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优战略
“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麻、黍、稷、麦、菽”谓之“五谷”。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五”是个内涵颇丰的数字。
在贡献中国高峰会迎来五岁生日之际，由《英才》杂志主办、建行私人银行协办的“第五届优公司贡献中国高峰会”于2011年8月12日盛大举行。
本届高峰会汇聚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孔栋、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熊群力、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小刚、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钱大群、摩根大通中国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邵子力、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赵欢等政府领导、大型央企、国企、跨国及民营企业领袖、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各路英才围绕“新格局·优战略”的高峰会主题，以“十二五”规划和入世十年所呈现出的新经济格局为宏观背景，与众多优公司代表一同探讨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
在以“转型期支柱产业的变革影响”为主题的行业领袖论坛上，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陈黎明、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诺华中国区总裁易珉、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李纲、美国特雷克斯集团中国区总裁郎华、任仕达中国区总经理王桂生、摩托罗拉移动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孟、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吴光权、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丛林、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陆致成、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RIM公司中国区总裁谢国睿、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许景南等多位商业领袖，围绕如何在宏观经济的转型期内更好地抵御风险、抓住机会，展开巅峰对话。
在“转型与升级——实业与资本的对话”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强调，中国应该发起一场金融革命，以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在这个金融革命中，民营企业家的力量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中泽嘉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鹰作为论坛主持人与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彪、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科瑞集团董事长郑跃文、庞大汽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庆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少雄、华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生、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隆平高科总裁刘石等民营企业家代表积极对话发表观点。
在“引领工业制造新优势”论坛上，嘉宾们讨论在当前的产业背景和政策环境之下如何引领中国工业制造，创造新优势，如何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大问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宝林、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本毅、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蔡洪平、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赵立志、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仇明、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继明、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伟祥、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德明、中国熔盛重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陈强、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轷震宇、巴可中国董事总经理唐枫等嘉宾纷纷建言献策。
在讨论如何转变发展模式的“调控下的产业经济走势”论坛上，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五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景崎、北京城建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肖然、星河湾集团董事副总裁梁上燕、德国威能中国区总经理王伟东、天津航道局港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柏林等嘉宾观点各有不同。在肯定了地产行业未来局面仍会长期复杂的前提下，众多地产企业纷纷表示，已经做好了长期应对市场调控的准备。
秉承往届传统，本届高峰会依然从优势竞争(竞争力)、优化结构(整合力)、优质增长(成长力)、优先发展(创新力)、优在责任(公信力)这五个维度，分析和梳理本年度为中国经济做出卓越贡献的优公司。
新的经济形势与传统文化之间，有没有共通或互补的地方？换言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仁、义、礼、智、信”的哲思在新商业文明中是否存在现实意义？
在高峰会的晚宴上，针对“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特别是在信任危机方面的挑战?”,“‘当下的商业文化与义’的关系?”,“如何将‘礼’融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进程中？”等问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孔栋、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彪、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摩根大通中国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邵子力、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钱大群、RIM中国区总裁谢国睿、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作为优公司的代表，结合各自企业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精彩答案。
最后，在寓意“五谷丰登”的仪式上，高峰会圆满结束。
推动央企内部资源整合
形势的变化不但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升级的明确要求，而且预示着现有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可能要被淘汰掉。
演讲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邵宁
国资委一直在推动央企内部资源整合的工作。一个月之前，国资委再次开会推动这项工作。
之所以再一次提起这个问题，是基于这样一个预估。我们判断，在“十二五”及其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企业可能要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阶段性考验。现在可以看清楚的是，美国和欧洲反复出现的债务问题使国际市场复苏的前景非常黯淡。
前一段在拉动内需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铁路建设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现在都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而同时，我们国家各类要素成本都在大幅度上涨，资源的价格、能源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资金的价格、人工成本、环保成本上升，已经在严重削弱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所依靠的比较优势基础。
所以，我们感觉这样的变化趋势对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场比金融危机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考验。因为这种形势的变化不但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升级的明确要求，而且预示着现有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可能要被淘汰掉。
应对形势的变化，企业要做的事情很多，推动内部资源整合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思路，并推荐了八个企业的经验，希望中央企业能够借鉴。我们希望这些典型经验能够具有操作性，希望通过引导推动中央企业加大内部资源整合的力度，先能够把自己做实，同时学习国际先进企业的经验，持续性地推进组织变革和资源的调整优化，以此来应对今后若干年的市场变革和竞争加剧的考验。
显然，中央企业、国有企业现在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它需要改革。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无论是未来30年，还是10年、20年，放慢这种预期是必然的。
演讲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与上一次以企业为主的次贷危机相比，此次的美欧债务危机压力更大，因为它需要政府削减预算赤字。
减赤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政府税收，这依赖于经济的复苏繁荣。但目前美欧经济增长还存有担忧，或将持续放缓；另一条途径是减少开支，但减少开支本身会减少总需求，拖累经济增长。同时，也会伤害一些利益相关者。因此，这场危机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形成长期的影响。
这种情况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并会迫使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而中国企业，需要在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进行大的结构调整与改革，进而适应世界发展趋势。
目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而短期则面临降温压力，两者结合，会使中国中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从长期趋势来讲，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大。从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看，这种高速成长很难持续下去。所以，政府主动调低了经济预测规划的速度，由7.5%调到7%。
我们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会比过去的30年有所减弱。其理由是：
中国城市化速度会有所放慢。特别是最近15年中，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左右。而近期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化增速预计会回落到0.6-0.8个百分点。这样就会使中国经济内部需求的扩张速度受到影响； 二是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公共交通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很难再像2008、2009年那样，再有一个超常规扩张速度。同时东部的产业升级本身也要求增长速度放慢，这也会对GDP增长有所约束；
同时，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也在提高，这对中国经济本身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一些影响。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将由原来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结构优化、节约资源、保持生态环境质量型增长的模式，整个长期增长应该会有所放慢。无论是未来30年，还是10年、20年，放慢这种预期是必然的。从短期来讲，由于我国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采取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超常规货币财政政策，其在扭转了经济下滑趋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从去年以来，中央各部门对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力度在加大，这使得国内经济增长短期出现了几次回调。
从需求构成看，我们认为增长减速的趋势还会继续。因为，投资增长虽然保持在25%以上，但是1-7月增长平均值与之前相比，相对是减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纷纷出现了下滑，这些都会推动经济增长继续减速。
通货膨胀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这也是决定着下一步政府政策操作很重要的依据。现在的数据是：7月CPI达到了6.5%。未来趋势会怎样？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物价上升的内在压力依然很大，主要表现为人工、材料等成本上升；货币供应量速度在减弱。到目前为止，M2增长已经连续几个月降到16%以下。货币供应量的下降会导致物价下降，这个时点应该是在三、四季度；整个需求放慢会使需求推动型物价上升压力变小；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会使中国进口食品、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随之下降，这会使短期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缩小。
由于增长在减速、欧美债务危机会长期化，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当会做结构性微调，改变这20多个月持续金融紧缩的状况。
民营企业的生存优势
民营企业的独特优势就是要充分发挥主人意识，然后集中精力。
演讲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柳传志
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大变化，中国经济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办？这是我要讲的问题。
我认为，民营企业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企业确实具有实体的主人，因此就容易制定中长期的战略。所以，民营企业一定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而且能够在时机好的时候知道如何部署，时机不好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摁住节奏。这些能够自己做主的地方，民营企业都能够比较容易做到；
第二个优势，民营企业在运营的时候，注意力比较能够集中在业务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联想集团早早地做了部署，并购了IBM的PC业务。那个时候，尽管联想营业额在中国稳居第一，但却只有30亿美元，在全球排名大概在第八、第九的位置。2010年，联想的年营业额做到216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三。
这个季度，联想的全球行业排名预计还会有所上升，因为我们并购了NEC之后，又取得很大一部分营业额，增加了一块利润。
另外，联想集团的母公司——联想控股，在2001年的时候增加了风险投资业务和房地产业务，接着又增加了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业务，这些当时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同时做好的业务，被很好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旗下的两家投资公司一共负责着约500亿人民币规模的基金，均跻身投资业的第一阵营。
这些都是源于这样的理念：达成一个目标前，企业要预估所要面临的问题，要提早做好战略部署，再一步一步去完成。
因此我觉得，民营企业的独特优势就是要充分发挥主人意识，然后集中精力。这样，民营企业前途无量。
1主题词 信
怎么看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特别是在信任危机方面的挑战？
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企业要有一个好的发言人。“你不信反正我信”这类话，我想不适合，太居高临下；还有，不能怪企业，企业的婆婆很多，有时候企业做不了主，这是一个系统问题。
就企业本身而言，我觉得做到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发生危机的时候，公众所需要的就是知道事实，但是往往在那个关头，企业本身并不掌握全部事实，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首先要对公众有一个承诺，再者，应该有一个时间表，还要知道多少说多少。这些非常重要，这样大家就会感到你是诚恳的，公众就会给你信任。
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我们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的，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权力、都有理由知道公司是怎么样运转的。同时，我们也是公众公司，每一个股民也需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如何给他们回报。所以，国有公司要知道自己是在为谁打工——既为国家又为全体人民打工，同时还是为我们的股民打工。打工者就要有打工者的心态。
孔栋（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作为航空运输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去年全年运输旅客6000万。我们要对所有客人出行的安全、舒适负责。保证旅客出行的心情是愉快的，这是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个企业只要有诚信，真正履行自己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就能取信于民，取信于你的客户，取信于市场。
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再面对我的员工，我有很强的自责感。那时我们确实没做好，但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没做好。我想，如果企业的领导人都是用这样一颗心来对待我们的服务对象，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化解的。
2主题词 义
当下的商业文化与“义”的关系？
王文彪（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伟大词汇，包括情义，礼义，信义。我们企业叫亿利资源，主业是能源，目前已经绿化沙漠5000多平方公里，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义”的体现。
傅军（新华联集团董事长）：“义”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好的品德。对于企业发展，“义”的真正意义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企业经营者要掌握好平衡。平衡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让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不急不躁。
王玉锁（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我有一个理念：做生意就是做人。民营企业取得一点成功，其实不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更多是国家改革开放、广大员工的努力、以及社会各界支持的结果。所以，企业家一定要感恩。我觉得“义”要体现在关爱员工，要体现在感动客户，要体现在回报社会，最终还要体现报效国家上。
3主题词 礼
如何将“礼”融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进程中？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企业要想国际化，首先要了解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惯例和具体规则。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实际上是在和一批已经制订了国际规则的企业竞争。那些发达国家的企业，是这些既有规则的受益者，处在优势地位。所以，中国的企业要想战胜对手，走向国际，必须首先学会这些规则。还有，现在这个世界的变化告诉我们，既有规则未必就是合理规则。因此，中国的企业也必须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规则带到国际上，使它变成国际规则。
邵子力（摩根大通中国主席及首席执行官）：“礼”在英文里面很简单，更多是一个行为规范，或者一个教育象征。但在中国的文化里含义很深，有五个方面。第一是要律己，约束自己；第二要敬人，尊敬别人；第三是平等；第四是要宽容；最后一个是从属。这些都可成为中国公司走出外，或者跨国公司来中国要遵守的一些准则。
钱大群（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一个全球公司，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经营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当地法律和规矩，合规经营。我也认同“礼”包括尊重与包容。对客户的尊重，同时也要对员工包容。IBM全球有40万员工，不管种族，肤色，性别为何，公司都要尊重他们。
谢国睿（RIM中国区总裁）：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是需要中国公司走出去了。有五个阶段性的发展可借鉴。第一个发展要做到对机会有一种兴奋感；第二就是感到惊讶、惊奇；第三是要做决定；第四是成功的企业运作；最后一点是领导力。
关志华（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现在全球化的业务，礼仪特别重要。礼仪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礼仪、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大自然之间的礼仪，还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礼仪。只要我们心里有礼仪，才可以驱动自己。怎么样在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过程中保持我们内心的礼仪，就是要建立一个企业透明的价值观。
转型期的支柱产业变革
影响较小
主持人田薇：转型期支柱产业变革，到底企业领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目前宏观经济现状对行业的影响，企业家们的感受又是怎样的？
吴光权：我们是中航工业下面的子公司，也是一个多业务公司。目前宏观经济对我们有些业务有正面影响，有些业务有负面影响。一个是我们在航空领域国际合作和国际业务，在全球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中国航空业的发展带来一定机会，比如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开展国际合作；对我们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像电子元器件业务，如果欧美市场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对我们会有一定负面影响。涉及到我们在国内零售业务和消费品业务，整体来讲暂时还看不到什么特别的影响。
李纲：作为一个国际型公司，我们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业务。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业务可能对冲击就相对敏感一些，而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有比较好的机会。特别是在中国，过去这些年看到中国企业转型和走出去，这些都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
关志华：最近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动荡，但更长期来讲，还要看整个市场的供需问题。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学到很多，非常关键的就是要管理好现金流，处理好原材料的供应和客户群。我们已经不仅提供一个产品，而且是提供各种产品开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信心认为客户的需求不会直接受到影响。中国上半年整个化工行业增长了35%，虽然，我不相信下半年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增长率，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许景南：这次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中，我们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市值就掉了十几个亿，影响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但机会也是同时出现的，因为两次金融危机包括这次美国债务危机，美元大幅贬值，还有信誉受到冲击，这是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好机会，也是我们创国际品牌的一个好机会。
谢国睿：在信息通讯领域，如果提供的产品中基础产品越多，那么在动荡时受到的影响就更大；如果提供的产品更多的是具有差异化的增值产品，那么可能就会更加安全。只要是增值服务和增值产品，过去多年以来的表现都非常好，那么在未来还会继续表现非常好。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产品的创新，在创新方面，速度和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创新的速度跟不上消费者的需求，方向与消费者的需求不匹配，那么这种创新就没有办法带来很好的效益。
徐昇宏：我们所在的行业是食品、医疗、住行方面，不管经济好坏每个人都还要吃东西，不管是外面吃还是从超市里面买东西吃，对食品消费的影响不会太大；医疗需求也并不会说经济不好就生病少。但是从住行方面来讲，会跟随经济稍微有点波动，经济好一点，住、行的需求会多一点，所以这方面对我们产业还是有一定影响。
王桂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稳定中高级人才招聘，以及怎样优化普通员工结构、优化淡季旺季生产周期时的员工配置等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当然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业务在国外，我们的纽约总部、伦敦公司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中国需求减缓的程度较小。
影响巨大
李庚生：众所周知的国家级五大发电公司，到现在累计亏损已经到7600亿，地方能源公司同样受冲击比较大。今年看煤价的涨势有所减缓，但是仍处于高位下不来。我们还有新能源板块，虽然某种意义上低碳和目前环保大的层面呼应，并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个人认为有点叫好不叫座，主要原因还是市场没有打开。
黄怒波：我们前段时间旅游业这么好，是因为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很快，但速度开始下来，大家都开始转型了，旅游业也就不可能保持原来那么快的速度了。另外，这次通胀对旅游业带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丛林：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金融租赁行业更多的是一种利好的影响。金融租赁将融资与融物合二为一，对实体经济有较大的支撑作用，为企业创造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可以促进产品销售，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租赁还有一个投资的功能，在金融危机大家都不想投资的时候，固定资产价格在下跌，这正是租赁公司出手买进资产的时机。租赁公司在经济低谷时购买、持有、运营这些资产，再在经济高峰期把资产出售，这样实际上带动了经济，也给各个产业投资带来一些缓冲。金融租赁愿意做行业领袖在产业转型中一个新的金融伙伴。
陆致成：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大方针下，同方大大小小投了一二百家公司，这些公司里头至少99%都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里面。我搞企业搞几十年，一直搞科技产业推广，今天是最好的时机。
冯军：对于国内的影响，因为数码领域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要适应这个环境，我们被迫打价格仗。但对于国外的影响，上个月财务报表出来了，我们的平板电脑在哥伦比亚的销量竟然超过在国内的销量，说明国外市场给中国品牌发展的机会确实是开始来了。
不确定
孟樸：摩托罗拉公司做的是消费电子品，一定会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愿意花钱在电子产品上面多一些，而全球经济不好对终端销量有负面影响。但是宏观经济包括国家的政策，像现在银根紧缩，我们很多零售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不敢进货了，他们资金成本很高，这些都有影响。但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一个经济的不确定性。
易珉：医药行业做的是品质。但是在做品质的过程当中会受一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在“十二五”的整个医改过程当中要解决三个问题，都是一些基本面的问题：基本医疗设施问题、医德问题、政府监管和政府支持力度问题，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陈黎明：我认为供求基本面对石油价格的影响是最大的。这当中也包括了一些心理预期。金融炒作实际上也是基于心理预期的。包括地缘政治、战争、天气变化，对油价都会有影响，但是归根结底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预期。作为石油公司我们认为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可能是在60-90美元之间。
郎华：不管前面有多大不确定性，我们觉得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在中国可能有一种更稳健，更低速的发展，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刘煜辉：从短期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在座大部分企业现在所面临就是一个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大家都受到压力。从长期的远景来讲，企业未来战略是不是符合转型的方向，它决定了企业的成长空间。总的来说，只要企业家精神还在，企业家创新原动力还在，它是可以超越整个经济周期，甚至超越危机影响。
（整理|本刊记者郑景昕）
实业与资本的对接
升级换代的核心力量
主持人吴鹰：当前，我国经济正从复苏期进入转型期。通胀压力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成本上升、融资困难、整合提速，在此背景下，实业企业当前都面临着哪些转型压力？转型最核心的变革将是哪些方面？未来这些企业将会向哪些方向转型？资本最近在关注哪些行业和领域？实业企业的转型方向是否是资本同时看好的？实业与资本如何实现对接？
向松祚：中国经济和企业的转型，当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中国应该发起一场金融革命，来促进产业的更新换代。其中，民营企业家的力量最为关键，而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政府在政策上做相应的调整。第一，要争取人民币国际化。有人说，我们投资的国债不安全，现在我提出一些具体的办法，即中国应该尽快简化手续，让中国的企业家或中国的个人投资者，能够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拿到海外去投资。多种原因表明，我们必须要放宽视野，解放思想，让我们的外汇储备能够分散到民间。第二，在国内我们必须尽快推动垄断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特别是金融业。只有真正把中国的金融市场做起来了，把金融创新做起来了，才是我们推动整个经济升级换代最核心的力量。
王文彪：无论什么时候，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朝阳产业，在发展机遇和空间上不需要论证。但是，资源是需要资本去拉动的。当前，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如何加快中国中小银行发展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推动。在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合理利用资本的力量将会使企业呈几何级增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在转型升级中加大技术的推动力量，如何实现与资本的对接，让企业更快更好、更有计划地发展，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向高附加值转型
周少雄：七匹狼这些年转型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压力。一个是国际化的压力，中国的零售市场向国外开放以后，国际知名品牌纷纷入驻，我们在国内就已经在面临国际化的竞争。第二，这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推升了商业地产的价格，我们各方面的成本上升得非常快，这几年店铺租金都翻倍了。七匹狼的转型，首先是从评效、附加值上有所提升。国内发展起来的消费市场，一个是靠总量增长，一个是靠质量增长。我们这次转型不仅要从价格上面有所提升，还要在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上下更多的工夫。
郑跃文：现在全球的产业结构都在发生转型，这里面有很多的生意可以做。经济学上讲差异化，没有差异化就没买卖做。现在我们可利用的差异化就是国际市场，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还没有走向国际市场。为什么现在国际上的大佬们都在转向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型，从外向型经济转向扩大内需型。国外的技术在中国可以直接使用，而且拿过来以后，大多还是中高档的技术水平，马上占领市场都没有问题。
刘石：隆平高科的转型主要是从以前追求速度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多地追求质量。过去大家都吃不饱，只要产能高就行了，现在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这跟中国制造的道理一样，以前中国制造都是做中低端的，现在要向高端走。因此，隆平高科现在不完全是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扩大，还要追求盈利能力、给客户创造的价值以及给消费者生产足够和高品质的粮食，让产业价值得到更大的提升。
邓锋：中国的风投和PE，在过去6年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开放、人民币基金兴起以后，股权投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了很多行业的转型。中国早期的股权基金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投，现在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强。五年以后，专业性会更强。在做投资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走向国际市场。过去一年我们投的高科技公司，基本上每家都出现了在开发中国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开发国际市场的问题。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能力比美国强，科技公司加上制造能力，投资机会非常大。
做好企业的根本
傅军：新华联现在主业大概有四个板块，板块之间都是没有关联的。因为白手起家的时候，碰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做到一定规模了就不想丢掉。新华联正在做的矿业明年可能会上市，因为现在的形势很不错。新华联的陶瓷也做得比较好，大概一年能销售800亿。新华联的酒，马上也要上市了。没有关联的产业之间，只要认真去做，也是能够做好的。
庞庆华：庞大汽贸主要的投资方向是4S店的建设，其中最大的投资是土地。从庞大的战略来说，今年要做成400家4S店，需要的资金大概在200亿元左右。所以庞大现在需要继续加大融资，庞大的负债率还是居高不下的。汽车以外，庞大还投资了矿山，这个主要是境外投资。瑞典现在刚刚开放了钢厂和矿石，庞大也正在那里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民营企业走出去有些放不开手脚。比如汽车融资公司，现在获批的都必须是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合作才能做，或者有汽车工厂才能做。还有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么多汽车经销商，连一个金融公司也没有。
吴国迪：中国国际能源50%的股份是国有的，40%是外资的，还有10%是民营的。国有平台，对于我们的对外收购有很大的好处。过去收购，似乎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大作为，其实企业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市场也没有好坏之分，人的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做我们这一行很简单，就是把成本控制好，中国目前90%的生意都是在朋友圈子里面做成的。
张醒生：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时代，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一定要特别小心。别乱扩张，动荡时期走出去风险太大了。中国企业还是应该向“内”看，挖掘自身市场的潜力，别随便出去；未来企业的经营成本一定会增加，包括人力成本、材料成本、劳工成本，但是其他的环境成本，会增加得更快。
王树生：2008年中国的乘机人次是1.92亿，2009年是2.3亿，2010年2.68亿，2009年中国民航第一次挣钱，全民航系统整个盈利是165亿，2010年是430亿，其中机场盈利100多亿，所有的航空公司加起来是350多亿。民航总局预估，到2020年，中国的全年乘机人次将达到7亿人次。现在全中国的民航飞机不到1700架，而美国是6700架，也就是说，我们2030年才能达到美国现在的13亿人次，所以民航产业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邓伟：做企业必须具备这些要素：要有一个好的行业起步，譬如我们做IT，就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要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要有好的战略；要有好的制度；要有好的团队；要有好的盈利模式。有了这六个要素，再加上执行力，企业的转型发展就没有问题了。
艾欣：三通原来做得比较杂，有工厂、企业、旅游地产等等，现在我们转型成与网络有关的企业。其实就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加上网络技术，带来家庭消费模式的一种创新。我们现在转型做家庭需求的综合解决方案，主动去改变未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整理|本刊记者何春梅）
引领工业制造新优势
突围
主持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产业背景下和政策环境之下如何引领中国工业制造？创造出新的优势？如何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步伐？
王瑞祥：我们国家工业制造要突围，必须确定五大战略：一是主攻高端制造业；二是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作为整个产业发展的动力资源。以技术创新来提升我们整个产业的档次和水平；还要强化基础，基础应该说是目前制约我们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此外要“两化融合”，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特别是利用网络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来提升我们制造业和产品的性能，提高它的可靠性；最后是绿色，节能环保。要节能降耗、减排，符合绿色制造的一个总体要求。
贾康：今年下半年，我觉得企业界更多的要注意针对的行业和企业的战略，有没有什么动态优化的必要。比如在中国现在已经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明确表示出来，进一步细化到四大支撑性、三大引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只要和这七大沾上边，就意味着你可以捷足先登的得到政策支持，这种政策支持你是理直气壮可以跟有关财税部门和政府争取的。如果你没有直接在这七大领域里面捷足先登，比如是做传统产业的，怎么和这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得到的支持形成一种呼应。我个人的观察，一个新兴产业园，这里面符合国家支持的这些企业在里面需要有后勤支持，我是做传统产业的，我就做餐饮。我能不能够通过这种特色，来争取通过招投标提供这个产业园里面的餐饮服务，这也是你的机遇。
投资价值
李宝林：二级市场上简单说起来价格的波动其实就是1+1=2还是1+1大于2的问题。当投资者看到资本市场上，机械制造业都是1+1=2，显然这个想象的空间或者这种故事就无法演绎下去了，势必导致价格维持或者趋降。但从一级市场来看我们机械制造行业还是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的高铁、造船工业其实发展的速度也很快，应该说我们这个机遇还是非常重要的，从规模上也是由小到大。但我们不管是从投资实践来看，还是我们看到和交流的这些工业企业和制造行业来看，技术还不够细致，每个方面的技术还不够尖端，所以让投资者非常容易看到你就是1+1=2。
蔡洪平：中国制造业和加工业平均的PE比美国高将近15%左右，比欧洲高20%左右，这么高的PE拿过来钱购买他们的制造业，把他们的核心团队和技术、研发人员挖过来，再去使用，共同开发。甚至收购的时候还可以利用一些私募基金的钱一起来做，不要光是一面五星红旗。我到越南看看，多挂几面旗收购，但实际上是中国人在里面，中国的海外收购可以多方合作，加上私募基金，收购完了以后技术在中国市场上发展。真正有了竞争力以后，人民币不怕升值，就像今天的德国一样。
优势
韩本毅：中国这些年来装备制造业其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集团做的印尼十个大的电站，基本上全部部署中国的企业，使用中国制造的发电设备。现在我们做的白俄罗斯的燃气天然气电站，在越南建了水泥厂、玻璃厂，都是中国装备出去的。但我们确实和德国、日本这些老牌的先进装备制造国家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主要存在几个方面：高端技术、精细程度，还有品牌的差距。
赵立志：特别是东部沿海这几年，企业的成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作为渤海集团来讲，一方面从管理上如何降低成本，特别是在技术的使用方面；另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总体量成本的承受能力，扩大总量也好，延伸产业链也好，以及向资源密集型发展，这是做好产品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整个企业全过程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分配，是整个能力的提升，这才是成本降低的过程。李雷：作为沙特阿拉伯政府控股70%的世界石化大企业之一，我们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原料优势，但是我们同样也面临其他的辅助工程、人员、设备等方面的压力。我们的经验可以跟国内的同行分享，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都是集约化的，共享服务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做最擅长做的一些工艺生产，其他的交给专业公司。我们的生产基地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跟我们在一个基地里面，这样成本就可以控制得很好。
张伟祥：我还是看好钢铁业，中国的钢铁未来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就我们企业来讲，现在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投入了一些电机产业、风机的齿轮项目，还有一些锂电池和汽车电池项目。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的10年基本上每年有10%-20%的增长，未来可能是个位数的增长。
由华东：信息产业应该是提升高端服务业的产业，我们要实现量化融合，最重要的是用信息手段、信息技术来实现装备制造业的高端化，给我们的设备制作、系统承担的项目，提供一种智慧化，就像眼睛、耳朵和大脑思考的能力。
陈强：中国离不开制造业，但是中国缺少制造业龙头企业，虽然企业数量已经非常多了，像造船有将近6000家厂，韩国总共才60家厂，所以我们的产业集中度不够；第二是人才的浪费，6000家企业当中有绝大部分的工人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还有，资本的支持也很重要，银行贷款对于民营企业造成了瓶颈，民营企业突破下一步就是再走资本化的思路。
高继明：与先进装备制造业国家对比，我们与他们之间差距的趋势是在缩小，这是定性的，如果定量也不太好说，差距最小的是5到10年，最长的可能要到20年左右，差距不等。
王德明：中国的第一块手表诞生在天津。但现在，我们要思考传统产业怎么能够参与现代竞争，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要定位在和现在水平相当的地步，还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自己的品牌战略以及做好自身人才培育。
仇明：中国工业制造最重要的三步走：第一步是传统的制造业和资本市场的结合；接下来是技术自主创新；最终，我们要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竞争。
李占军：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我们还必须加快中国传统工业升级优化，同时政府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冯国华：具体到我们企业转型的关键词是“高价值”、“两化融合”，必须要把信息化和企业的管理结合在一起，同时要用一些新的手段，使得我们的水平得到提升。
（整理|本刊记者王瀛）
调控下的地产业暗流汹涌
刚性需求长期存在
主持人姚长盛：现在，调控究竟到了哪个阶段？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抑或是即将结束？究竟，地产行业下一步发展的支柱会有哪些？
陈淮：现在的调控，仅仅只是热身，正式比赛还没开始。输入型通胀也只是刚上演了序幕。
美国自家的财政入不敷出，又赶上金融危机，这就好比自家的孩子要住院，但又交不起医药费，于是，美国就开始到处借钱。终于，一屁股债还不上了。
那么，谁会给美国买单呢？肯定是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人。恰恰，中国是除美国之外第一大美元资产的持有者。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推动了中国的通胀。很明显，我们面对的是输入型通胀，和猪肉、石油的价格上涨没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贬值了，国际购买力也就下降了。现在，美国不仅不打算还国债的利息，连本金都不打算还了。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输入型通胀到了中场，它只是刚刚上演了序幕。为了应对通胀，真正的调控还没有开始。
田景崎：虽然五矿置业是央企地产公司，现在的发展难度也不大，但仍能感觉到背后追赶的步伐，所以我们还得加快速度。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我们的做法是调整产品。比如，把政策限制较多的住宅地产先放一放，增加一定比例的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项目。
总体来讲，中国人口众多，城市化率还在提高，刚性需求肯定长期存在。所以我判断，内地房地产
市场不会像1997年的香港市场那样“崩盘”，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摆正心态
陈肖然：地产企业未来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模式上的创新。发展像旅游地产、甚至多元化的地产。但前提是，这些创新必须遵循大环境，符合国家的政策走向，这是比任何理论都更实际、更务实的关键。
梁上燕：我相信，地产行业前景光明。关键是，企业要怎样抓住中国地产行业的下一个黄金十年。比如鄂尔多斯，有着几十亿身家的人现在可能有一两千。他们想的是什么？是把资本输出去。面对他们，地产企业的思维就要调整。企业可以跟这些闲置资本进行不同方式的合作，既能帮他们走出去，又能把资本问题解决了，最后他们本身还会成为牢固的消费群体。
王伟东：以前政策是鼓励大家买房子，现在是控制大家买房子，这么看，政策变化还是比较快的。从我们这一相关产业看，2005年到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40%。今年上半年，企业的增长幅度是37%，低于我们的上报计划和内心底线。这说明地产行业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朱仝：我们是一家典型的民营房地产公司。我们怕死掉，所以我们降速，摆正心态，把手里现有的事情做好。政府要求限制商品房的价格，那我们就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反正也不是没有利润。把质量管好，是地产企业现在最应该关注的。
另外，现在我们拿出超过50%的力量来做突破。比如我们在杭州的一个关于教育的项目，我们计划是跟台湾合作建成国学书院，并正在计算这种教育地产到底有多少利润空间。类似这种突破将会是我们今后比较重要的工作。
回归正常市场状态
刘晓丹：其实，即便二级市场跌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上市企业平均发行的市盈率依然在30倍以上。借助资本市场，将是中国地产行业未来资金获得的重要渠道之一。之前一段时间，政策对地产行业的融资有所限制。但是我认为，未来，房地产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将会有松动的可能。涉及到不直接融资的渠道：比如房地产行业之间的重组，现在也正在试探。如果说，这种行为没有引发整个市场口诛笔伐的反弹，下一步有可能针对一些非住宅类的——比如商业地产、旅游地产的相关公司，打开资本市场融资的大门。
鄂俊宇：对行业现状，我给出三个关键词：不确定，很长期，更复杂。
我的原则是：首先在动荡期放慢步骤，然后才是在稳定期谋取改变。我认为，不要有过多侥幸和博弈的心理。地产市场真的到了一个革命的时代，所以才要探讨新的发展模式，比如主题地产等，但重要的是要把控节奏。此外，地产是服务于生活的，面对生活形态的变化，细分市场的新形态也值得企业做一些创新和考量。
张红星：现在的市场不能叫市场，它是扭曲的、受控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其实，大家更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变回正常。目前，不仅是房地产企业受到打击，政府本身的财政平台也受到了打击。这种状态到底能持续多久？地方政府又有能力持续多久？
作为房地产商，我们只希望行业能够回到正常的市场状态，我们不需要特殊的状态。
张钧：大概是2008年7-9月，也就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市场给我们的感受是：有两三个月消费基本都停滞了。当时企业都在保现金流，算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可到2009年2月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报复性的消费反弹。从这个例子来看，我认为：最坏的时候要看好，最好的时候要想坏。
寻找新模式
易基刚：投资开发思路，未尝不是一种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我们国家可能真正走向国际的不在投资领域，而是在消费领域。那么，房地产的投资思路是否可以调整为以商业需求为目的的工业类高端原生产品。拿我们公司来说，我们用了类似房地产的一些基本思路，整合了茅台镇130多家酒厂和茅台方圆15公里大概2000亩左右的土地，聚合了每年8万顿左右高档白酒的产能，至少可创造200亿左右的年收入。用开发房地产的思路凝聚资源，可以让这些土地每年单亩创造大约1200万元的价值。
张民耕：任何对于调控严峻性认识不足，而抱有掉以轻心的幻想都是不现实的。调控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销售量是大跌了。但是直到上一个月，全国平均房价、尤其在监控城市的房价还在悄悄上涨。开发商不差钱吗？其实并不是。开发商有两个想法：第一，市场还可以，只要政策一放开，市场又会大爆炸。第二，开发商也难降价，尤其是老盘——降价会引起高价买房者的不满。
赵柏林：我们从事的算是房地产业的前沿产业——围海造地，我们负责具体施工。我们非常清楚怎么围海造地。大家可能知道唐山的曹妃甸，它已经围了150平方公里，算是全国比较大的。
张尧舜：作为一个设备供应商，我们应该练就更敏锐、更矫捷的身段和嗅觉。比如在商业地产、老年地产，我们很早就介入了。而现在的保障性住房，其中也并不是没有空间可以去深挖。
(整理|本刊记者王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