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与鸟》 1973 年 林德纳（德国） 钢盔式的发型，雄赳赳的派头，昂首袒胸的女子，引人垂涎却凌然不可侵犯，想入非非又望而止步。看林德纳的画就像走到火车道前，突然听见刺耳的警笛，逼得你驻足，审视。
某些人生来就有一个老人的眼光，有些人至死仍葆有孩童的无邪，德国画家林德纳就是这两者兼具。来到繁华、翻腾的纽约，惊见这个五花八门的大都会，第一眼看来粗俗荒诞，随后兴趣盎然。
仿佛林德纳的隐私日记，被摊在众目睽睽之下，主题十分困扰同时隐含尖酸。两种文化的冲撞，不安在发酵；暧昧的图象，说不清的复杂。
被称为污秽的浪漫，林德纳不以为意。极尽艳想玄思，只为剥解跨越时空的记忆。现实事件中，越南战争的伤痕、柏林围墙的筑起、肯尼迪总统的被刺，百老汇大道上的奢华橱窗，群体狂欢的乌烟瘴气，这些都烙印着他。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发表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其实每个中国人从中或多或少不难找到自我的投影。
生活的暧昧，混杂着不确定性；历史的暧昧，销蚀了璀璨的光芒。多少叱咤人物，只留下模糊难辨的面孔。清朝第一个提出搞洋务运动的官员胡林翼（字润芝），是那个年代湘军的精神领袖，曾国藩、左宗棠都得到过他的提携，曾国藩说：“润芝之才胜我十倍。”左宗棠直呼胡为自己平生唯一知己。只可惜胡４９岁英年早逝，被湮没在同辈名将的光影之下。后来毛泽东因尊敬胡润芝，改名润芝。据说毛泽东不愿做一个“草头将军”，就去掉了“芝”字的草字头，为“润之”。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不乏胡的精髓。
偶读梁漱溟先生尘封７０年的遗稿《中国文化的命运》，更觉彻人心骨的暧昧。“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万言而讨论不完。”
躁动的时代，西方的含混恐是梁老先生也看不真。新近采访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中远集团总裁魏家福时，他借一桥段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我认为是诚信危机。好比一个人拿1000元大票到旅店开房，收款的说没钱找，那人说拿大票抵押。之后旅店的人，用此大票买米，找不开再抵。米店的人，又拿大票买油，还找不开，就这样大票一抵再抵，1000元钱转一圈又回到旅店，尽管白住、白用、白花，但所有人都付清了账，第一个人设计时就知你没钱找。”这正是社会巨额财富损失的缩影，究竟最后由谁来买单？当信用变得过度暧昧，危机是迟早的事。
有沙弥问禅师：坏人要度吗？禅师在纸上反写了一个“我”字。问沙弥：这是什么？沙弥答：反写的“我”。禅师问：写反的算不算字？沙弥答：不算。禅师道：不算为何说是“我”？沙弥又改口：算。禅师道：既然算为何又说反了？沙弥不知如何答。禅师道：正写是字，反写也是，如果你不识字，就算我写反了，你也无法分辨，重要的在于认识人的本性。
从本性看，好坏无常，暧昧有度，就看你的禅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