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并不活跃于公众视野的银行，但在海外市场，很多国家对于中国银行机构的印象则是来自这家信用评级与国家主权评级一致的政策性银行。而它的一举一动都与国家经济战略密切相关。
2010年3月末，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对* S T厦华（600870. S H）递交的恢复上市申请进行了审核，并有条件通过其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此前的多年时间里，* S T厦华一直深陷亏损的泥潭，直到获得进出口银行6000万美元的“雪中送炭”才使其能够迅速地重归正轨。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贸出口陷入了前所未遇的困境，全球市场萎缩使得国内外向型制造企业订单锐减。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平板电视出口销售收入占据总营收80%以上的*ST厦华并不缺乏订单，也不缺乏市场，但2006—2008年连续三年亏损而被暂停上市资格，使得*ST厦华很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
“当时，厦华正面临着手握订单却得不到资金供给的尴尬局面，李若谷和进出口银行团队对厦华不离不弃的坚定支持，才使得厦华渡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一位厦华高管告诉《英才》记者。
根据* S T厦华发布的财报显示，2009年厦华电子出口逆市攀升，年度出口量同比增长90%以上、出口额同比增长50％以上，位居国产品牌企业平板电视出口排行第一。实现营业收入近4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7％，净利润突破1亿元，预计2010年度厦华营收目标拟整体再成长30%以上。
这个典型的案例，无疑表明了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角色意义。15年前，作为我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和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以及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转贷行、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的承贷行而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按照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的话来概括：“进出口银行就是支持我国进出口贸易、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国家政策性银行。我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帮助这些企业发展。”
2009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全年批准表内贷款8011亿元，发放贷款368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9%和25%。共支持了1742亿美元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等“走出去”项目，以及671亿美元的资源类和技术装备类产品进口。
过去的5年间，进出口银行表内业务贷款余额从1239亿元增长到6008亿元，增长了近5倍；资产总额从3059亿元增长到9533亿元，增长了3倍多。但在信贷规模和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一个问题横亘在李若谷和他带领的进出口银行面前。
如果仅靠筹资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发债融资形式来支撑政策性业务，是很难实现政策性业务的持续发展。不过，在2008年实现2亿多微利的基础上，进出口银行却扩大了盈利势头，2009年实现税后盈利25.39亿元（按新会计准则计算）。相对于6000亿的贷款余额，25亿的净利润只能算是“保本微利”。但这其中的意义在于，盈利很大程度上是中间业务和自营性业务所贡献的。如何更好地通过中间业务和自营业务反哺国家交办的政策性业务，同时提升政策性业务自身的良性发展，以保障进出口银行的持续发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而在更高的层面上，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解决证券市场结构性问题、保险企业投资开放之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工作成为政府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的洗礼，成功推进市场化转型，成为新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则是进出口银行的未来发展目标。
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浮现
“进出口银行要从过去单一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发展为新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对内支持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与国内其他银行不同的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网址是以.gov.cn而非.com.cn结尾，而另一家网址以.gov.cn结尾的银行则是中国人民银行。
这个细小的差别却意味着进出口银行所担负着的国家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进入由经济贸易大国向经济贸易强国的重大转折期的背景之下。比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面临出口下滑的外部经济环境，进出口银行则被赋予加大金融对稳定外需和支持扩大内需的责任。
围绕着这一责任，进出口银行制订了差别化的授信政策，为企业提供一揽子融资便利，为“两自一高”产品，以及有市场、有订单、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提供资金。同时，重点支持了一批出口带动效应大的境外项目，支持了诸如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项目、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收购奥地利FACC公司股权项目等。
此外，进出口银行参与制订了国家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实施细则，通过政策性金融服务手段，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船舶工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状况下，国外很多船舶制造企业长时间零订单，但中国船舶制造企业却逆市飘红。
“去年，在我们的支持下，中国船舶工业全球新接订单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船舶买贷的时候，也在考虑如何支持中国船舶工业发展和转型。过去国内造船企业多是做一些散装船、集装箱船，相对比较容易。现在，我们支持船舶出口企业制造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特种船舶，支持他们制造大型的油轮，支持他们向海上平台、钻井平台项目转型。”李若谷说。
不仅如此，进出口银行还在国际船舶融资市场频频出手。2009年9月，美国OSG公司宣布，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约，成为首个获得此类中方贷款的美国公司。根据贷款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为OSG公司的3艘VLCC和2艘阿芙拉型油轮提供为期12年的贷款，融资总额达到3.89亿美元。5个月后，丹麦托姆（Torm）航运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达成为2010—2012年建造6艘新船融资1.7亿美元的协议。
中国需要增加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的力度，不仅使自己发展，也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也是进出口银行转变为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一个主要方向。
2010年3月末，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主发起人，总规模达100亿美元，主要用于投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这个基金将通过股权、准股权等方式，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这或许可以视为进出口银行一次朝着新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迈进而做出的尝试，无论结果如何，“进出口银行要从过去单一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发展为新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对内支持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已经初步成为一种现实。
寻求可持续发展空间
“如果只能做那种大家没有异议的亏本业务，那么这个机构很难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也就很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2009年3月，在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四个月严重下滑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的改革，并会同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这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工作小组。
彼时，关于这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共识是：补充资本金、强化政策性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业务范围方面，都将从原来政策性业务转变为兼营政策性业务和自营业务；采用分账管理的形式，在机构内部设立方面体现为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改革方案央行反复修改过多次。而其中对于这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的注资方案，一直是相关部门争议最多的问题。此前，央行有方案动用外汇储备直接向进出口银行注资2000亿，后来的方案则是由汇金向进出口银行、中信保分别注资100亿美元和200亿元。
2010年1月初，央行向国务院上报进出口银行和中信保的注资方案，至当月末，有消息称，经重新调整后，相关部门就由汇金公司发行500亿元债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注资方案达成一致。而据《英才》记者考证，注资方案目前尚未实施。
“注资就是一种资本金的补充，但要算资本充足率，得先分出来哪些是政策性业务，哪些是自营性业务。政策性率，因为这是国家承担的，把自营的业务分出来，然后再算资本充足率，最后有一个规模来限制。”从李若谷的这段表述中，我们不难找出注资方案始终未能水落石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营业务范围可能还会重新梳理。
关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已经迁延多年，却始终未定。但无论未来的改革方案如何确定，对于进出口银行而言，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则是落实改革方案的必要基础。
一些现实的矛盾挤压了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持续发展的空间。“早先对于政策性银行的监管主要是按照1994年的章程来监管的，这里面本身就有很多模糊的地带。而现在的国际形势、经济形势，各种形势发展变化太快了，当时定的政策性业务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很多已经成了商业银行的业务了。”一位银行业人士向《英才》记者表示，2000年以后，政策性银行就很难按照之前的思路去发展业务了。
“进出口银行和中信保的改革是今年中央金融工作的重头戏。”上述银行业人士向《英才》记者透露，央行年内很可能会对1994年沿用至今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章程进行重新修订和细化，其中就包括调整进出口银行和中信保的业务范围、法人机构、董事会等内容。
从央行启动进出口银行改革工作的时间点以及相关部门对其注资方案的大讨论，我们可以解读出另外一些信息——政府对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希冀还在于现阶段国家转变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方面，进出口银行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支持和政策引导的价值。
“在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进出口银行紧紧围绕中央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这并非是一个空洞的说法，如果观察进出口银行在近年的一些业务拓展，就能清晰地看到“围绕政策”的逻辑。
比如，在落实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进出口银行加大了对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支持，制订并逐步推进了对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规划，已出台了对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在起草支持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支持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方面，进出口银行为湖南涟源集团、岳阳纸业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企业提供技改和技术装备进口的融资服务，同时进出口银行通过金融杠杆，引导企业抑制产能过剩。
“如果只能做那种大家没有异议的亏本业务，那么这个机构很难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也就很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没有一流的业务吸引不到一流的人才，优秀的人才也会不断流失，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业务的质量。”作为行长，李若谷希望进出口银行能够成为一个可长远持续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这一点与政府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初衷相吻合。
定位政策性
“进出口银行不可能像国开行那样商业化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像进出口银行这样发挥特定作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2009年初，国开行按总体改革方案，转制成为股份公司并获准设立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两个子公司之后，国开行实质上已经退出了国内三大政策性银行的位列。然而，国开行“试点”改革是否会成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的样板，政策性金融机构转型改革的最终方向是什么，仍然是个争论中的话题。
有观点认为中国仍处于转轨时期，政策性银行应该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继续从事原有业务，并与商业银行严格区分经营范围，互不交叉；亦有观点认为，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使政策性经营业务空间变小，政策性银行应当适时根据经济形势，完成商业化的转型。
“我讲过很多次，进出口银行不可能像国开行那样商业化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像进出口银行这样发挥特定作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李若谷明确地向《英才》记者表示，进出口银行不会变成商业银行，而是要办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银行。
在李若谷看来，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上基本相同，而在盈利水平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它的商业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后必然体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政策性银行则是另外一种体现国家利益的模式：在盈利水平上，政策性银行应该是保本微利的，它是为了完成国家一些特定的任务和政策去进行金融中介活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行业和产品是国家重点需要支持的，政策性银行就要为企业承担一部分风险。
“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市场环境、融资环境可能会差一些，因此我们要支持它。如果政府财政有足够实力，用财政支持也可以，但全世界的实践证明，完全的财政支持未必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不计成本的发展，那样也不见得对国家有利。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同时也督促它发展还贷，是一种鞭策和鼓励的机制。”李若谷说。
政策性金融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许多国家很早就设立了一些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用于支持进出口贸易，支持一些特定领域的发展。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美国，也依然存在像美国进出口银行这样的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
实际上，就日美两个进出口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来看，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和日本的国际协力银行（前身是日本输出银行）这些年来也一直在不停地改革，但结果是他们并没有朝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方向发展，反而政策性业务不断增强，他们与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互相补充而非竞争的关系。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政策性银行转型成为商业银行的成功案例。例如，1968年创立的星展银行（原名新加坡发展银行），最初就是支持新加坡开发投资的政策性银行，但随着本国开发建设水平的提升，星展银行开始通过一系列重组兼并后，转型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商业银行。
“从逻辑上讲，我们不排除未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政策性银行可能会完全变成商业银行。就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总量虽然提升速度非常快，但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可开发和再开发的领域非常多，因此，政策性银行在未来还是有它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进出口银行、农发行乃至国开行都在政策性业务上有充足的“用武之地”，并不具备完全变成商业银行的条件。
对于改革的角度，郭田勇则认为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或市场化是技术层面的转型而不是方向上的转变。“商业化强调的是经营模式、管理效率要商业化，通过商业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强化其内部的资本约束，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变成商业银行。”虽然，进出口银行和中信保的改革工作小组提出的改革方案已反复修改过多稿，但关于两家作为支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定位，决策当局是早就明确肯定过的，并且要求能在业务定位上更加突出政策性业务。
在新的改革方案中，央行提出进出口银行和中信保的业务划分为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两类，以政策性业务为主，并实行分账管理。实际上，观察近几年进出口银行政策性业务的增减变化，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自营业务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其政策性银行的方向。
“我刚来进出口银行是2005年，那时候大概批准了优惠贷款100多亿人民币，实际贷出的大概是60亿人民币，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光批贷款就批几百个亿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亏损或者盈利很薄的政策性业务，进出口银行也都做得很好。”
李若谷告诉《英才》记者，进出口银行近几年信贷规模增长得较快，并且在2009年盈利迅速推高，这并非是减少了政策性业务，增加所谓自营性业务的结果，而是大幅度推进政策性业务带来的变化。
不以盈利为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我们没想着要挣大钱，但如果能赚一点钱，为国家减轻一些负担不是很好吗？”
明确了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目标和机构定位之后，如何更清晰地划定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与商业银行的业务边界，则是更核心的问题。
“哪些产业或企业、哪些国家、哪些区域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需要重点支持，国家缺乏清晰战略，最终就变成一事一议，各部门都在讨论，结果哪个部门、哪个项目都很重要，都不能耽搁。”一位财经人士如此评论。
在国开行未清晰商改之前，其政策性业务的扩张引来一些不公平竞争的质疑和抱怨：“脚踩两条船”、“两头不吃亏”，利用政策性银行的优惠利率吸引项目，将资金集中投放于商业银行最为看好的公路、铁路、桥梁、能源、煤炭、电力等高增长、低风险行业。
现在，3万亿规模的国开行已经明确了商业银行的身份，少了前面的“大树”，进出口银行也会面对上述质疑。
关于自身业务的定位，进出口银行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进出口银行是政策性银行，是中国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基本上都是政策性业务。而政策性业务根据不同性质分为国家交办的业务和我行主动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后者是为了落实好国家交办的任务而由进出口银行配合实施的业务。
“主动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实质上就是央行所定义的“自营业务”，但李若谷认为，政策性银行的自营业务和商业银行的业务有本质的区别：“商业银行追求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我们的自营业务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
李若谷说进出口银行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保本微利”，虽然进出口银行2009年的净利润达到25亿元，但相比6000亿元的贷款余额，也不过0.4%的利润率。“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政策性业务不一定就要亏损。作为政策性银行，我们没想着要挣大钱，但如果能赚一点钱，为国家减轻一些负担不是很好吗？另外，进出口银行目前风险覆盖率是134%，看起来还可以，但比商业银行都低。我想，既然要做一个银行，拿商业银行的标准要求自己，风险覆盖应该达到150%以上比较好。”
当然，保本微利还是很难覆盖政策性业务的风险的。因此，李若谷希望进出口银行能够通过把项目做好，使其本身能够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从而获得其还款保证。这一切需要眼光和胆识。
“对厦华的贷款，我们并没有给它低利率。在当时没有一家银行敢给它贷款，只有进出口银行。但我们也不是不顾风险地蛮干。我们是经过调查研究和对企业的辩证分析后，做出的决定。2009年是厦华建厂后利润最高的一年，为什么？因为它的出口订单很充沛，而且销售渠道也做得很好，所以去年在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下，它一举扭亏，不仅实现盈利，还新上了四条生产线，在别人大幅裁员的情况下，厦华不但没有裁员，还增加了1200人的就业。你说这是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我坚定地认为这是政策性业务。”
类似的例子还有奇瑞汽车，在2005年底和2008年底，进出口银行就与奇瑞汽车，两次签订了金额共计150亿元人民币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支持奇瑞公司“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2005年奇瑞汽车的出口只有区区5000辆的水平，因此几乎没有商业银行敢给奇瑞大笔的贷款，而进出口银行却与奇瑞签下了50亿元的出口信贷支持协议。此后，奇瑞汽车出口增长迅速，2008年达到了14万辆，进出口银行又与奇瑞签订了100亿元的战略协议，支持奇瑞进行海外收购。
“我不是按一般的商业原则去考虑，支持奇瑞是支持中国民族汽车品牌走出去，支持厦华这个台资企业是要支持两岸经贸的发展，这些都是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尽管他们都是不亏本的贷款。”
支持TCL在最困难的时候翻身、支持俏佳人收购美国卫视、支持泰州医药城建基地实验室、支持扬州国际旅游文化节、与文化部签合作协议，支持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在很多商业性贷款并不青睐的项目上，李若谷和进出口银行却收获了成功。
上世纪90年代，李若谷曾担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部经济学家，回国后升任央行“主外”的副行长，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经验的金融家之一。也正是在这样一位有着国际化思维的行长的带领下，进出口银行不断地进行着金融创新，研究推广银团贷款和BOT、BOOT等模式，帮助华为、中兴、中集、海尔、TCL、长虹、中钢、中建、振华港机等国内企业跻身国际市场。
改变只出不进
“过去，进出口银行是一家需要财政补贴的金融机构，因为它执行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它的筹资成本高于商业银行，因此它是亏本经营的。我到这里工作以后，就觉得这种模式是不可以持续的。”5年前，刚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调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的李若谷决心改变这个局面。
1994年，进出口银行成立时，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很少，出口换汇就成为一种发展理念被赋予进出口银行。因此，进出口银行从一开始就只支持出口，并不支持进口。“当时的那种理念并不是错误的，它符合当时的情况，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墨守成规就错了。”李若谷认为进出口银行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创新业务发展。
上任之初的李若谷开始着手进出口银行业务范围和银行职能上的调整、定位。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了过去进出口银行只支持出口而不支持进口的状况，并且将进口信贷业务集中定位在资源类产品和先进技术装备融资上。
接手进出口银行后，李若谷签发的第一笔进口信贷业务就是为深航进口飞机提供贷款支持。
“这就好比，我们要提高教育水平，却不支持建设小学、中学、大学，直接去建研究生院一样，建好却没有人能上。没有从进出口贸易的源头上支持，没有前面的环节，只是在最后的环节上去支持，那么我们支持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很容易就成了一句空话。”
独家高端领袖对话
理想中的政策性银行“做别人不做的事”
关于发展方向
《英才》：你理想中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应该是什么样的？
李若谷：我的看法，进出口银行应该是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合作进行支持的银行，比如说我支持了一些在美国的项目，等于扩大了美国的就业，那么等于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支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巩固发展。在当今这个世界，中美两国如果对立或者敌对，对我们两国和全世界都不好，因此我们做的工作是缓解矛盾和摩擦，为美国创造繁荣也为中国创造繁荣。有的项目都是中国的企业去承担的，同时为美国创造了几千个就业机会，也支持了中国的管理团队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吗？
因此，如果我们能支持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对人类的发展不断地做出贡献，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政策性银行，因为有很多商业银行不会去做，将来它会不会做？有可能做，那我退出，我去开发新的领域，去开发更艰苦的，商业银行不愿意做的领域，这就是政策性银行，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或者不愿意不敢做的事情，最后可能别人愿意做也敢做了，那我就退出。
《英才》：中国进出口银行跟美国进出口银行比，主要差别在哪里？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主要靠贷款支持某些行业、某些领域的发展；美国进出口银行它刚开始贷款，现在大多数是采用一种保险方式，由其他的机构提供资金，比如由其他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它只提供担保和保险，这样就把利率降低。
关于风险控制
《英才》：这两年进出口银行的信贷规模迅速放大，那么这些政策性业务的风险在哪里？如何管控这些风险？
李若谷：风险会有很多，除了一般的商业银行遇到的操作风险、项目本身的风险，我们还有比较大的国别风险，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外的项目，这个风险并不小。但关键问题并不是风险大和小的问题，是你怎么管理这些风险，让这些风险不要成为真正的危险。风险老是存在的。好比开车上路，你被撞和撞人家的风险天天都存在，但是你自己怎么能够驾驶汽车让它既不撞别人，也不让别人撞到你，这是一个本事，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要靠你自己的经验，眼观六路，判断危险及时采取措施，我们要做的事情，虽然风险很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管理得还可以。
《英才》：你如何评价这几年在进出口银行的工作？
李若谷：如果说这几年我还有所作为，做了一点事情，那就是进出口银行政策性业务大幅度上升，亏损大幅度下降，对中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幅度上升，对国家利益的支持大幅度的上升，比如说支持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资源的互利合作，巩固了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像刚果、安哥拉在获得我们贷款后经济发展很快，这是双赢的结果。因此，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我们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英才》：很多企业都找你贷款，你怎么选择？
李若谷：别的商业银行不支持的情况下，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们就支持。如果它发展起来以后，很多商业银行都来跟进贷款，我们就逐渐退出。
《英才》：你们在之前做很长时间的调查吗？
李若谷：贷前调查是必然的，但能不能支持这个项目靠的是眼光，银行家特有的眼光，政治家特有的眼光。像TCL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们支持的，别的商业银行都不贷款，我们没有撤贷款，支持它翻了身。华强是中国的动漫企业，也是我们支持的。进出口银行第一个和文化部签合作协议，支持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
关于银行效率
《英才》：你觉得进出口银行的资产效率高吗？
李若谷：我觉得很高，去年我们税前利润是35.05亿，税后利润25.39亿元。我们和所有商业机构一样交税，营业税、所得税税率也一样。
《英才》：这是好事还是不好，因为你们是政策性银行？
李若谷：好事还是不好要看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政策性机构你没有给国家亏损这就是好事，同时你没有减少政策性业务。我们大幅度推进政策性业务，大都是亏损的业务，或者盈利很薄的业务，我们都做得挺好，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按照一般商业银行你看看，它是盈利多少？最少是1%的利润，我的利润百分之零点几，比它低得多，实际上是我们比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
关于拉动内需
《英才》：你在今年“两会”上有一个提案是对促进消费有不同看法，从一个银行家的角度观察，你认为消费无法作为主要推动力，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
李若谷：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而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城镇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人民币，相当于2500多美元，这个水平不可能把消费作为推动经济的力量。想要让消费成为这个力量，就必须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这是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就算可能也会比较大幅度减弱我们劳动力比较便宜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果这个竞争力一下子消失，就业就会出现问题。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必须把就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为此，中国现在在加速建设现代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加大投资是必然的，所以，在提倡消费时，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了解清楚。
另外，我们在谈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把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等这些现实考虑到，然后才能提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比较合理的政策。消费往往是不可逆的，推上去就很难再下来，13亿人口提倡消费，会不会造成大量的资源占有和浪费？这需要研究，不能简单地把消费作为推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正确的结论接受。
关于外需和汇率
《英才》：你前一段时间说不排除经济因外贸压力而出现短期二次探底的可能，我们看到近期的出口数据还不错，那么究竟现在海外市场状况如何？
李若谷：我觉得不能看这么短，还要再看看，怎么说呢？现在这个恢复可能里面还有增加库存的因素，所以它出口订单增加。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西方的消费是否恢复了。美国经济没有完全的复苏，因为银行盈利是收缩业务的结果，银行惜贷的行为并有减少。消费呢，银行不好，如果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不算太好，它没有财富怎么消费呢？所以，它的消费增长会很有限的。再看欧盟，因为西班牙、希腊的问题陷入很大的困境。3个月过去了，它也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因此我觉得中国出口不会一直那么强势，事实上1、2月都比去年12月下降了。
《英才》：汇率和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你怎么看？
李若谷：中美之间汇率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如果企图用经济的办法去解决中国和西方国家关于汇率的争论，那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中国的汇率已经上升了21%，而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上升10%，这表明逆差和汇率是没有关系的，就算人民币升值了，有些生产就会转移到越南、老挝等国家去，逆差还会有，只不过不是对中国的逆差而已。
人民币要不要升值？我认为应该抛开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因素，主要看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情况而定。人民币的升值是个趋势，不可能不升值，但问题不在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而在于目前这种局面不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造成的，而是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制造成的，人民币升值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全世界来讨论一个替代美元的办法。
关于IMF的经历
《英才》：在IMF的那段工作经历，你有什么样的认识？
李若谷：第一，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这个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不了解，因此它制定的政策基本上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第二，它的很多技术手段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比如说对经济的分析，他从任何贸易赤字都倒推你国内政策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
不过，这次危机，美国贸易赤字这么大，实际上它应该推算出美国国内政策出问题了，但是由于美国控制IMF,因此它没有尽到责任，或者是提醒，它约束不了美国，所以美国走到了今天，从一个世界金融体系的支撑国，变成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发源地，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