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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的时代影像

昔日“商业教父”今何在

文|本刊特约记者 张小平 日期: 2010-09-02 浏览次数: 2803

  30年河东,30年河西。

  屈指算来,到今年为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有32个年头了。32年来的最大成果莫过于用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巨大成果之一,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在改革开放前基本被消灭的一个群体——企业家群体。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最能承受压抑的群体,也是在压抑放松或消除掉后能够爆发原子弹般巨大能量的群体。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名单,来简单回顾一下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商业教父:

  1988年,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中,光荣榜的企业家有:冯根生、邹凤楼、尚海涛、李华忠、陈祥兴、孟祥海、汪海、马胜利、朱毅、杨其华、周冠五、齐心荣、殷国茂、徐有泮、霍荣华、应治邦、于志安、黄春萼、邢起富、陈清泰。

  1994年,在《福布斯》杂志刊载的首届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这些人的名字为万人瞩目——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张宏伟、冼笃信、牟其中、张果喜、罗中福、罗西峻、李晓华、宗庆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储时健、牟其中、周冠五、倪润峰……曾受到各方褒奖,他们被视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榜样。

  如今,32年已经过去了,这些曾经荣耀的名字还有多少被人记得?他们创立的财富帝国还有多少屹立不倒?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商业教父们,有多少已回归平凡,有多少已转奔他途,有多少还在延续着自己的传奇?

  正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从浪尖到谷底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桥北道岔立交桥西北角空地。

  每到傍晚时分,附近的居民都会到这里散步、遛鸟……

  老石家庄人都知道,这里曾是石家庄造纸厂的厂址所在。而这家企业的掌舵人就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大名鼎鼎的马胜利。如今这位70多岁的老人,就住在离和平桥北道岔立交桥不远处栗新小区的一套再普通不过的居室中。

  只是,马胜利的风云史,除了被某些媒体偶尔翻腾出来晒一晒,已不再被当地人所津津乐道。

  26年前,马胜利和他的石家庄造纸厂发生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被写入历史,成为国有企业兴衰成败的一个缩影。当时,马胜利在厂门口贴出的那份要求承包造纸厂的决心书,被中央有关领导称作“揭开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承包制阶段的序幕”。

  承包制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中仅算昙花一现,之后在马胜利承包制失败的废墟上,股份制改革兴起,遗憾的是直到被免职,马胜利也没搭上股份制这班车。制度的落后注定了马胜利只能在那个特定年代成事,难以成为今天的张瑞敏。

  卸任之后的马胜利卖过包子,开过纸品公司,也被双星集团的汪海“承包”过,出任集团副总。不过,属于他的“尖峰时刻”已经过去。如今的他,赋闲在家,没事就看书读报,再有就是帮着女儿照看孩子。

  和别的退休老人不一样,马胜利不爱看休闲养生

  的书,而是喜欢看管理学、未来学之类的书籍。他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现在就躺在沙滩上。我们是奉献的一代,也可以说是牺牲的一代,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色。”

  但毕竟,消极不属于这一代人。马胜利也有过这样的表态:“现在的老马比过去更成熟、更老练。人嘛,需要不断总结自己,纠正自己,也不断地完善自己。别看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如果改革需要,我还会挺身而出。”

  和马胜利不同,周冠五是老革命,他是新中国成立时军转民的第一代建设者,是创办首钢的元老。而和马胜利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以“承包制”和大规模并购而闻名,成为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锋。

  曾经,首钢是中国改革的典型。1979年,在他的带领下,首钢开始实行“承包制”和“岗位责任制”。正是这场被树为经济改革榜样的大潮,正式启动了近20年来以“放权让利”和“打破工人铁饭碗”为主旋律的国有企业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在周冠五倡导下,首钢四处兼并,一时间,全国上下,大江南北,近到香港的上市公司,远到秘鲁、津巴布韦的铁矿,首钢介入了包括国内和国际的钢铁、建筑、运输业务等诸多业务。

  大规模兼并虽然扩大了首钢的资本规模,也给首钢增加了很大压力,陷入了盲目扩张兼并的误区。周冠五领导下的首钢突然从红红火火变成捉襟见肘,许多老首钢人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首钢盛景后的凄凉。而这时的周冠五已经意识到首钢面临的问题不是求大,而是要集中力量求强,他开始探索由工厂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但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冠五被免职、退休。他没能亲手把首钢从低谷拉起,只能亲眼看着首钢在痛苦中挣扎……于是,有了这句话:首钢是“成也周冠五,败也周冠五”。

  退休后的11年中,周冠五一直生活在位于西长安街的灰墙红门的那座院落里。天气好的时候,附近的居民有可能看到一个身形高大的老人出来散步,落寞的身影衬托着他的遗恨和不甘,直到2007年去世。

  和首钢比起来,步鑫生手下仅300人的海盐衬衫厂似乎小得微不足道。可提起1983年那股“步鑫生改革旋风”,其力度绝对不比周冠五小。当时步鑫生说出的一些管理名言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讲效率难道是资本主义专利?”……

  但这个改革典型同样避免不了指责和争论。浙江有报纸刊发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指责步鑫生专断独行、作风恶劣,触犯国家有关条例,侵犯职工权益。事件起因是步鑫生改组厂工会,任命赵荣华为工会主席。而赵荣华认为步鑫生违反了《工会法》和群众意愿,拒绝任职。于是,步鑫生撤销了任命并开除了赵荣华。为此,中央责令浙江省委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调查结论最终还是支持了步鑫生。

  20多年后的步鑫生表示:“我对当年的一切不后悔。”但他还是给已经下海并成就大事业的赵荣华打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愧疚。在中国,改革也许意味着试错。但是,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道德上的正当诉求,对曾经的不公平与不周到,迟来的反省与道歉总比没有好。

  退休后,步鑫生曾先后在北京、辽宁盘锦创业,还到秦皇岛担任过“步鑫生公司”的董事长。而如今,步鑫生则在上海安享晚年。他的家乡海盐人民没有忘记他,公平地评价了他当年的改革,经常邀请他去海盐走走。

  相较前面三位风云人物,倪润峰纵横捭阖的时间离我们更近一些。自1988年担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起,他执掌长虹帅位16年,直到2004年由赵勇接棒。倪润峰最为人所争议的就是启动了国内家电行业残酷的价格战。三次降价使得长虹从一家小企业发展成了一个实力雄厚、在同行中首屈一指的家电巨头,在此期间,倪润峰的个人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个人魅力和英雄主义带领长虹一路高歌,在家电业打下了一片江山。

  可残酷的价格战带来的副作用是,彩电利润简直薄如纸片。在行业排名中,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两项,长虹的表现是倒数第一,净资产收益率则是倒数第二。在这样的背景下,倪润峰被当地政府安排“退休”,由赵勇暂时接棒。

 

  可不到一年,倪润峰重新出山执掌长虹,他再烧“三把火”:大范围降价、推出精显王背投彩电、诊治长虹的“大企业病”。但效果并不明显。在2004年发布的“(第18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长虹只以158亿元名列12位。而他所倡导的长虹民营化计划也与政府的改革方向相去甚远。于是倪润峰在2004年刚刚迈入60岁之际,被安排正式退休。

  在技术与知识已经开始担当主角的新时代里,倪润峰显然已完成了第一代企业人的使命,舞台上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英雄谢幕,令人唏嘘不已,在其转身的背后,包含着太多的沉重和悲伤,他的去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国企英雄时代的终结。

  如今,倪润峰已经不在企业经营第一线。退休后的他挂名四川省政府顾问。

  从天堂到地狱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仅在一念之间。

  禹作敏在20年前是知名度相当高的人物,高到连菜市场里不关心财经风云的大妈们都知道“天下第一庄”天津大邱庄,知道这个庄主禹作敏。

  大邱庄原本是农村,禹作敏原本也不是企业家,而是农民。自1974年起,他开始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事情很简单,改革开放了,具有眼光和魄力的禹作敏走在了前面,率领全庄人创办各种企业,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邱庄已经转型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联合体,总产值几十个亿。

  被积极膨胀的名誉财富冲昏了头脑的禹作敏,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教父”,可以无法无天。于是,他的命运也被注定。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禹作敏于199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同时被法律制裁的还有他的许多亲戚、心腹、企业骨干。大邱庄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禹作敏后来保外就医,1999年10月逝于天津天和医院。

  禹作敏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企业家,而褚时健则从一个企业家蜕变成了农民。这个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曾一手撑起了“山高人为峰”的红塔集团。1994年,他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贪污,1999年,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

  很多人以为,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一生就此完结。可褚时健并没有垮掉,他先是获得减刑,2002年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家养病。这时,他已经75岁了,却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自此,褚时健脱下西装,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褚时健的果园效益好得惊人。后来王石去拜访他,言谈之间,他们谈到一个问题:2000亩的荒山,100多农户如何管理?王石后来感慨地说:“谈话让我非常受启发。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牟其中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是白手起家的,用100车皮的日用品从俄罗斯换回四架飞机及相关器材的传奇至今还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有人评他为大陆首富,但更多的人说他是大陆首骗,因为他的想法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的说法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也有人说他不是骗,而是他的意识太超前,所以最终殉身不切实际的理想……

  2000年,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同年入狱服刑。2003年被湖北省高院减为有期徒刑18年;2005年被再度减刑1年零3个月。

  目前,牟其中已在狱中度过了10年的岁月,这10年中,他并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关于他在狱中每天锻炼身体、看书读报、修炼身心以图东山再起的新闻不时传来。即便身处囹圄之中,牟其中仍然在关心政经大事,并不时做出自己的惊人之语。虽然这样的关心经常会引来其他犯人的耻笑。他也不断地向上申诉,或者希望能够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出来。对于这位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尤为强烈。

  也许对于牟其中来说,这一生就是为了做大事、实现抱负而活着的,至死方休。“历史要将我推向高峰,所以要先将我打入深渊”。牟其中的这句话,希望不会是他最后的豪语。

  基业长青到百年

  当年第一批被评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有20人,或为他人打工、或入仕途、或从此籍籍无名,但也不乏依然挺立潮头者。2003年,这批人曾聚首杭州西湖,之后不少人已经撒手西去。

  其中有两个人,到今天仍然活跃在商界,他们建立的财富帝国,历经30年而屹立不倒,愈久弥新。他们一位是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总裁冯根生,一位是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

  冯根生出身于医药世家,14岁时进入知名的“江南药王”胡庆馀堂做学徒。1972年,他成为杭州中药二厂厂长,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点,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宝事业。今天,他所领导的青春宝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有37万元销售额的中药作坊了,在其后的30年里,冯根生带领青春宝不断涉足家电、服装、房地产、通讯、金融、旅游等多个领域,资产规模比当初整整放大了4000多倍。现在的青春宝已经是个拥有30多家全资、合资和参股企业,总资产达15亿元,年利税3.6亿元,以中药生产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让业界称奇的是,即便是现在,76岁的冯根生还是那般地强硬有力——青春宝在他的领导下,依然保持着20%以上的发展速度,昂然为国药之魁首。这让人很容易想起茨威格那句名言:命运总是迎着那些强有力和不可一世者走去,总是让自己屈从于这样的个人。

  军人出身的汪海,比起冯根生的强硬,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他就敢跟自己的“婆婆”——商业局对着干,坚持走市场道路;也敢拿不听话的员工——某大领导夫人开刀。最后的结果总是他胜利。

  汪海喜欢挑战,2005年,当青岛双星托管东风轮胎厂时,迎接汪海的是“双星滚回去”的红色标语;2007年,当汪海再次来到东风轮胎厂时,打出的横幅已经变为“热烈欢迎双星集团正式收购东风轮胎”。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汪海在挑战旧制度的同时,也以实际行动征服了东风轮胎厂职工。

  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汪海,更懂得用情、用真心和别人交流,去感动别人。同样是兼并重组,2009年吉林通化钢铁厂却以结束一条人命而终止与建龙钢铁集团的重组。此时,他们应该借鉴的是汪海的做法。

  1988年,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汪海与其他19位企业家共同获得“金球奖”。20年过去了,汪海是“幸存者”,未来的30年,他对双星依然乐观。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被原罪深深困扰的第一代中国私营企业家们,当然知道能坦坦荡荡地说出这句话是多么不易。当也曾经是首富的牟其中、黄光裕们前仆后继地倒下时,也许这句大实话能够说明刘氏兄弟基业长青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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