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唯利是图。除了钱，商人还会信仰什么？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商人是没有信仰的，但现实并非如此。当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人的精神追求便超脱了物质需要，冥冥之中，一种精神力量开始对一切施加作用。这便是信仰的力量。
在中华文化圈内，自古就有散财之说。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一句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意思是说金银财宝有可能堆满房间，我们却不可能永远地拥有。老子站在天道的角度告诉我们：人世间的财富只是天地赐予的养命之物，它的道性特点是流通，似水一样，人们只是暂时加以利用，满足生存需求。中国古代的商圣陶朱公范蠡最后散尽千金归隐道门，就是对这种思想的一个很好诠释。
自唐以后，佛教在我国开始深入人心，商贾们逐渐养成参禅礼佛的习惯。到了现代，企业家中也多有不为名利所困而追求精神满足的例子。海航的陈峰白天入世，晚上出世，每日用小楷写《参禅随笔》，他的禅师是南怀瑾。松下幸之助的禅师是加藤大观。松下说：“修禅的商人，无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动，都会泰然自若。”
信仰正在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国际原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黄光裕则是一名天主教徒——当然，他最近的官司表明，他的行为很符合天主教义中关于“原罪”的阐述。
“赚更多的钱，没有太大意思，当财富和个人事业关联不大时，一定要寻找支撑上升的动力。没有信仰的企业家，或者是没有寄托的企业家，心态肯定不好，肯定会出问题。”不知道刘永好的这句话是不是代表了所有有信仰的企业家的共同理由。企业家们身处波涛汹涌的商业大潮中，精神紧张、压力巨大，信仰给了他们相当大的慰藉，他们也从信仰中找到了立身的根本、做人做生意的原则。
初级信仰 风水玄学
商贾们信奉财神。可财富究竟从何而来，是怎样从别的地方流到自己这里的呢？对于其中的道理与奥妙，很多商人或企业家不愿意执着追求，却更相信风水可以改变命运。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办公室中一定要有风水轮，对于自己的品牌“娃哈哈”，他也有解释：“娃哈哈”的“娃”字土多，根基不会倒，三个字都是九笔，为至尊之数。但有一点他忽略了，那就是口字比较多，容易产生是非。实际上，娃哈哈集团自成立以来是非争议不断。
风水学发源于《易经》，为自古以来各方面的优秀人士所尊奉。现代很多企业家如王永庆、李嘉诚、龚如心、郭台铭等，无不对此趋之若鹜、崇拜有加。更认为《易经》是学问中的学问、哲学中的哲学，是高明的帝王学、领导学、谋略学。他们领悟的是风水之“道”，而不是片面低俗的风水之术。
事实上，不管外人信与不信，风水确实“辅助”了不少企业走过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企业家的信仰问题。
中级信仰 敬天畏地
对于企业来说，灵魂是企业家；而对于企业家来说，灵魂是他的信仰。如果企业家的灵魂出现了问题，那么他个人将面临“崩溃”，连带他的企业也会如此。
2008年，年仅41岁的资本大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自杀辞世；紧接着，浙江云光泵阀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浙江一制药公司董事长在办公室上吊身亡；湛江糖王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庞贵雄在其居住小区跳楼自杀……
类似的遗憾还有很多，而因信仰危机而导致事业阻塞，甚至是走上歧途的人就更多了，比如曾经的财富名人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黄光裕……
鼎桥通信CEO杨薏相比这些人算是幸运者。他1986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仅仅数年功夫就做到了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兼任上海西门子公司高级总裁，可谓少年得志。但物质上的巨大收获以及工作方面的巨大压力对他年轻的心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有一段时期，杨薏澔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了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一席话听得他心头大动，从此皈依。
杨薏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信仰使他们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避难所，也使得他们从极端的物质主义中跳出来，建立了一种更向上的价值观。
SOHO中国总裁张欣说：“人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容易找到信仰。当世界把你压倒在地上，恰恰是一个最好的祈祷位置。”
高级信仰 修己安人
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引发了国人的关注。为化解怨气，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特意从山西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以祈求公司平静下来。
法事既是安人，也是安己。但真正要使人心安定下来，恐怕不是一场法事所能达到的。富士康的经验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贯沿承西式管理模式的中国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局面波动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企业家到企业员工，都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支持企业的运作。于是，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思考用精神信仰来弥补西式管理和自身修炼的不足。
在谈到极限运动的意义时，王石这样说：“除了对自己身体极限的挑战以外，其实运动对一个企业的形象塑造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我登珠峰，开始只是个人爱好，但没有想到后来对万科的影响会那么大，而且都是一些正面的肯定。”
10年前，常常能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潘石屹的负面新闻，而这些年则渐少。有人说老潘的火气小了，更会做人、做事了。而潘石屹则认为是信仰的力量使他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演讲中，潘石屹提到自己从《易经》、佛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人类和大自然背后那种神圣、强大的力量”的存在。在其后，他加入了基督教中的一个小教派——巴哈伊。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则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他从《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中汲取企业发展的智慧，从《易经》中探求企业发展的灵动力。海尔工业园里有一个按照他的构思修建的泉水景观，名为乾泉，其含义源便于《易经》“君子终日乾乾”。如今，张瑞敏推崇的这种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海尔人自强不息、追求奋斗卓越的精神信仰。
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总是一身中式对襟衫、练功裤、布鞋，平时爱围棋，爱谈儒礼佛。陈峰以国学大师南怀瑾为自己的智慧之师，并将这种影响力逐渐施加于海航内部。海航的员工必备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本是以南氏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而《守则》开宗明义：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这种修己安人的方式，也许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能够解决关键问题和长远问题，甚至产生奇迹。
终极信仰 成就超我
耶路撒冷是著名的三教合一圣地。2009年初，王石原本计划去迪拜——这个全球房地产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考察。可他临时改变了主意，绕道去了耶路撒冷。他这样做，并非仅仅因为这里动人心魄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这座信仰之城，寻找一些人生的终极答案——“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也不是沐浴几天圣城的光辉就能够醍醐灌顶。但王石的“天问”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30年对财富目标的“疯狂冲刺”之后，中国很多企业家都在停下脚步思考自己人生的价值定位。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答案，这种思考的过程本身就价值非凡。
蒙牛总裁杨文俊说：企业家的信仰就是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我要把一个事情做到极限。
那么，企业家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究竟是什么？什么叫做把事情做到极致？是赚更多的钱？还是用钱去做更多的事？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企业家的天职就是尽可能赚取最多的财富。阳狮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李亦非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中说：“谈到对钱的追求不是耻辱，如果把金钱的追求当作耻辱，各位也就不是企业家了。”
但同样在这一次论坛中，潘石屹道出了对钱的困惑：“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总有一些烦恼是解决不了的，我发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赚钱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是满足人本性中的贪欲，那么这种贪欲是无止境的。而如果说物质已经丰富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则贪欲对于企业家毫无意义。这绝非企业家人生的终极目的。对此，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对财富的贪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这时候，企业家需要的是精神信仰。精神信仰的好处在于：它首先是对“小我”（我自己）的慰藉，接着是对“大我”（和我有关系的人）的关注，最后上升到对“超我”（和我无关的人）的博爱。
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把慈善当成一项必须的事业和工作。据统计，美国每年的上千亿美元的捐款中，80％是个人捐赠，而他们中70％是普通人。他们认为，人在世上并不是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只不过是管理上帝交托给他们的财富。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说：“一个人到死的时候如果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卡内基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最后全部捐给了社会。而这种传统一直被美国富豪所传承着，像比尔·盖茨的“裸捐”——将个人500多亿美元的财富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古语有云：“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一种看淡金钱的洒脱，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做到这般。但比尔·盖茨对金钱的智慧显然又高了一个层次，他不仅是“死不带去”，并且是筹划怎样让财富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此成就才是“超我”，这样的人生价值才是真正的最大化。
所幸的是，目前，中国不少企业家也从原先的慈善做秀、以利换名的利益价值观逐渐转变为这种“超我”价值观。在“超我”的同时，他们的人生也变得更有价值。如果把这种“超我”也看作一种信仰，那么，他们从这种信仰中所收获的，将是巨大而持久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