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如 在体制内外的挣扎
口述|北京时代计世资讯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九如
真正丰满的人生，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遗憾。
我是从湖南的一个偏僻山村里走出来的地道农村孩子。也许是出于乐观向上的天性，又或者是出于知足常乐的心态，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之路还算平坦。不过，现在仔细回味会发现，平坦的职场道路也是由不同的遗憾堆砌出来的。
1984年，从湖南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工作。初到京城，面对着一个庞大的部级单位，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我多少有些手足无措。每天清晨，我都是很早就来到办公室，把地板拖得光亮可鉴，或者勤快地做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对于这样的状态，我颇感乏味。而转机则在此时出现。
当时，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的社长找到我，觉得我是学文出身，应该去从事一些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工作。而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在策划拍摄一些科技纪录片，希望我能发挥特长，写一些科技电影剧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但是，我的文学梦还没有开始，电子情报研究所党委就把我“扣下”了。他们坚持认为，我留在机关，可以更快地了解全局，对我将来的发展，更有意义。
在这个以科技研究为主导的单位里，我的任务——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各种时事政治学习——其实是边缘化的工作。这就导致我对自己发展前景的迷茫，甚至萌生了调回湖南的念头。然而，人生总是充满悬念。突然之间，一个新的机会降临了。当时《计算机世界》周报的主编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报社工作，我欣然答应。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选择是对于我上一个遗憾的一种弥补。
在《计算机世界》一干就是20年，我从记者、编辑、副总编、总编、社长，一直做到公司总裁，虽历尽艰难，也还算升迁顺利。作为IT专业媒体的记者，从1988年开始，我有机会与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如柳传志、段永基、王选，以及杨元庆、郭为、王文京等诸多企业家建立起朋友关系，并有机会与微软的比尔·盖茨、英特尔的安迪·葛鲁夫、IBM的郭仕纳、苹果的乔布斯、Yahoo的杨致远以及国内IT大佬建立了对话交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主持的《计算机世界》经营规模达到4个多亿，利润近1亿，我也因此“红极一时”，接到了很多朋友要我“下海”的邀请。1995年前后，我也确实动过此念头，进入联想，或者加盟用友……但因在《计算机世界》工作顺利，让我没太深入思考便放弃了这些机会。现在想起来，这也是我的遗憾。要知道，我一直有一个自己做成一个企业的梦想。20年来，我推荐到中关村企业或者帮助其创业的朋友，有近20位目前的身价都过亿，都拥有自己的企业发展平台。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我愿意选择回到那个时候，用自己的资源和勤奋去创办一个企业，来实现男人在事业上的梦想。人生的平坦，工作的太过顺利，有时也会留下遗憾。
2004年，我出任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总裁，这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梦想，推动集团改制上市。我对业务进行了整理和规划，然后着手改制上市的调研和策划，“逼”着公司董事会拿出推动改制上市的时间表，开始联络券商进行咨询……然而，也许由于中美合资传媒企业的特质，或者是由于错综复杂的人事斗争，更可能是由于我过于心急，没能正确处理好和董事会的关系，最终集团上市以夭折告终，我也在2008年2月离开计算机世界集团总裁的岗位。这成为了我在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工作期间留下的最大遗憾。如果可以选择重来，我希望当时的自己会多一份耐心、多一份智慧，妥善而谨慎地梳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真正实
现集团的改制上市。那样，现在的《计算机世界》就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被动。坦率说，迄今为止，我对此仍心存不甘，深感遗憾。
从总裁的位子上退下来后，我本可以选择一走了之，下海去做企业，因为当时又有很多朋友找我，而组织上则安排我到研究所主管科研业务，并兼任计世资讯公司董事长，成为司局级干部。
没有多想，我再次留在了体制内。其实，梳理我的生活轨迹，将近30多年的职业选择，可以说是在体制内外挣扎的过程。而遗憾，正是这些不同选择的副产品。
（采访|本刊记者崔玲）
薛蛮子 人生只有今天
口述|天使投资人 薛蛮子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敦煌莫高窟，以及鲜为人知的瓜州县榆林窟——距敦煌170公里。在绵延千里的戈壁里，一处处石窟、壁画群静静矗立，让人为之动容。
其实，敦煌我并不是第一次去。早在十年前，我曾与马未都相伴去敦煌。因为那时年轻，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感悟。现在，随着年龄渐长，对于自己过往的曾经，的确多了一些反思。
今年我已经58岁了。有时候，的确会想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最想回到的岁月有两段。
一段是自己六七岁的孩童时光。我异常怀念那段天真无邪的日子，那段父母都陪在我身边、与我玩耍的日子。另一段则是我在十七八岁的日子。那时的我，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经常会和诗人郭路生他们在一起，吟诗作乐、纵情山水，偶尔也会谈谈漂亮姑娘。
我的父亲母亲，让我的心最痛。他们走得太早，我有太多的话没有跟他们交流，总觉得来日方长，还有明天。殊不知，人生只有今天。
那是1980年，我获得了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当时我真是意气风发，跑到美国。去美国之前，父亲的身体还很棒，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美国半年，父亲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没能陪在他身边，这让我抱憾至今。我的印象里，自己从来没有像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那样，与父亲展开男人之间的对话。后来，母亲随我去了美国，因为不小心摔伤了腿，在修养过程中，由于抵抗力降低，也不幸患病，消失于我的生活之中。亲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父母，成为我人生最大的遗憾，至今仍不能释怀。
我更倾向于将工作上的失误称为教训，而非遗憾。因为教训是可以弥补的，顶多是金钱的损失。而遗憾，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学习、工作，我从未有过遗憾。
这大半生，我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和起伏，包括家庭因为政治原因所受的各种打击，包括自己在投资上的失败等等。最近这段时间，最让我触动的，就是自己患癌症这件事。一般的病人，得知这个结果后，都会有一个抗拒、怀疑、愤怒，最后才接受的过程。而我选择了平静的接受，选择了相信现代科学。
第一次手术后，化验报告显示，在我的身体里取出的31枚淋巴结，全是良性，没有必要放化疗。这次经历，让我在鬼门关走了一圈，也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其生命的长短。别人不会介意薛蛮子是活到了58岁还是88岁。大家更在意的，可能是我做了什么。所以，我现在要把握的，就是更多的去抓住机会，帮助一些自己能帮助的人。
现在，我更想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让我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再留下遗憾。
（采访|本刊记者崔玲）
吴长江 遗憾的不是对赌
口述|雷士照明董事长 吴长江
虽然有时也会因为做错事或者结果不理想而责骂自己，但我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我认为，没有完美人生。只有能够从不完美中总结经验，并把失败的经历当成参考和借鉴的人，才能慢慢接近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当然，很多遗憾的事情并不能因为这种好心态而避免。最近，我就遇到了一件遗憾之事——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不仅是遗憾那么简单。
9月20日，“雷士照明”股票暴跌近二十个点，引起了部分投资者的恐慌。很多股民，包括一些媒体认为：股票暴跌的原因是我在8月31日与汇丰私人银行（瑞士）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订立的一宗看涨股权衍生品交易，并减持了1500万股股票所致。
对此说法，我特别不理解。同一时期，港股市场上并不是只有“雷士照明”一只股票下跌，有几只股票下跌的幅度比雷士更大，而本周恒生指数累计跌幅甚至达到了13%左右，这都说明，这一波的股票下跌原因是大势不好所致。
我理解股民看到财富变少时的失望心情。但我确实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利用虚假宣传欺骗大家，更没有因决策失误影响公司生意。股民如此指责我，我不敢说冤枉，只能说这是一种遗憾。
查看报表可以看出：截至今年6月底，雷士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0.9%，税后利润同比增长50%。我与汇丰签订协议，也是想以“四两拨千金”的方式以小博大，而并非因为公司效益不好。
此前，我一直认为雷士股价被严重低估。如果雷士当初在A股上市，市值至少是现在的三倍。所以我很想趁低增持。但增持要花很多钱，如果增持5000万股，当时就要花近两个亿。
春节后，在我寻找增持机会的时候，高盛、摩根、汇丰等投行等分别找到我，其中汇丰的方案最符合我的想法。
汇丰方案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杠杆效益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大家现在都在讨论我为什么要减持，却没留意我后来的增持。后来，我又花了3000多万港币向汇丰银行购买了5000万股的期权，认购价是3.7元，认购期是未来6-12个月。未来6个月我会分期回购。而转买给汇丰的1500万股是用来给汇丰做兑冲的。
有些人说我跟汇丰对赌是自不量力，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必输无疑。还有人质疑汇丰设计的方案，或说我在对赌方面是“新手”，会因不熟悉规则而吃亏。其实我已经控制好了风险。我与汇丰签署的只是衍生品交易，并不存在赔偿问题，币，而赢就可以赢一个多亿。要知道，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我不至于傻到白白拱手出让自己的孩子。
不过，遗憾的是，虽然我与汇丰之间的协议非常清楚，但律师在起草公告时太草率，一些条款没有解释的特别清楚，让一些投资者有所误解，也让一些想通过沽空雷士而坐收渔利的人有了可乘之机。而这也许是此次雷士股票暴跌的部分原因。
通过这件事，我还感受到一种更大的遗憾：中国的股民基本上看中的是短期利益，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我本以为，持有雷士股票的人是看好雷士的，应该相信我。但其实，更多的人关注的只是什么时候是赚钱的好机会。显然，这种投机心理对中国实业的整体进步没什么好处。
（采访|本刊记者修思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