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惠普做暑期工；
美国最大的独立天然油气公司——梅萨石油的拥有者布恩·皮肯斯第一个赚钱的手段是送报；
嘉信理财的创建者查尔斯·施瓦布曾是一名小商贩——卖过核桃和鸡蛋；
而卡斯与库克供公司的老板之一戴维·默多克也许在加油站为你的上一代加过油??
看到以上知名企业家的涉世第一步，你也许会张大嘴巴：原来，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如此平凡、如此不起眼。
是的。从来没有人说过，平凡不能孕育伟大。而伟大则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平凡累积而成。不能体会平凡的真谛，也绝不可能成就最终的伟大。正如儿时学会的本领将终生难忘，职场中最初领悟的道理、经验往往是可以受用终生的金科玉律。
请记住，在踏上财富路之前，人生的任何积淀都是一种准备。
第一份工作：化工厂技术员——朱保国 5分钟找到工作
口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保国
涉世第一步，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职业方向。
我上大学那会儿，政府提出“第三梯队”的概念，以推动干部制度的改革，形式是选拔一批大学毕业生，直接到单位当副职。
因为成绩优秀，我被河南师范大学推荐去“青年干部局”做定向培养，如果有前途，将来可能就是公务员、政府官员。学校虽然推荐了我，但是我不想去，我的理由是“我不是当干部的料”，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我只对企业有兴趣。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只对企业感兴趣，可能是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从小就住在工厂家属院，耳濡目染的理想。那时候，我就是对工业有兴趣，对其他的都提不起劲儿。
毕业后，我直接找到新乡市第五化工厂，开门见山说我是大学毕业生，不想服从分配，想到工厂来。没想到厂长当即同意，找这份工作其实就用了5分钟。就这样，我成为了第五化工厂技术科的技术员。
第五化工厂是一个集体企业，按照当时的组织分配程序，根本不可能有接收大学毕业生的指标，所
以我这个大学生成了第五化工厂的“宝贝疙瘩”。
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20元，按照正常工资应该是53元，这么多钱把我高兴坏了。于是，我花了15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20元交了饭费，还剩下50元给了父母。
别看我是学师范的，到了化工厂，我还确确实实帮他们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问题。毕竟，知识就是力量。有些问题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文化低的工人来说，相对较难，“解决难题”成了我的优势。
那段经历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有能力，再加上刻苦努力，总会得到回报的。在化工厂的时候如此，后来我重组健康元以及收购丽珠医药，都是如此。
当然，这份工作中并非一点困难没有。在化工厂干了半年以后，因为我的表现突出，厂里决定给我提干，做厂长助理。但是我没有组织档案。原因是毕业时，我的档案被强行划到另一个单位，此时再想调回来，校方说要交一万元钱培养费，算是对不服从分配的惩罚。一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没有档案在当时也是塌天一样的祸事，着急的我却根本无计可施。所幸工厂帮我交了这笔钱。
工作一年半以后，我被调到一个研究所做所长，这才离开了第五化工厂。那年，我仅仅24岁。
（采访|苏宁宁）
第一份工作：军人——刘迎建 15岁穿上绿军装
口述|汉王科技董事长 刘迎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三年，毛主席下发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指令，凡在1968年12月20日之前毕业的中学生，都有机会分配工作，而在那之后毕业的学生则必须要到广阔的农村接受锻炼。
学校里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学习的氛围了。我那时候才上初一，只有15岁，继续学业似乎不太现实，残酷的现实只给我留下两条路：一是上山下乡做知识青年，二是找机会当兵。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八路，是当年解放北平一支先头部队的政委，正好，顺理成章、子承父业。
15岁，我虽然如愿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去农村劳动。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加上父母是部队干部，从小生活安逸，从未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突然间加入到部队“不要命”的劳动气氛中，真是特别累、特别痛苦。此后，我还被“调动”过工作，去过炊事班、挖过煤、种过菜，喂过猪??
在部队是没有自我的，都是组织调配。虽然那时候我只有15岁，但是在部队，大家都要求上进。我也深受环境的感染，头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16岁那年，在炊事班干了8个月后，我被提升为班长。
1978年，邓小平复出，停滞了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以西北地区总成绩第一考入了南京解放军通信学院。因为是国内第一代计算机专业的科班出身，我非常珍惜军校的生活。大三那年，我开始接触汉字编码方案，研究中发现很多人都在做，就试图另辟蹊径突破，改用手写识别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
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总参通讯部当助理工程师。那是我真正意义的第一份工作。当年部队有10个大学生分到总参第三团，其中有6个被派去日本接收一套先进设备，剩下4个在国内并没安排什么工作。实际上我在大学里日语学的还不错，心想组织上肯定会派我去，结果却没有，理由是我岁数大。确实，我是25岁才上的大学，而部队比较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这样，没有去成日本的我主动参加其他通讯部队创新小组的工作，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去帮忙，2年间做了7个项目，奠定了我在部队“技术大拿”的地位。后来，才有了我以一个连队助理工程师身份打报告做汉字识别系统并且获总参通讯部科技处同意的故事。
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人生轨迹，假如当初部队把我派到日本去接机器，我肯定就会一直留在部队、被“固定”在设备维护的相关岗位，最终可能是个高工或者总工。
（采访|本刊记者孙瑜）
第一份工作：花圃技术员——何巧女 小别扭成全了我
口述|东方园林董事长 何巧女
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西湖边上度过的4个多月时间，以至于到现在东方园林每年做培训，都要到西湖。西湖之于我，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看似不经意的巧遇，却在我的人生以及创业之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88年，我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园林局下属的花圃技术科做科研工作。初到林业局花圃技术科，我被分到了兰花组。当时，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刚刚入职，杭州正赶上台风，所有的树全倒了。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抢险。那时，花圃主任是个40多岁、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小姐，生活讲究，人也漂亮，我本以为她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子，可是在那场抢险中，她却对工作格外投入，以至于晕倒在抢险任务中，让我真正见识了苗圃的工作状态。
另外一件事情则跟我的错误有关。
我当时所在的技术科，实际工作非常少。又因为刚出校门，空有书本理论的我并不能解决什么技术问题。相反，兰花种植的相关技术只有常年工作在花圃里的师傅才懂。那时我们养的兰花是作为“原材料”出口日本，日本人买回去后，通过杂交培育新品种。我们是经常上山去采集这些“原材料”。但是，技术上的事情技术科反而插不上手。别人都在关心怎么培育花种、怎么种植，而我的兴趣却不在那里。于是，我没事找事总喜欢问些不相关的问题，比如今年兰花出口卖了多少钱？从农民那里买来的成本是多少？一年的利润、奖金是多少？
我总问创收，那些老师傅就很烦我，甚至和花圃主任反映，“我们不需要何巧女，把她调到别的组去吧”。就这样，多嘴的我被调到了温室组，此后我也学乖了，再也不敢问创收的事。
没想到，这个小别扭反而成全了我。岗位调动后，因为工作清闲，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整天围着西湖转，西湖周围的茶馆我全部光顾过。那段时间对西湖的观察与欣赏，让我形成了对园林风格的感觉，包括现在东方园林有很多项目，风格中都有西湖自然景观的影子。
我虽没能成为科研工作者，却因此下定决心，用一生去创造更多西湖式的美丽景观。
（采访|本刊记者王瀛）
第一份工作：教师——陈玮 人生很难做规划
口述|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玮
我的第一份工作比较有意义——当老师，教书育人。
我是1985年留任兰州商学院的。当时学校缺老师，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学校选定留校。
成为老师那年我21岁。其实，我觉得留校没意思。其他同学都被分配到北京等大城市去了，而我却还要继续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感觉很无聊。我对老师这个职业并不排斥，只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到外面去闯一闯才对。
我的第一堂课让我记忆终生。毕竟以前我从来没有讲过课，也没有教学经验，为了教好第一节商业会计课，我整整练习了接近两个月，准备了六节课的内容，几乎背得滚瓜烂熟。到了上课那天，我忐忑不安地到了教室，一看底下怎么那么多人？还全是只比我低两届的学生——大家以前都是同学。当时，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原来没感觉到会有这么紧张，但是看着这些人盯着自己，一下就傻了。整节课我都不敢直视他们，只是盯着天花板。两个小时的课，我讲了六个小时的内容，一直到把准备的内容“背”完。
后来，经过慢慢适应，我才逐渐明白如何当老师，如何面对学生、表达自己，也就得心应手了。
1989年，我去了厦门大学深造，1994年回到兰州商学院又教了五年书。前后算起来，我一共当了10年老师。
学了那么多年屠龙术，我觉得一定要下海练一练才行，于是我到了深圳“下海”。
在我做投资的当时，这个行业还没有太多人。如果像现在这么火，也许我在这一行中根本找不到工作。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做了之后才开始爱好，而不是爱好了才去选择。我的经历说明，人生很难做规划。上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不想学会计，结果学了，让我一生受益；年轻时不想当老师，结果当了，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听众和表达自己，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现在做投资，其实面对的是全方位的竞争，很多工作都需要和人沟通、交流，如果连自己和项目都介绍不清楚，肯定做不好；同时，我也需要接触很多的行业和企业，对于学习能力要求也非常高。因此可以说，我的第一个职业“老师”，其实是一个平台性的工作，让我很顺利地转了型。
（采访|本刊记者何春梅）
第一份工作：抄表员——丁洋 不务正业
口述|深圳华银精治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丁洋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脚印连着一个脚印，如果只是想象，要从井冈山走到延安，你会觉得不可能。
1993年，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一个大型钢铁集团——宜昌八一钢铁集团制氧车间。
制氧车间（后来升级为制氧厂）的工作就是看仪表，即每隔一个小时记录一次数据。当时就想，抄表的工作是个人就能做，让我做是一种浪费。不行，一边抄表，我一边还要做点别的事。
于是，工余我开始写文章、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甚至连书法比赛都参加，因为可以挣钱、领奖品。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蝴蝶的颜色》，写我入厂之后的青葱心情。没想到，文章引起了领导的误会。当时我们这些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初入社会都是满怀希望与憧憬，一旦接触现实，理想与现实落差很大，情绪上必定会有失落。这种情绪被领导看在眼里，再加上我的这种表达，的确给工厂的管理带来了负面影响。当时集团领导让制氧厂厂长找我谈心，有些年少叛逆的我就托关系调到了集团电视台。
事实上，在当时的国企里，搞关系比把工作做好更难，也更重要。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智商和情商去周旋和处理这些人际关系。这其实是每个刚步入社会的人都会遇到的事情，第一份工作最难的就是给自己定位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从学生角色变成社会角色，很多东西原来都没有经历过，而有的东西，恰恰要经历过才会明白。
我的这种善于表现，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久就被调回制氧厂。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让我去舞厅唱歌。因为当时制氧厂效益不好，集团也濒临破产，于是我开始去小舞厅唱歌挣钱，还去宜昌电台兼职做节目——每天在电台里播报上市公司的收盘价，很受欢迎。电台播报工作给我后来的证券生涯打下了基础，由于节目扩张，单纯枯燥的播报工作变成了证券节目访谈，再后来我经过继续学习和深造，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
（采访|本刊记者何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