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再次成为各大媒体的关键词。不少人甚至认为，当前中小企业的经营形势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
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融资困难、劳动力成本上涨、出口需求下降……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众多中小企业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时势逼人，总有一批无法适应生存的中小企业会被淘汰，但毕竟大多数企业的日子还要继续。
坐在一群企业家中间，IMF副总裁朱民开口即言“大势”：“当今世界有三大变化，企业家们要想立于潮头，必须能够把握大势。”
所谓大势，在朱民看来，即新兴市场的企业家未来将是全球增长的领头羊、全球制造业变局和新科技的发展将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
当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局势的影响，当传统的市场竞争法则和经营理念不再继续有效，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大势真的变了。
在獐子岛渔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厚刚看来，虽然大的宏观环境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但在具体产业之间，中国企业依然面临着很多挑战。
一方面，当前中国企业还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高新技术体系，而另一方面，“前一个平衡被破坏了，在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动荡之中。要想中国企业在新的平衡建立过程中贡献更多的力量，就需要产业之间在贸易公平的前提下加强合作，特别是美国，不能有些产业放开，有些高技术产业就不放开。”
随着大势的改变，中小企业下一步如何落棋下子，是转型升级、走出去还是维持现状？是寻求政策支持还是提升内部管理自我救赎？《英才》记者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采访了多位企业家，与读者共享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融资难 老生常谈
在夏季达沃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分论坛上，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天忠的一席话引起政府要员的注意：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投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财政赤字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主权债务问题不解决，整个经济系统都有可能崩溃。但是政治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投资者足够的信心。”这样的表达让当时台上的两位政治家英国前首相布朗、新加坡外长杨荣文颇为动容。
事实上，欧债危机、银行危机等问题，同样可能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从宏观上讲，现在的债务危机不像之前的金融危机，说过了就过了。”马凯集团董事长李震认为，当前美国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导致其对外需求将继续弱化；加上欧元区、日本经济也不是很乐观，美元可以预测的贬值问题等等，都将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出口。
除了国际环境的动荡之外，当前国内整个宏观经济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通货膨胀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比较大，因为我们正需要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这些压力，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同时，诺华中国区总裁易珉还对《英才》记者表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国企、私企和跨国公司都要面临挑战”。
但是，同样的困惑落在中小企业身上，却可能引发“倒闭潮”，因为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从与会的浙商中，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希望有关部门出台更多针对性政策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和成长。
诸多问题中，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由于信贷紧缩，银行贷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由此，旧有的症结可能更难解决。
在本届达沃斯峰会上，多数中小企业主表示，已经感受到银行贷款供应偏紧，而且也将“融资难”定位在困难之最。
北京语言大学原副校长霍明杰对《英才》记者直言，目前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并不具备风投的眼光，对中小企业关注度明显不够，导致2009年之后，中小企业为了生存，便走向“空壳化”，即“以钱生钱”、不以生产社会所需产品为要务，变成了中小型的金融公司，且往往躲藏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搞乱了国家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带来了一定的市场错觉，比如对于“国进民退”等有一定争议性的话题，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就指出，其实中国并不存在“国进民退”，因为对于基础建设的领域，也在向民营企业敞开，可以说，民企在进，而不是退。之所以大家有错觉，很大原因是中小企业贷款难。所以，中国应该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大问题。
在“解读‘十二五’规划”等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谈到，银行系统在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恐怕很难满足众多中小企业的需求，关键还是要推进金融和渠道的创新，并辅之以财政、税收等多种扶植政策，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来自浙江的盘石信心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田宁指出，目前国内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数量还不多，相关的金融产品也不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态称，当前融资难的问题客观存在，解决起来不仅要看贷款总量，还要看结构。对于那些可以解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政策需要有所倾斜。
事实上，中小企业贷款难，也并非是中国的特例，在美国等市场同样遇到，但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已经传出一些关注中小企业信贷的声音。世界经济论坛拉美事务高级顾问William R. Rhodes就指出，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需要全世界银行加大力气，因为这是利润不断增长的市场。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补充称，给中小企业贷款，对银行来说有现实的利益。因为大型项目和大型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多，谈判能力越来越强，贷款时都要求利率下浮。
人才缺失一将难求
除了融资难之外，对中国中小企业来说，人才也成了新难题。
尽管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但是，《英才》记者调查中发现，即便是身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却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才瓶颈，其中，规模更小的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
作为高科技信息产业的代表，老牌软件劲旅东软和新创外包公司symbio在人才上，遇到了不同的挑战。
“最大挑战不在成本和工资，而在创造性。行业中，不缺少有主意的人，但是，能把主意变成钱的人太少，所谓创造性，不是你能创造一个东西，而是能创造价值”，东软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告诉《英才》记者，东软在9、10月将招聘2000人，但是，要寻找创造性的人才并不容易，需要在群体里培养、再发现，不是简单面试就能发现的。
相对的，symbio CEO徐嘉告诉《英才》记者，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人力成本，为此，公司研发团队已经在从北京、上海向成都、济南和无锡等地转移，甚至，研发中心向芬兰、瑞典和美国转移。
“微软、谷歌等企业付给中国最高端工程师的待遇，已经超过美国本土员工了；腾讯、百度等大公司实力雄厚，现正开高价抢人才”，徐嘉指出，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人才素质也变得越来越接近，而待遇水平也愈加向一线公司看齐，这对于创业型公司颇为煎熬。
除了软件业，火爆的物流业也正面临急缺综合管理人才的困境。大田集团董事长王树生告诉《英才》记者，因为中国过去没有物流概念，所以很多人才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通常引进成本都非常高，单人成本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但物流业最多的是3%-4%的利润，那么，一般物流企业以目前的利润很难承担得起，这也是导致中国物流业发展缓慢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中国最需要人才，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会去思考的问题，中国企业缺人才，只能是自己去培养。在人才链上，适应自己企业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属于大型制造业，基本上都是要一点点花时间、台阶式的培养”，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对《英才》记者称。
政策瓶颈变化莫测
今年以来，受政策冲击最大的当属房地产业。
“政策多变，我们的不容易在于，第一，整天做过山车，一会儿下一会儿上；第二，本身竞争很激烈，就是跟做时装一样，今天要红色的，明天要蓝色的。”莱蒙国际集团董事长黄俊康对《英才》记者直言。
事实上，中国房屋商品化的历史不过是从1998年至今的13年，在黄俊康看来，中国企业要在短短十多年里走完国外上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中间有一些问题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房地产政策的变幻莫测，比如银根紧张、限购、限贷、限价等，多数企业家无奈的表示，只能不断适应。
在一条产业链上，还有着圣象地板等企业也与房地产关联度很高。圣象集团执行总裁郭辉指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去年到今年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有人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这样的政策还能走多远？还能持续多久？的确很难预料，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的问题，更多是政府和行政干预的问题。
不过，对于政策瓶颈，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与物流业的规则不统一相比，便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
“现在对物流行业，各部都在管。邮政局也在管、商务部也在管、交通部也在管、铁道部也在管、民航总局也在管。每个部都有不同的管理规则，而且他们的规则都不统一。”王树生显然对此相当困惑。
他指出，对于一个从国外引进的行业概念，物流业包含了货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综合业务，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项部门来统一管理物流行业。税收问题、道路管理问题、邮政快递准入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自为政，导致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物流变得非常困难。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有关政府和政策扶持的话题最敏感，通常都有一肚子苦水。”霍明杰补充道。
除此以外，“从地沟油、毒奶粉事件到达芬奇事件等，整个社会还面临着诚信基础的缺失。”李震分析说，近年来很多外国品牌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导致相关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倒闭，或者中国某一个产业、某一个品牌毫无预料地“自杀性死亡”，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自身营造的社会氛围也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对某些中国品牌的不信任，在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的时代，将对国内一些产业和行业带来毁灭性影响。而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从战略角度进行提前的预防和监督，最好不要做亡羊补牢之举。
或许，危机即转机。中国企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认清了大势、看到了机会之后，直面自己的困难和挑战，并寻找解决之道。
小船如何抗风险
尽管2011年夏季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已落下帷幕，但是，对于“如何有质量的持续增长”，还将不断拷问全球企业。
对于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尽管在两次金融危机中都赢得无数赞誉，甚至被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引擎，但同样面临增长质量的问题，其中，深陷困境的中小企业问题最为突出。
尽管《英才》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数企业家并不认同中小企业已形成所谓“倒闭潮”，但是，无一例外地指出，“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等多种因素叠加，让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G20峰会上有一句名言，如果能找到一把钥匙让全世界增加就业、解决贫困、走出金融危机，那么这把‘金钥匙’就是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
然而，找到“金钥匙”并不容易，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指望现有金融体系，他们不得不通过调整战略和改善经营管理等措施来“自救”。
“中小微企业相比大企业，好处是船小好调头，相对灵活，危机到来之后，中小微企业应及时随着外部环境进行调整”，宜信公司CEO唐宁称。
针对“小船如何抗风险”，中小企业应对策略丰富多样、不拘一格。他们或选择从细分领域和市场中挖掘新商机、或打包出海寻找国际议价的空间、或对原始产业进行转移和升级、或根据产业政策风向标伺机收购与整合。在此，《英才》记者特别梳理并为中小企业支招。
支招一：寻找新兴市场
面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日新月异，不少老牌IT地方国企面临了不同于化工、机械、防治和冶金等传统行业的问题。研发投入周期长、新产品寿命短、知识产权纷争不断，让那些由于历史原因偏重于制造的IT企业举步维艰。
“只能抓住一些重要环节，随时关注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依此调整自己的产业方向”，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旭光对《英才》记者直言。
目前，中环电子的新方向在于新能源。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太阳能产业基地在天津受限，而内蒙古鼓励该产业，中环电子便选择了这种既符合国家政策又符合当地规划的战略迁移，在内蒙古加大对光伏产业的投入。
过去，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听到最多的是“人海战术”，借此，印度和中国已经成长出一批强大的软件外包公司。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如此多的玩家如何才能最后剩下？“银行系统、医疗系统等行业软件外包，我们都不碰”，徐嘉的选择是，只将业务定位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等产品的研发外包上。
徐嘉认为，选择定位在哪个细分市场非常重要，因为即便是参与全球化竞争，遇到印度对手也有自己的差异化优势。
支招二：夯实产业链
针对房地产行业政策的变幻莫测，郭辉对《英才》记者称，在大势好时，每年行业有20%-30%的增长，每个企业都试图抓住细分市场、雄心勃勃，此时，若想整合产业链，难度很大；在大势不好时，平时资金、人才储备不够雄厚的公司会遭遇瓶颈，整合机会变大，而且，谁的产业链更完整，谁的抗风险能力就更强。
由于家具建材行业强调资源性，所以，圣象地板的策略是不断夯实产业链，从原木的生产基地建设到生产、终端销售渠道等一条龙持续打造和改善。
在同样强调资源生态型的海产品市场，吴厚刚对《英才》记者指出，完整的产业链运营模式是多年保持有效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事实上，对于颇为传统的渔业企业而言，要实现规模的跨越，关键在于要“从资源到市场”，来摸索如何“经营产业链”。
同样，在农业领域，产业链经营因其改变了传统农业分散经营的落后方式，可以让企业有效规避经营风险、获取整个链上的利润，因此自19世纪50年代于美国产生以来，便迅速传入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了主流趋势。而这也正是国际发达市场现代渔业发展的经验和趋势。
支招三：打包出海
尽管华为、联想等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树立了榜样，但是，整体而言，企业出海对中国企业一直是个难题，尤其是对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
“寻找新的增长点，唯一的路子就是国际化”，爱国者董事长兼总裁冯军近些年一直在倡导国际化，但是，他选择让爱国者“走出去”的方式，不是孤军作战，而是“组团中国企业家”达成“环球联盟”。冯军召集自己的老朋友——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等民营企业家的优秀代表都加入爱国者学习俱乐部，抱团出海。
加入同盟的企业家也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没有走出去，就是没有海外孵化器，而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要想走出去，就应该团结起来，打包出海，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经验。
冯军向《英才》记者坦言，过去国际化有诸多困扰，比如签证官不签证怎么办、生意断了品牌断了怎么办、中国政府帮不上忙怎么办、不能安全落地建办事处怎么办？
通过将中国优质品牌打包出海，不仅能解决以上问题，还能反客为主，挑选海外渠道，同时，提升销售价格，刺激营收增长，进而反哺品牌力。
马凯集团董事长李震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一种趋势：前年，主要还是外资来中国收购，去年特征不明显，但是，今年发现很多中国企业寻求到国外收购，同时也有不少外国公司愿意拿到中国来兜售，所以，他建议中小企业应该抓住行业洗牌的机会，积极通过收购获得海外技术和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