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票房俱乐部”。
这个如今被电影界倍加推崇的标签自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在中国内地斩获两亿票房之后，就与成功画上了等号。
诸多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陆川、宁浩，在跻身这个俱乐部的同时，不仅得到了鲜花、掌声、金钱，还被赋予了“振兴中国电影”、“抵御好莱坞入侵”的重担。
然而，有一位我们在谈论中国电影时必定会提到的导演，却一直徘徊在这个俱乐部之外——贾樟柯，正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徘徊在这个俱乐部门外的原因不言而喻，其电影在中国内地票房不高。但是，自1998年开始的12年间，一直票房不高的贾樟柯却能不断得到投资，拍摄了9部长片，并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正是这些作为与成绩，支撑着贾樟柯的艺术影响力与艺术尊严。
因为《三峡好人》才认识贾樟柯的不少国内观众都认为，贾樟柯代表的是“小众电影”；出现在媒体上的贾樟柯，也往往与“文艺”、“关注中国社会问题”连在一起；他公开批评张艺谋、张伟平的一系列言论更为他“赢得”了反商业的名声。
然而，真正聆听了贾樟柯之后，你才会发现，贾樟柯口中的自己，与传言、媒体报道中的那个贾樟柯，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电影是艺术也是工业
历史的演进足以证明，贾樟柯并不是一个反商业的人。
“反商业只是别人给我贴的标签。对我来说，艺术是第二位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对于自己身上被赋予的“反商业”调子,贾樟柯的回击干脆而决绝。
1998年，未经国内审查就送往柏林电影节参展、得奖的《小武》让贾樟柯在国际上一片成名，而换回的却是在国内被禁。所幸，贾樟柯没有停止，《站台》、《任逍遥》先后完成。
2004年，当电影《世界》终于在国内上映时，贾樟柯哭了。《世界》女主角赵涛的话似乎很能说明贾樟柯当时的心情：“贾导一直坚持做自己的电影，现在可以证明，他没有坚持错。”然而，有了名分并不代表成功，彼时，《世界》国内电影票房并不理想，媒体甚至用“惨淡”来形容当时的票房状况。
“是自由的经济成就了我。因为有了私人公司，我才能得到投资；有了自由贸易，我的电影才能卖到全世界。所以，我认可商业精神。其实商业是我的生存之道。艺术的表达，正是建立在商业的自由上面。所以，法国、美国的独立电影才会那么发达。”
电影和其他艺术不一样，需要雄厚的资本力量支撑。时至今日，符合工业要求的电影，最低成本至少需要几百万元。实际上，在中国，拍了一部片子就消失的导演是大多数，而以1-2年拍一部长片的节奏生存下来的导演，则是少数。与国内某些公开炮轰“商业化”的导演不同，贾樟柯从大学时代就很清楚商业化的真正意义：“接受过系统电影教育的人都很清楚，电影是艺术，同时也是工业。反商业的导演绝对是神经病。”
贾樟柯认为自己在商业上走出不同于“亿元俱乐部”的另一条路，“我的电影在国内上映之前，已经有了5年的国际市场经验。我从来不觉得我的电影是小众的，我拥有的观众不比华人世界里任何一个导演少，至少可以排进前五位。《三峡好人》在70个国家上映，那些观众不是人吗？”
两重身份的博弈
导演的身份之外，贾樟柯的另一个头衔是西河星汇公司CEO。
尽管贾樟柯不愿意“面对”自己C E O的身份，但他的作息俨然已经是一位企业管理者。“我每天9点半到公司，看所有邮件，梳理业务，听取各方面员工汇报；下午两点以后我就是导演，一直到晚上，看书，写剧本。”
2000年，贾樟柯和他在香港映象节上认识的周强和余力为一起，在香港成立了星汇公司。之后的2006年，又有了内地的西河星汇。至此，贾樟柯的电影业务分别有了内地与海外的对接点。
在电影艺术上的强势并没有侵占他头脑中的商业智慧，“只爱艺术不爱赚钱”的贾樟柯，说起公司运作、商业模式，头头是道。
2009年，西河星汇有6000万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业务板块：投资出品电影、广告制作、与电影相关的商业活动。“电影是基本的部分，商业活动是增值的部分，广告主要保证现金流。”
深入谈及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贾樟柯的商业思路更加清晰。其形式与国内一众娱乐传媒公司如出一辙：向下游延伸，自建电影院。为此，西河星汇还在深圳、上海都拿了地。然而，自建电影院的内在动机却与别不同：“我的电影院可以不考虑盈亏，会尽量考虑放一些有价值的电影。现在这些有价值的电影的生存空间太小了，需要有人去培育。我做电影院就是拿来玩的，玩着玩着，这个市场就能玩起来。”
199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了奖的《小武》在海外销售情况不错，1999年6月，年仅28岁的贾樟柯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笔“巨款”——500万元人民币的分红。和很多爆富的人不同，贾樟柯的第一选择不是买房买车，而是将这笔钱全都投入了他的下一部电影——《站台》之中。随后，贾樟柯和日本知名导演北野武的公司签订了合同，《站台》的拍摄由对方出资。“钱没有那么快到位，我就先用自己的钱拍。等投资方的资金到位了，再还给我。直到现在，我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运作的。和大多数导演不一样，我不必等着钱来才开工。”
对于导演和商人两重身份，贾樟柯内心显然有过博弈：“我不是一个商人，如果我是个商人，我不会做电影——赚钱太少。我是山西人，如果我想经商，首先会选‘黑白两道’——煤矿或是白酒。我真正的兴趣和理想是做导演，做一个国际水准的导演。”
“人是最重要的，要尊重个人的价值。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其实，我的电影对国家、社会及民族未来并没有过多的关心。我要表现的，是变化着的社会中的个人命运。而第五代导演则是想探讨中华民族落后之根在哪里？这样的主体里，个人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和他们的最大区别。”
贾樟柯坚持认为自己的电影背后是普世的价值观。只不过，贾樟柯的电影是有门槛的。他的受众需要有一定的阅读量，有稳定的文化生活。在贾樟柯看来，这个标准并不高。
“过去，我们一直说要维护大众娱乐的权利，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精英的文化反而没有生存空间了。”
终于，贾樟柯把自己对电影的态度升华到了对文化关怀的高度。“提供人类发展动力的优质作品和思想，一般都是少数人的。文化的工作不是建立在被所有人分享的基础上。文化很多时候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