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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的时代影像

当慈善太沉重

文|本刊特约记者 张小平 日期: 2011-05-04 浏览次数: 1550

  他的企业不大,世人甚至不知道其做何生意、靠什么赚钱;

  他不善言辞,却每每被青年奉为榜样;

  他甚至捐200块钱还非要拉被捐者一起照相,并让这些照片见诸于报端……

  近几年,他已成为中国企业界最具话题式的人物——因慈善而蹿红,也因慈善而饱受非议。围绕他而展开的话题持久不息,赞扬与责骂、鼓励与批评,始终伴其左右。

  他就是陈光标,以拷问中国企业家良心和责任标杆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虽说中国自古就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慈善美德,但现代慈善理念和制度还处在启蒙、孕育阶段,将慈善常规化、可持续性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许多人只有在大灾大难的危机时刻,才施手援助,甚至不少企业将慈善与公关、品牌建设、企业家名誉捆绑为一体。

  “暴力慈善”

  在手举百元大钞、笑逐颜开的灾民拥簇下,陈光标意气风发的与众人合影。

  这是陈光标3月16日在云南盈江地震灾区行善时的一个片段。随着这张照片在网上风传,指责与痛斥汹涌而至:做秀、影帝、暴力慈善……将这位“中国首善”再次卷进舆论漩涡。

  这已经不是陈光标第一次因照片而遭受批评。

  仅在一年多之前,陈光标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会议厅用一捆捆“钱砖”摆列成墙,并在墙前留影,遭到网友质疑;1月26日,陈光标率领50余位大陆企业家赴台湾做慈善,计划捐出5亿元新台币,并坚持以现金方式当面发放,却遭到部分县市拒绝;不久前,陈光标在日本地震灾区救出一名妇女的照片遭到网友炮轰,不少人严词质问:“你到底是去救援还是去摄影?”

  不仅仅是网友,慈善界的某些人士也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颇多诟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中山大学教授朱建钢也认为:“这样的慈善行为是对穷人不可抗拒的暴力,让穷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伤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韩俊魁更表示:“这种行为凸显的是捐赠者那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不管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所以我不太喜欢全民公益的说法,慈善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

  而就在对“暴力慈善”的指责最为火热之时,有一种声音却是针锋相对:“只要他行善,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暴力还是温和,都应该叫好,而不应该苛责。”

  “我的高调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宣传个人。”陈光标本人也如此辩白。

  其实,从陈光标多年来的善举不难看出,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日本地震,凡是有灾之处,他总会最先出现,虽然他的善款不一定最多,但肯定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大陆企业家。行善不甘人后或许就是陈光标的个人风格。

  而黄如论的行善风格,则与陈光标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从2005年以来,黄如论已连续5年获得“中华慈善奖”,同时还不断现身各类慈善排行榜的前列,但他在捐助时却绝少让媒体报道。有一次,某慈善组织打算在以黄如论名字命名的“如论讲堂”给黄如论颁奖。他得知后坚决不去参加。他崇尚的只是“做善事可得善报”的慈善观念,并以低调的行善风格坚持自我。

  在西方,每年匿名捐赠的善款可高达10亿美元。在近期的日本大地震、海啸及“福岛核泄漏”事件中,台湾也有企业家匿名为“福岛50壮士”的家属捐款5000万台币。

  其实,高调或低调,这两种慈善家的不同态度,都是中国慈善环境目前所需要的,本无对错之分。但是,损害受捐者尊严,不顾弱者的形象,以粗俗的方式,充满炫耀色彩四处张扬的慈善,济困救难的本意会大打折扣。

  不过,高调行善又不等同于“暴力慈善”。在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此刻,“暴力慈善”应该引起格外重视,它很容易将慈善理念带往另一个极端,甚至将社会价值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美国慈善之父卡内基曾告诫社会:“富人布施式的慈善与其说是伪善,不如说是作恶。”

  宽容慈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历代读书人信奉的做人准则,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紧密切合。可是,不少人在飞黄腾达报效天下时,却困难重重,甚至遭受骂名。

  “5.12”大地震当天,万科宣布捐款220万元,这在全国企业界动辄千万、上亿元的捐款中并不算多,网友对于万科捐款数额过低提出质疑。三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回应:“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一言激起千层浪,王石随即被诟病为“王十块”。6月5日,万科临时股东大会高票通过1亿元援建四川灾区的议案,持续20多天的“捐款门”危机才算暂告一段落。

  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在北京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并将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青岛啤酒和紫金矿业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占个人财富的45%。但是,陈发树的慷慨壮举却并未赢来掌声,媒体纷纷质疑此举有避税和通过基金会进行关联交易的嫌疑。

  有记者甚至责问:“基金会注册资金只有1亿元,加上后来补充的6000万元,依然离83亿元相去甚远,是否存在诈捐行为?”事实上,有价证券并不等于现金,它只是一种承诺,目前国内没有条文规定,是否兑现完全依靠企业家自律。

  2007年6月5日,农夫山泉曾开展“一分钱”公益活动,称“每卖出一瓶农夫山泉就为水源地的贫困孩子捐出一分钱”,舆论一片哗然,认为此举存在借公益进行商业炒作之嫌。2008年汶川地震后,王老吉也曾以“捐款1亿元”为热点大肆宣传,使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凉茶品牌一夜爆红,网友却一脸鄙夷,认为企业拿慈善做广告不道德。

  广告炒作也罢,政府公关也好,实际上慈善捐款与商业目的本身并不矛盾,凡是心怀感恩、乐善好施的企业家,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是目前,社会各界显然对慈善不够包容,过于苛责。毕竟慈善家们都在身体力行,拿出真金白银来帮扶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可能存在高调炒作、商业投机的目的,但若没有违反法律,只是行善方式上的瑕疵,公众应该原谅。更何况我国目前的慈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任何微小的善举都如雨后甘霖、雪中送炭,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而不是围观之后的指责和谩骂。

  因此,全国工商联鼓励企业家把慈善当成一种投资行为、商业行为。换言之,只有将成熟的商业模式应用到慈善中,才能够促进慈善体制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外差别

  客观来说,无论是对陈光标“暴力慈善”的批评,还是对陈发树的“诈捐”指责,其恰恰是我国慈善事业目前所处艰难境况的真实写照。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企业家们不因高调而将私心放大?慈善机构不就是为此服务的第三方吗?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尝试、摸索的初级阶段,公益基金的管理体制僵化、不透明导致企业家对捐款的去向存疑属于普遍现象,善款被挪用、暗箱操作等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家将捐款直接发放到受助人手中,既能减少中间环节,而且公正透明,落到实处。

  例如,曹德旺曾在捐款时提出如下条件: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业内标准是10%。即便如此苛刻,舆论还是一片掌声,原因就在于公众对捐款渠道缺乏信任。陈光标的“暴力慈善”,事实上是对公益基金运营方式的变相质问与挑战,有益于加快慈善体制改革进程。

  与陈光标等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企业及企业家们在这次地震和海啸灾难中的表现。虽然有不少的日本企业家为灾害踊跃捐款,但在日本的各种媒体上却很少看到类似的捐赠新闻。

  这涉及到的是观念、是救助体系完善与否的问题。日本的媒体和公众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捐赠是一种功德,但没必要过分宣扬,否则目的就不纯粹了;而对于日本企业家而言,本国救助体系的完善和透明,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钱捐赠给相关慈善机构,而不用自己抛头露面地亲历亲为。

  《公益时报》自2004年开始发布中国慈善排行榜,7年间中国民间慈善捐赠增速超过100%,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关注、参与慈善活动的人激增,企业家们的慈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希望将商业领域的成功理念注入到公益领域,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官方对民间的慈善支持力度也持续增加。

  但中国的慈善事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统计表明,中国拥有80%财富的富人阶层只贡献15%的慈善捐款。一般发达国家慈善捐款占GDP的3%-5%,美国高达9%,而中国还不到0.5%,2009年我国人均慈善捐款额与美国相差7300倍。差距摆在面前,西方的慈善模式值得借鉴。

  2010年9月底,巴菲特与盖茨在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的“慈善晚宴”一度引发空前关注,巴菲特发现一些中国富豪担心隐私被泄露或家人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美国也有此类情况,但中国富豪主要是担心被误解,害怕影响声誉。他认为美国的慈善模式不适合中国,美国文化和中国不一样,慈善方式也不同。而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们对慈善机构不信任,担心机构会克扣一部分的钱,毕竟大多数机构正常运作始于1994年,起步较晚,在人才、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还有欠缺。他给出的国外经验是: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企业捐赠时可以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以保证它正常运作。另外,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他们往往用1元钱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元钱才能完成的事情。

  此外,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也涌现出一些新的慈善模式。比如总部设在浙江金华的慈善网站“施乐会”:卖家“出售”自己的困难,买家通过捐赠行善“购买困难”帮助卖家,这看起来有些类似于C2C的电子商务模式。

  “施乐会”操作透明,所有善款的银行汇款截图公开,也不收取管理费用,善款可全额资助受捐者。这种方式在参与性、专业性、可信任方面都不失为新的尝试。不过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而受捐者、捐助者的信息则高度透明,难保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一旦失信于人,“施乐会”将遭受重创。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和慈善理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其中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推动因素,也有陈光标等慈善标杆人物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

  客观来看,财富阶层更应该承担慈善责任,慈善行为一旦避开富豪群体将会十分危险,而且不可持续。在中国慈善的朝霞初升之际,对“暴力慈善”暴风骤雨般的争论,及时而珍贵,它让人们看到更多的慈善选择,不管是道德层面,还是模式、制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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