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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强:转型期的政策逆转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日期: 2010-09-02 浏览次数: 2313

  作为政协委员,贺强一直践行着自己参政议政的使命,凭借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研究,他的提案常因“超前”地有的放矢,最终转化为政府政策,而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

  2008年“两会”,贺强提交了《关于我国证券市场单位收取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提案》,不久后印花税果然实现了单边征收;2009年“两会”,他提交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适时推出股指期货的提案》,今年上半年股指期货如期推出;2010年“两会”,他又提交了《关于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大力发展证券场外市场的提案》,外界对证券场外市场的推出翘首以待。

  采访中,无论是关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问题,还是关于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贺强都从历史的维度向《英才》记者娓娓道来。

  “T+0”抑制暴涨暴跌?

  《英才》:今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推出了不少新工具,如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你认为“T+0”交易是否会在近期推出?

  贺强:“T+0”交易是否推出,我认为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1995年1月1日以前,我们实行的就是“T+0”交易。1994年8、9月推出三大“救市政策”后,上证指数在两个月间从350点暴涨到1000点,决策层认为股市过度投机了,便推出了一些利空政策,其中一个就是决定从1995年1月1日起变“T+0”交易为“T+1”交易。

  客观地说,股市是否过度投机关键不在“T +0”还是“T +1”。“T+0”交易并不见得会导致过度投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T+0”对交易中的股票价格起到一种抹平作用,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市暴涨暴跌。我们是主张推出“T+0”交易的,它实际上还能够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而且也有利于活跃市场。

股指期货就是“T+0”交易,因为只有大量频繁的交易才能实现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另外,“T+0”也有利于投资者及时规避风险。

  现在股指期货市场实行的是“T+0”交易,而现货市场却是“T+1”交易,两者之间没有办法无缝对接。有人担心股指期货交易量比现货市场大,认为不正常,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现货市场也实行“T+0”交易,那么现货市场的成交量便能够进一步放大。将一个“T+1”交易的市场与一个“T+0”交易的市场相对比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发展证券场外市场

  《英才》:我们知道你在今年“两会”上有一个关于大力发展证券场外市场的提案,意义何在?

  贺强:是否要发展证券场外市场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来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是什么意思?主板之外我们已经推出了中小板和创业板,但这些都是场内交易。我们认为股票市场真正的多层次不仅是指场内市场的多层次,更重要的还要包括场外市场。

场内市场(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核心,但不是主体,真正的主体应该是范围更广、门槛更低,能满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的场外市场。场内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创业板一开始28只,十年以后能够发展到28万只吗?不可能。

场外市场还有一条重要作用,即成为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因而它能够进一步刺激VC和PE的发展,VC和PE的发展实际上也等于将社会力量调动起来给中小企业融资,而且都是直接融资。

  《英才》: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发展场外市场?

  贺强:这涉及到我们是要搞全国统一性的场外市场,还是搞区域性的?之前29家证券交易中心就是区域性的,差不多各省一家。如果搞全国统一性的,是否在中关村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成全国统一交易市场?关键还是看管理层的思路。

  年内不会有通胀

  《英才》:为什么货币供应量扩大的同时,通货膨胀并没有明显起来?是因为滞后效应还是什么?

  贺强:1996年以前,货币供应量一扩大,或贷款规模一扩大,立刻物价就上涨,导致通货膨胀,但在那以后,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去年贷了9.56万亿,全年C P I还负0.7%,事实证明通胀不起来。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贷款规模,在过去,物价上涨与货币供应量扩大的关系是立竿见影的。

  这轮经济周期扩张期从2002年以后,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而同期的货币供应量却要比以前扩张得还厉害,人们感觉很奇怪,大量投放的货币都到哪里去了?

  《英才》:人民币到哪里去了?

  贺强:因为经济背景发生变化了。1996年以前的经济背景是商品短缺,所以流通中的货币一增加,当它转到老百姓手中的钱时,商品立即被抢光,物价就涨。当时第一需要都没有满足,有了钱就增加商品购买,必然导致物价上涨。1996年以后,经济背景已从相对短缺变成了相对过剩。此时手里的钱再多,也不会再去抢购冰箱、彩电。

  同时市场背景也发生了变化,1996年以前的市场是单层次的,主要是消费品市场,其它市场(包括股市)都还在萌芽期。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渠道主要就往消费品市场流。在那以后,市场层次越来越多,不仅有消费品市场,还有生产资料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因而资金往消费品市场流的就少了。股市、楼市在宏观上起到了货币分流的作用,所以它抑制了物价上涨。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每个人的不确定性增强了,社保还没有完善,人们不敢随便花钱,故将钱存入银行,就形成了“被动储蓄”的现象。

  《英才》:你怎么看下半年的物价?

  贺强:我们认为今年会有物价上涨,但不会有通货膨胀。2%甚至4%的物价上涨跟真正明显的通胀或恶性通胀不是一回事,而我们要反的则是明显的或恶性的通货膨胀,只有两三个点的物价上涨首先说明的是消费得到了刺激,毕竟CPI是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一个指标。

  化解政策悖论

  《英才》:从今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来看,我们发现政策方针和实际操作有些不一样,比如从政策方针上看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却是收紧的。

  贺强:首先,注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今年政策方针做了类似的陈述,即今年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这句话给人还是继续宽松的感觉,但很多人都忘了它后边又加了两性——“针对性、灵活性”。从前面两性来看今年的政策应该是宽松不变,而后面的“两性”则意味着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当的收紧。

  从更大的层面来讲,当经济处于重大转折时期,政策也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可一旦重大的政策变化之后,经济按照政策的意愿朝着好的方向转变,那么我们的政策就会逆转。比如现在,我们的经济正在重要的转折时期,去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经济大幅下滑,结果是我们出现了重大的政策转变,从全面收紧转为全面放松,去年的“V型”反转表明这种政策达到了经济效果,决策层便开始担心政策的负面影响。所以,尽管大的方针不能改变,但具体的政策措施可能收紧,出现这种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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