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曾在风口浪尖上搏斗、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家逐渐步入高龄阶段。任正非、刘永行这些“40后”企业家已经年近古稀，朱新礼、刘永好、梁稳这些“50后”企业家也向着退休红线迈进。于是，他们身后留下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谁来接班？
于是，逐步登上商业舞台、即将接手企业权杖的“富二代”开始备受关注。
“富二代”是一个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崭新群体，他们拥有大多数同龄人没有的东西：金钱、家族人脉、更加有利的晋升之阶……但是，他们的责任更沉重，他们所要承担的不仅是自己的梦想和家族的期望，甚至下一个30年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也与他们息息相关。
2009年底，江苏一位家族企业的第三代甚至因为拒绝继承家业而斩断了自己的四根手指。“中国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原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的言论更为激烈。
家族企业如何顺利的“改朝换代”？登上商业舞台的“富二代”如何找到正确的位置？如今，这已经不仅仅是“富二代”面临的选择，而是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主流传承
中国的企业家很难有别的选择，要想让企业顺利的发展下去，还是传给孩子最安全。
主持人：中国的家族企业最好的传承方式应该是什么？
茅理翔：中国的现状是，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还不健全，信用体系也不完善。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很难有别的选择，要想让企业顺利的发展下去，还是传给孩子最安全。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不错，但有很多职业经理人挂帅的企业还是倒掉了，而沃尔玛、嘉吉这些家族企业却活得很好。在欧洲，优秀的家族企业更多。所以，培养孩子成为优秀的企业家是我们长辈对家族的责任，更是对社会的责任。
赵曙明：从中国现状来看，子承父业是主流，职业经理人模式恐怕还是不行。因为企业的拥有者与职业经理人的追求不一致，导致双方在长期目标和短期利益等很多方面都有冲突。这种状况下，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风险更大。
另外，“子承父业”是中国传统。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社会呈现出的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层层外推的同心圆波纹形状。人际关系的远近依血缘关系自然分明。要求家族企业把权力交给“外人”，是很难做到的。
吴晓波：“95%的子女不愿意接班”的数字恐怕是不准确的。根据我个人的了解，至少70%以上的“富二代”是愿意接班的，而且干劲十足。家族企业应该是未来中国民营企业的主流，创始人把企业传给孩子并不完全是因为对血亲的信任，这里面也有很多现实的考虑。
其实，企业传承的问题刻意被人为放大了。我认为这种传承不会出很大的问题，毕竟是优胜劣汰，能活下来的中国家族企业都很有实力。以前，原始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也许还有生存空间，但中国加入WTO之后，整个环境国际化了，公司要做大必须经过资本市场，家族企业必须转变为现代企业，规范化运营。我考察的成功的家族企业，往往是家族成员做一把手，副总裁、以及分公司的负责人都是职业经理人。土皇帝当家的企业是活不下去的。
主持人：为何有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
袁岳：实际上，做企业是很辛苦的。按照概率分析，大部分人是不适合管理企业的。所以，不可能每个“富二代”都有兴趣接班。
赵曙明：这与每个人的自我中心、凸显个性的特质有关——他们不愿意被责任束缚。而且，有的“富二代”即使不接班也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钱和地位，这使他们失去了接班的动力。
茅理翔：还有些人对接班有恐惧心理，压力比较大。现代社会上对“富二代”有偏见。他们自己也觉得亏，干得好被人说成依仗老爸，干得不好名声更糟。所以，一部分人宁愿自己另起炉灶，也不愿意接班。
两代管理
第一代企业家喜欢用家里人，“富二代”更喜欢职业经理人；第一代强调个人管理，“富二代”则强调团队管理。
主持人：“富二代”们和其父辈的价值观和追求有哪些不同？
茅理翔：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很明显。首先，第一代企业家的责任感很强，把企业的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为了企业，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某些个性和兴趣。而“富二代”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做事的动力是希望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希望有太大压力。
第一代企业家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很清楚中国国情的现状，明白企业要顺利发展，一定要和政府、客户、上下游企业以及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而很多“富二代”不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色，特别是留学回来的那一批，做事情太过张扬。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企业管理中，第一代企业家喜欢用家里人，“富二代”更喜欢职业经理人；第一代强调个人管理，“富二代”则强调团队管理。
赵曙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长起来的，而“富二代”面临的则是一个国际化的环境；第一代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大多不高，是草莽英雄，而“富二代”享受的是精英式教育；第一代企业家是靠着自己的奋斗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权力，他们了解中国社会，在企业里说一不二，有冒险精神和领袖气质。而“富二代”书本知识学得多，更希望用学到的西方式理论“改造”企业；最后，第一代的生活和事业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在任何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财富。“富二代”则希望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在事业之外有另一种个性的生活方式。
吴晓波：“富二代”比第一代进步很多。至少，第一代做企业是为了脱贫，而“富二代”已经是有产阶级，这样，他们就会对企业有更长远的规划。
主持人：继承家族企业，或是自己创业，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容易成功？
吴晓波：守着家族企业的“富二代”，和创业的“富二代”一样，都有风险。相比没有家族背景的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这是他们的优势。当然，他们也背负着更大的压力。
“富二代”渴望成功，以张扬自己的价值。而相比起埋头苦干的第一代，他们更浮躁一点，容易受到诱惑，所以不少“富二代”从实业转向资本，想要快速膨胀。但是，资本运作的风险比实业更大。
茅理翔：我所接触到的“富二代”大多数还是选择接班。有一个孩子，家里是做钢琴配件的，他到英国留学，毕业后想在英国创业。他的爸爸则急着让他回来接班。在和这个孩子的交谈中，我先分析商业模式的风险，又谈融入英国社会的难度，再谈他们家族企业平台的优势，辅之以孝敬父母的角度，最后我成功说服了他。
我认为，创业的风险比接班大，但是也有人创业做得不错。我就知道一个例子。一个孩子看到爸爸的代工企业比较落后，产品不是那么好，不想接班，想创业搞外贸，但是爸爸不同意。父子俩吵架时，儿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然后，儿子选择去别的外贸公司打工。最终，一年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儿子开了外贸公司，不仅把家族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还推销了许多家乡别的公司的产品。
其实，无论是接班还是创业，“富二代”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磨炼，才能从不谙世事的阔少，变成有担当、成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为“富二代”，活得或许比普通孩子更累，因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在享受较为富足的生活之余，“富二代”就背负了更沉重的“成功”压力。
未来趋势
第一代往往难以放弃权力，倾向于推迟退休，这导致两代人在家族企业共事的时间更长，权力交接更复杂。
主持人：进入家族企业之后，“富二代”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赵曙明：“富二代”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继承父辈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功介入父辈的各种圈子，从而保持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还有，如何树立与父辈同样高的权威，“富二代”需要获得众多元老的认可和员工的信服。第一代往往难以放弃权力，倾向于推迟退休，这导致两代人在家族企业共事的时间更长，权力交接更复杂。
茅理翔：在家族企业接班，“富二代”的第一个考验是协调与原来的家族成员、元老们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得住来自亲情的压力，甚至奶奶、外婆都可能会出来骂他。第二个考验更大，就是与父亲之间的矛盾。有时候，父亲并不开明，要孩子接班，却又不放权，这会让孩子很痛苦。
我和我儿子也有矛盾。他回来之后不愿意做旧的产品，要搞新项目，他决定搞油烟机，而我决定搞微波炉。最后，他的专业市场调研报告说服了我。我们第一代往往是拍脑袋的决策，第二代决策用的是科学。
所以我要说，身为父辈，要充分授权。
主持人：在欧美家族企业是如何传承的？
袁岳：在欧美国家，很多家族企业都没有让后代接班，而是允许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业。在西方，主流的传承模式是家族持股，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家族成员只是股权的拥有者，而不是企业的管理者。在这种模式之下，就有了“受托人”机制。身为大股东，却对企业管理毫无兴趣的家族成员会请来受托人，让他们成为董事会成员，和家族成员一起监督职业经理人。
受托人是一群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先决条件就是信誉好。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第一种人本身就从事商业；第二种人不是生意人，而是社会贤达，受到广泛的尊重；第三种人是家族旁支或亲戚，本身没有财产，但是受到家族信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是好几家企业的受托人。当然，受托人也可能会侵占家族的利益。西方的解决方式是建造三权分立的机制——在受托人、职业经理人之外，再引入一种力量：专业理财顾问和律师，以构成制约势力。
这种模式兼顾了家族利益和企业发展，应该是中国未来的趋势。但短期内，中国还没有太多人能成为受托人，且中国的家族企业也普遍不信任外人。所以，中国企业家应该有意识地努力建立这种机制，否则，培养“富二代”成为企业直接管理者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吴晓波：在传承方面，欧美企业之间的差别很大。欧洲的家族企业势力非常大，是因为欧洲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传统制造业。美国在工业时代，家族企业也是主流。但在IT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资产被资本市场放大了。而且，他们的历史太短，创业期都还没结束。因此，在高科技时代，企业如何传承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