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在乎激情的活
口述|东方风行集团CEO 李静
可能因为家境不错，我生来对钱就没有太多欲望，也不太会给自己挣钱。演艺圈里，很多同级别的明星都比我有钱。我没有豪车，每辆车都开八年以上。我更不迷恋奢侈品，所有的名牌包都是好朋友送的。甚至，我会在网上淘便宜的衣服和鞋——穿着也挺漂亮的。幸好，我是一个对机会特别敏感的人，而且执着，所以我是一个很会为公司挣钱的人。
大学一毕业，我就进了张家口电视台。父母希望我能这样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但我当时特叛逆，不想继续在他们的呵护下生活，于是我偷跑到北京。
开始，我在媒体做记者，挣得不多，租房的钱还是家里给拿的。后来，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就生出了自己开公司、做节目的想法。
当时，我已经进了中央电视台，父母都不同意我辞职，可我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缠着他们借了10万元给我，注册了公司，搭了景，开始制作《超级访问》。
那时，这种形式的节目在国内还没有，一开播收视率就是第一。但我不懂经营，又没有理财观念，10万元花完后，节目组开始入不敷出。无奈，我只好接一些不愿意接的活，主持啊、走穴啊……挣钱贴补公司。
那段时间，我左手卖艺右手养公司，搞得自己特别累，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因为没有广告公司，我们还要自己拉广告，所以常常要参加一些饭局，见一些不喜欢人。可能有些人，在这种场合遇到话不投机的人就自己闷着。但我不，遇到谈不拢的人，我会把自己先灌醉，不管别人说什么，直接说自己的观点，或者讲段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缓解了尴尬，也忘了不开心的事。
记得，当时的会计跟我说：“你总一万、两万地入账，什么时候能让我管十万呀？”我回答说：“别着急，有一天我让你管一百万。”话虽如此，钱从哪找？这时，我才明白做公司要懂成本、懂现金流、懂预算开支……可我什么都不懂，靠得就是胆大、敢干。
终于，有朋友帮忙介绍了一家有意向做《超级访问》冠名的公司。我跟另外两个女孩兴冲冲去跟人家谈合作。其实我们仨谁都没有谈判经验，也没有演示稿，现场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节目、谈理想，跟表决心似的，对方被我们逗得忍俊不禁。
现在想想，他们肯定觉得我们特“傻”。但也许就是这种真诚的傻劲打动了对方。最终，对方以一年350万人民币的价格冠名了《超级访问》。当时《超级访问》一年的制作费是200万，工作人员也只有五六个人，没什么办公开支，所以那笔钱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笔巨款。拿到支票后，我跟同事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后来，我妈总结说：李静这人，没什么经济头脑，也不懂经营，就是想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能跟别人不一样，她就快乐。
的确，我喜欢与众不同。我不在乎钱，一个人再有钱能多吃几碗饭？但我特别在乎活的有没有激情，激情能让我感到快乐。做“乐蜂网”也是为了再次寻找激情与快乐。
从决定做“乐蜂网”那天开始，我就疯狂学习，看了大量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书，请教了很多业内人士，甚至曾从北京飞到上海，只为在机场见人一面，请教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想做事就不能想太多，只要不赔本就值得做。等把所有事情都想好了，也许机会就没了。而且做事也不能只想着挣钱，光想挣钱的人一定做不成大事。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为了理想做事，等理想实现后，附加值自然就来了。
记得2008年刚进入互联网领域时，别人说我是花瓶。我回敬对方：“我这年纪能被称为花瓶也挺好的。”我总觉得，一个领导者要有娱乐精神，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你积极正面的能量，而不是觉得你只想着钱。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孙陶然 钱永远排在第二位
口述|北京拉卡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孙陶然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形容钱。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个挣钱的目标，同时，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花钱的人。但能花钱和有钱没钱没有必然的联系。
小时候，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五口人。记忆中，每到月末，家里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于是，父亲会到单位的互助社借钱，日子过得挺紧巴。虽然清贫，却也没有因此树立赚钱的目标或者培养出节俭的习惯。相反，我花钱依然大手大脚。
大学毕业后，我到四达集团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80元。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我就去买了一双200多元的百事运动鞋。
当年，我退出恒基伟业的时候，最后一年的工资也没有领，在公司的股份也没有要。不过，我对这些钱财的事从没后悔过。在我看来，钱永远是排在第二位，感情、兴趣、生活等等都可以排在第一位。花了钱，能让大家高兴，目的就达到了，活着不应该为钱所累。
现在，在积累了一定个人财富后，我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拿出个人收入的15%回馈社会。比如，投入到我一直做的天使投资。对我个人来说，可能只是少几次应酬、少买几双鞋的事。但对于那些创业的人，则是雪中送炭。不要认为投资动辄就是多少万元的巨资。其实，在我的天使投资经历中，多的可能有上百万，少的不过5万元——多了人家不要，5000一股，只卖我10股。
虽说我从不吝惜个人财富，但作为管理者，对于公司财富，我还是非常在意的。我为数不多的几次为钱着急的事情，都跟公司运作有关。
拉卡拉刚开始运营的头两年，资金非常紧张，如果不能成功融资，就有关门的危险。情急之下，我把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300万。当时，柳传志柳总得知了这件事，以公司的名义借给拉卡拉500万元。他开玩笑说：“既然孙陶然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我看这笔钱借出去应该是没风险的。”
其实，拉卡拉的生意模式，正是建立在“一两元”的小钱之上的。一笔业务的手续费差额，往往就是一两元，甚至几角，当初正是看到了这“一两元”的价值所在，才会有拉卡拉的今天。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很多情况下，是赚不到钱的。如果满脑子都是怎么赚钱，痛苦不说，还会分散对事业的专注度。
我也反思过，如果我对钱能够更尊重一些，事业上的成就绝不是现在这些。光被我推掉而后来大放异彩的公司、机会，足以让人瞠目。
在生活中，我从不理财，也不买股票，我的观念非常传统，认为用钱赚钱是不光荣的。放贷、啃息等做法是我最不赞同的。我认为，钱不是用来保值的，钱是用来投资和使用的。
（采访|崔玲）
韩家寰 简约的富足
口述|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韩家寰
我的个人生活很无趣，无趣到上下班、周末都可以穿着公司的工作服。所以，我确实没什么要花钱的地方。衣服有几件就可以了，吃饭不是在家就是在公司，菜点多了还要被太太数落……
说起曾经最大的个人花费，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在家里的屋顶上建了一个露天浴池。原本想泡着热水看北京的市容风景，好好享受，可没想到北京的风沙很大，露天温泉不现实，从建成到现在只用过一次。在太太的强烈抗议下，没奈何，决定今年把它拆掉。
其实，在物质生活上，我和太太都比较崇尚简约。可能是父母生活也很简朴，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而我周围的企业家朋友，在物质生活上大多也都比较简单。
我记得，初次对钱有概念，还是在大学时代。
刚上大学时，我花了4元新台币买了一把梳子。之前没什么机会花钱的我，感觉一把普通的塑料梳子怎么可以卖这么贵。其实，当时来讲，4元新台币已经是很便宜了，只不过之前我很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味道。
为了省钱，我有了创造“最省钱生活”的想法。于是一星期内，我每天只吃两碗米饭和一点肉松，最终创造了一周生活费只有几元新台币的纪录。如此行事倒不是因为拮据，而更多是在观念上崇尚简约。其实在1977年，我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已经有近3000元新台币了。
其实，钱有大钱小钱之分。个人花的是小钱，公司花的是大钱。我每天都在与大钱打交道。
公司花钱不能仅仅盯着短期利益，眼光应更长远些。比如当初大成食品要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一些股东认为行业内其他同行并没这么做，大成也没必要花这笔“冤枉”钱。但作为董事局主席，我认为这项投资虽然短期看没什么大的价值，但从长期发展及行业趋势看，是非常有价值的，更是公司实现差异化竞争的主要方式。像这样的花费就需要站在一定高度，与股东博弈。
三年前，我曾和国内一些企业家去美国考察家族基金会。我不只要研究这些基金会具体如何操作，还很关注大陆的企业家对财富的看法？结果我发现，大家的理念不太相同：有的企业家看得很远，希望像卡内基、洛克菲勒等，通过家族基金会将大部分财产用来做公益和慈善，只将相对一小部分的财产留给后代；而一部分企业家则喜欢把钱花个“乱七八糟”。对我来讲，一定是选择前者。
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即在如何处理财富的问题上没有对与错，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简约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物质简约的另一面，其实是精神的富足。
（采访|本刊记者 裴瑜）
刘彦斌 钱是男人的胆
口述|北京东方华尔金融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刘彦斌
高中时，很多同学家里都有那种九英寸的电视。课间时，他们会聚在一块讨论电视剧的内容。这时，我总会找理由把话题引开，因为我家买不起电视。
后来，老师让大家看一档英语节目，我才有理由说服父母买电视。父母从亲戚那借了200元，但为了省几十元，还是选择了一台显像不是很清楚的电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金钱上有自卑感：为什么别人有钱买质量好的电视，我家就得买差的？不过年少的自卑很快就消失了。十几年后，我再一次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远远超越了年少时的自卑。
那是2002年，中国股市大跌。我是炒股大军中损失最惨痛的人群之一。在此之前，我已经通过股市挣到了很多钱，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巴菲特。狂热与自大让我丧失了理智。我不但拿出家里所有的钱，还向朋友借了很多钱，孤注一掷杀入股市，想赌一把大的。结果，熊市的突然到来让我措手不及，所有幻想在短短几天内灰飞烟灭。人生一下子从顶峰跌到谷底。
那时候，我过的特别没有安全感，每天忐忑不安，怕见人，但又要上班挣钱。有一天晚上，我看着熟睡的老婆、孩子，心想，这日子怎么过啊。我怎么才能让家人过得好？怎么才能快点还清债务？
所以现在，一旦听说有人认为金钱与幸福无关，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虚伪，就是钱太多。金钱和幸福一定是相关的，天天为生计发愁，时刻想着还房贷、车贷，幸福感从何谈起？当然，钱增加到一定程度，可能对幸福的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钱一定是可以增加幸福指数的，而且钱会让人有更多的安全感。那些因为有了一些钱就矛盾不断的家庭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活明白。
2007年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因为央视的一次采访，一夜间，我突然从草根一族变成了最火的理财明星。这一年股市再次进入了牛市，我赔的钱也差不多挣了回来。终于有钱了，能踏实过日子了，那种感觉就像重生了一样。
其实，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淡泊名利。但是经历了几次的生活落差，我发现人的一生都是在追名逐利，而金钱更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曾经用五句话总结过金钱的作用：钱是男人的胆，有了钱，男人才敢于承担一些责任；钱是女人的脸，有了钱女人会更漂亮；钱是婚姻的根，“贫贱夫妻百事哀”，钱是婚姻幸福最基本的保障；金钱就是爱，在爱人面前，月亮不能代表你的心，如果男人爱一个女人，就有义务让她不为衣食所愁；钱是人的尊严，没钱人很难保证自己的尊严，去医院看病，没有钱就去不了好医院。
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拜金主义，也不是唱高调，只是想真实说明金钱与生活的关系。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武红 有几种钱不会挣
口述|新盟国际顾问公司总裁 武红
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年收入一般不超过一万元，而那时的我却因为输掉一场官司赔给别人上百万。一夜之间，商海奋斗近十年的回报全部打了水漂，连我最心爱的汽车也被抵押了。
现在想想，这场官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原本是合作方违约，但对方却利用我法律知识的欠缺，在诉诸官司之前让我签署了一份不平等的补充协议，于是我莫名其妙地成了所有损失的买单者。
通过这件事我越发明白了自己：对于财富，尤其是个人财富，我是个“大度”的女人。
这种对钱的态度与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的父母都是军人，从小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大多是是精神层面的，反而对钱没有太直观的概念。
但是，命运最终把我和挣钱拴在了一起。
创业20年，前10年做广告，后10年做公关，我幸运地赶上了两个行业从萌芽到井喷的阶段，但我从来没有太大的野心，考虑一定要借大势挣多少钱。相对于金钱数字的累积，我更注重金钱数字背后的东西：包括理想、尊重，也包括一些不能言传的内心感觉……
这一点在我们公司参与博鳌亚洲论坛的十年历程中，体现得最明显。
2001年，博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甚至名字都常常被人念错。博鳌亚洲论坛只有概念，连宣传资料都没有。在这种“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承办论坛，寻找赞助商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我并没有算计“钱”，而是多想了一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这种国际级别的论坛一定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于是，我与合伙人一拍即合，不管挣钱不挣钱，一定要接下这个活动。凑了600万元的启动资金，我一头扎进了博鳌亚洲论坛。没想到论坛的影响力比预期要好，最后除去成本，首届论坛的招商还盈余了200多万元。这恐怕是公司真正的第一桶金。
而且有几种钱，我是不会挣的。
这些情况分别是让我不开心的钱。有的公司对专业公关服务不了解，也不尊重，他们的钱我宁愿不挣；不符合公司发展定位的项目。有的公司需要的服务可能会跟我们的发展战略不一致，也不是我们擅长的，这样的单我不接；还有投机生意。很多人劝我利用客户资源挣几笔大钱，但这种钱让我不踏实，我也不相信一夜暴富的神话。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潘亚文 心中写满了一个词
口述|中奥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亚文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一家8口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吃饱饭几乎是我唯一的愿望。每当饥饿的时候，每当看到父母因揭不开锅而苦恼的时候，每当看到比我还贫穷的人痛苦不堪的时候……钱就呈现出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却无比重要的形象。
对钱的渴望成了我赚钱的最初动力。13岁时，我赚到了人生中第一笔钱。
父亲有一辆旧自行车，那是当时家里最像样的一件财产。我第一次骑车去镇上，看见卖烟的小店，一个念头随即生成：我们村里也有不少人吸烟。用自己的辛苦贩烟赚钱，何乐而不为？
自此，我开始蹬着自行车往来两地贩卖香烟。还记得那辆自行车的脚踏板是坏的，蹬上一天，我的腿、脚伤痕累累。但是，当我拿到2元钱利润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只要努力，就能有改变。自那时起，我的心中就写满了一个词：改变。我要用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贫困的现状。
1985年，因为听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来到首都。最初，我什么都干：卖安全网、花盆……在北京闯荡了一段时间，我的安身之地从地下的菜窖升格为地上的平房。我还为自己添置了人生中的第一套西服。又是一个春节，我给父母和每一位兄弟姐妹买了礼物，回家过了一个幸福的春节。
时至今日，整个中国也富起来了，我身边多了很多过去没有的东西，无论是VIP候机室，VIP的酒店房间……这些东西的存在，使人无时无刻不强烈地感受到贫富分化的存在。但是，人活的就是一种感觉。人首先要尊重自己，别人才能尊重你。
如果你把自己的价值就定格在用得起VIP，或者用VIP来掩饰内心的自卑，那就太可怜了。
（采访|本刊记者 王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