，记忆里只有一次被妈妈声泪俱下地批评过。那次，我考试没考好，放学后妈妈让我待在家里老老实实学习。结果那天爸爸下班早，带我去粘知了玩。等我俩高高兴兴地粘了一堆知了回来，等着我的是妈妈一顿狠狠的批评。
　　以前，我跟母亲之间的矛盾会多些。她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老往外跑，但她跟我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也没什么兴趣听。不过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理解了母亲，跟她的交流也多起来。
　　我母亲认为女人一定要会女红，所以我会织毛衣，还会一点简单的裁剪，会踩缝纫机。现在，我在家的时候，会专门留出时间很耐心地跟她聊天：最近菜价是不是涨了呀？新买的洗衣粉是不是比原来的牌子好用？刚请的保姆干活怎么样？虽然我对这些并没有兴趣，但我觉得她需要陪伴、需要倾听，她也需要被人重视，她对家庭的贡献需要被肯定。
　　从小到大，父亲始终是我的偶像。小时候，别人问我崇拜谁，我毫不犹豫就想到爸爸，他是我很多年里唯一崇拜的人。他不但打仗很厉害——他的部队被称为“红色尖刀连”，而且还会拉小提琴、会吹口琴、会骑马、骑自行车??在我的心目中，他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
　　父亲还很爱赶时髦。在当地，我们家是最早有录音机的。父亲喜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就抱着录音机坐在电影院第一排，把整个电影的现场声音录下来，回来再一遍一遍地放。
　　后来收音机性能好了，能收听到“敌台”，他特别喜欢邓丽君的歌，是邓丽君的超级粉丝，后来甚至收集了她所有的碟片和磁带，每个都用专门的袋子装好。
　　在福建的时候，父亲还是军区里最早玩照相机的。他没事就爱给我们照相，但我们住的地方太偏远了，彩色照片没条件冲印。他就偷偷地托华侨带到香港去冲印。所以，我曾经有很多小时候的彩色照片，但因为福建天气潮湿，后来家里好多老照片都被白蚂蚁吃掉了，很可惜。
　　爸爸还很好学，直到现在，80多岁的人了，读书看报的时候，发现不认识的字，马上去查字典，查到了还要把拼音注出来，写得大大的贴在墙上。前阵子我看见他拿了本日语速成的小册子在翻，旁边居然还有英语、俄语的。这阵子又在弄网络，学上网。
　　父亲在福建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离开福州军区后，父亲在江西南昌陆军学院当了几年院长，后来又当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
　　我跟父亲之间的矛盾很少，基本上他做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对的，我做的事情他也都觉得是对的。几十年来，我们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就是我要跟张宝全结婚的时候，那次，他打了我一辈子里唯一的一巴掌。
　　之后，我们好几年都不联系。虽然彼此心里都很惦念牵挂，但父女俩都是很强势的人，不会轻易妥协。那段时间的确挺难熬的。当时，我和张宝全两人都在上学，生活拮据，每次回家，妈妈也不能直接给我钱，那样太伤老人的原则了，但她会把家里吃不完的粮票统统给我，其实她也知道我用不掉这么多粮票，不过，粮票可以拿去换鸡蛋、换其他生活必需品。
　　后来随着我们正式领证结婚，父母也就慢慢接纳我们了。现在，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每天回家能看到老人孩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要是我晚上说好回家，多晚爸爸都会等我。好几次我悄悄地回去，以为大家都睡着了，结果刚走到楼梯口，砰，灯就亮了，爸爸在那里等着呢，让我非常感动。
　　对于我经常出远门，父亲很担心，他总跟我说：“没事去爬什么山啊，这么危险，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以为你还年轻啊。”但另一方面，家里来了客人，他就会跟人家吹：“我女儿，登顶过珠峰、去过南北极呢。”
（采访|本刊记者罗影）

除了在学校之外，回家我也要面对老师、甚至校长。这种现象让我一直把家长和老师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所有的谎话都要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