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轮回，似曾相识。
中国经济在这个“防通胀”与“保增长”的悖论中艰难行走了多年，却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衰竭，内部矛盾集聚，外部环境恶化。
新的一年中国经济会怎样，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以各自的视角会给出不同的判断。虽然从宏观经济学理论上看，经济增长随着物价水平的下降而下降是正常现象，但普通大众，总希望“低物价”和“高增长”两者兼得。2012年，这种纠结会延续，甚至矛盾会更加突出。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想必会有很多人认为是经济“硬着陆”。但“十二五”规划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正是7%，因此仅从数字上来讨论2012的增长下降是不够的，否则就只能永远陷入“防通胀”与“保增长”这个永远难以两全的“死胡同”中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满十年，2001年底，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如何扩大内需缓解国内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与今天的景象何其相似。但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成为了解决国内生产过剩的一条非常有效的渠道，而且还拉动了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如今全球化的红利越来越薄，这从出口增速连续下滑已见一斑。因此，2012年中国经济又回到了如何扩大内需的老问题上。而如何扩大内需，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完善改革、结构转型的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究竟会怎样？2012年优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英才》记者全方位专访到了来自国内不同研究机构、高等学府的知名学者，以期对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冀望中国经济少走歧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
谨防硬着陆
关键词：减速、硬着陆、减税
2011年以来，C P I走势一直是影响中国宏观调控节奏和力度的关键指标之一。物价数据显示，当前的通胀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结构转型推进缓慢、房地产企业在压力下推高民间融资成本等。这些变化需要政策做出适度调整，以防止结构性的、局部性的问题显著影响经济软着陆的进程。
未来政策有多大的放松空间，是否可能从当前的边际改善转变为政策方向的调整，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动荡和内部调整阵痛叠加的影响程度。外部主要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实体经济回落，内部主要取决于一些存在明显变数的领域。
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幅度继续扩大。2011年1-10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1%，较上月回落依然平缓，但是一些重要指标蕴含着未来加速下滑的风险。包括：作为先行指标的新开工面积的大幅下滑，同比增长率从8月的32%、9月的8.9%骤降至10月的2.2%；销售面积和价格的下滑，且2011年首次出现销售额增速小于面积增速，显示全国房价已开始出现下跌；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累计同比增速20.2%，增速缩窄2.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的下滑将影响到开发资金来源，并最终导致投资额的持续下滑。综合来看，未来数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幅度存在显著扩大的可能性。
二是出口难以走出下降通道。去年11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3.8%，连续第四个月同比增幅下降。预计欧洲经济将再度陷入衰退的风险上升，同时美国弱增长格局难以扭转。因此，未来中国出口尚难以走出下降通道，甚至存在明显回落可能。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中国的增长，从过去较多依赖出口的状况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当然，扩大国内消费最终还是取决于收入分配、减税等一些结构性改革措施的推进，以及城市化的推进、服务业的发展等。
因此，我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的主题词是要避免因为投资大幅下滑和出口显著回落带来的短期增长的骤然减速，也就是要防止硬着陆。在政策上，需要防止货币政策大幅放松，以及需要同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相关的减税、以及放松管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未来的政策不能再简单以投资为主，应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取得平衡，以保障民生和推动消费为主线。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
中国经济三大挑战
关键词：转嫁危机、反通胀、利益
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三个主要挑战。
其一是外部环境险恶。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关键，是发达国家在失业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双重困扰下难以自拔。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正在被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席卷；苹果公司虽然销售业绩出色，但这几乎无助于改善美国的就业。20世纪高福利的制度设置也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沉重财政包袱。欧美国家依靠内部力量无法解决大萧条与大失业并存的危机。
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深陷泥淖，他们解决危机的主要办法就是企图把难题转嫁到中国。不论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调门持续提高，还是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力图从中国借更多的钱，本质上都是向中国转嫁危机。
中国却没有应对的经验。毫无疑问，中国真正的风险来自外部——美国国债违约风险，谁是最大受害人？中国。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人。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损害全世界美元资产持有者利益，谁是最大受害人？中国。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国。美欧货币政策已经和正在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极度不稳定，谁是最大受害人？还是中国。因此，中国不得不忍受由此造成的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的通胀。
其二，反通胀难度不断加大。中国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抑制国内农产品价格，但并无系统解决输入型通胀的办法。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第一位的任务是反通胀。2012年，这个任务并未减轻。那些对通胀形势过度乐观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中国为什么会面临通胀？统计局数据告诉我们，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但中国粮价涨，是因为国际粮价涨；国际粮价涨，是因为国际油价涨；国际油价涨，是因为美元贬值以及国际资本借北非、西亚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炒作。我们得清醒地意识到，推动中国输入型通胀的这些外部因素并未看到任何缓解的迹象。
当前，美国放风要金融封锁伊朗，切断伊朗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潜台词无疑是要切断中国石油的重要进口渠道。由此判断，2012年输入型通胀因素还将严峻而不是缓解。
其三，平衡国内多重利益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城和乡的矛盾、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政府和市场的矛盾都明显趋于激化。
很容易举出的例证是，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胀，但我们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减速和失业造成的社会矛盾；升息以抑制物价可能不可避免，但我们得小心翼翼不要对消费伤害太大；收紧货币供给对调结构和稳定比值关系重大，但我们还得注意到对中小企业的保护。
房价问题是这些矛盾综合的外在反映。2012年，我们不仅要研究怎样让更多中低端群体加速改善住房，还要研究怎样帮助那些买了房贷了款、利率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中低收入群体保住他们的房子；不仅要研究怎样规避银行的风险，而且还要努力寻求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合理结构、实现风险均衡配置的途径。
文｜陈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
民间金融要阳光化
关键词：政策松动、金融改革、输入型通货膨胀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还会继续放缓。依靠投资拉动会消耗很多资源，这种方式难以持续；出口方面，从现在的数据看出口顺差已经缩窄了，今年甚至可能出现逆差，对经济的带动就会减小，原因是外部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仍在发酵。但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不大。
不过中国的经济非常特别，如果GDP增速低于7%，就会出现紧缩、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如今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从2010年10月央行开始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2011年上半年央行三次提高利率，期间每月提高一次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高位，这直接造成资金流动性偏紧，导致银行信贷偏紧，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
总体上说，未来的几个月，将还是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我认为，2012年的货币政策至少会有所松动，政策将由稳健偏紧向稳健偏松转变。同时，中国应该推行一些金融改革措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主要靠银行融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并未健全，银行贷款中，主要依靠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实际上发挥作用很小，真正对中小企业、对农村服务的金融机构还远远不够。
对于民间借贷，一直被看作高利贷和非法金融，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2012年中国要发力金融改革，我建议，发展民间金融机构要阳光化、规范化、法制化，对于合法的民间贷款、融资要通过引导的方式解决。
此外，发展民间金融和利率要放开利率，同时继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其中城商行、中小金融机构要找准定位，服务当地，满足各方面的金融需求。另外，要加强债券市场建设，健全信用评估、评级体系，完善管理体制。
另外，2012年的输入型通胀形势将更加不确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国内的通胀形势影响较大，石油作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今年将更加不确定，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动荡，石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现在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5%，2015年将达到60%，如果国际油价出现波动，将直接引起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卡死土地财政
关键词：增长放慢、调结构、城乡失衡、地方财政
现在经济出现下滑，所以有人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主题词就应该是保增长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经济热了就防通胀，稍微凉一点就保增长，那就永远没有调结构转方式的时候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但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前进。现在，我们对经济增长是过于紧张，甚至于有点神经衰弱了。我不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出大的问题。“十二五”规划定的经济增长率是7%，而现在经济增长还在9%左右，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增长的认识很有问题，连一个季度出现较低增长都不敢了。持续刺激、人为地扭转经济周期，像2008年一样，结果是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该低的时候就让它低，否则人为地要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就只有靠政府强行地去干预经济了。为了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又不得不去维持中央赤字、地方借债。
关键是调整心态，一味地保增长，结果把弦崩得太紧，导致各个方面都不能主动。实际上，增长速度适当地放慢一些，对我们好处很多，比如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减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相对疲软，同时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减小。这个时候来调结构、转增长方式就比较容易。
如果未来政策又像现在媒体炒作的保增长，那么调结构又没戏了。调结构怎么调？首先要知道结构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失衡问题，几亿农民工没地方住，这是政府要调的，保障房是相当大的一块，还包括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现在房地产市场降温，回到自住、保障这些基本属性上来，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过去房地产价格疯涨，造成了城市化成本的过高，带来了严重问题。拉动经济的是建筑业，不是房地产，保障房包括以满足自住为主的普通商品房这块可以有大发展的空间，但是原来那种以投资性为目的的市场萎缩是应该的。
地方政府不能再以卖地作为财政收入了。现在地方政府靠卖地过日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三公支出那么多，办公大楼盖得那么漂亮，所以，卖地收入本来就应该卡死，土地财政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地方政府的建设少一点，民间的投资正好补充上来。不存在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了，中国经济日子也就跟着不好过的问题。因为，他们这些年钱拿得太多，上的项目太多，摊子越铺越大，与其将来出大泡沫大问题，不如现在就卡死。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适度回调是有益的
关键词：不确定性、欧元区、自主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经济运行走势。如果国际经济环境出现重大的变化，比如欧元区经济崩盘，就会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压力。如果国际经济环境能够平稳，2012年中国经济将会稳定增长。具体来讲，影响中国2012年经济走势的最主要不确定性来自于欧元区。目前，欧洲的形势非常严峻，很难做出准确的预判。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救助机制，比如设立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基金，以及建立欧元区金融交易税等手段，是解决欧洲问题的重点。如果救助机制能够相对有效的解决欧洲未来若干年主权债务承载压力的问题，欧洲的经济就不至于崩溃。
相较于欧洲雾里看花的复杂状况，美国的能见度就高很多。总体来说，美国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方面是掌握量度的，如果欧元区发生重大经济危机，美国就可能加大量化宽松的量度，如果平安无事，也就没必要了。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外部环境一旦出现重大变故，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经济的主要几个经济体都是联动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一向很大。所以，2012年的重点是提防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同时掌握好政策层面必要的优化调整。
对于房地产投资的下滑，要审慎把握。适当的回调是有必要的，过度就具有了杀伤力。地方债的风险总体而言是可控的，现在已经基本有了管理框架，还是要积极的防范风险，另外要疏堵结合，建立疏导机制，抓紧开展阳光融资。至于土地财政则是要靠系统性的制度改革来矫正其缺陷。总体来说，土地财政的问题是很多配套改革无法启动而形成的问题，所以要亟需推进配套改革。
2012年，在外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变成某种确定性因素之前，要在提防的同时，积极引导鼓励经济自主增长，通过进行预调、微调，更好地让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发展。经济回调并不可怕，适度的回调是有益的。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略高于9%，而2012年会保持在8%以上。“十二五”规划中的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7%即可。所以在增长速度方面，问题不大。当前要尽可能地把速度问题和结构优化、深化改革结合好。
文|本刊记者 徐建凤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政策左右中国股市
关键词：换届年、监管、政策市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大局已定。首先，P M I已经出现了连续下降，并且数值已低于临界值50%；其次，由于2008年4万亿投资过猛，使得货币政策在去年处于偏紧的状态，由此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放缓，进而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第三，由于国际形势将可能进一步动荡，中国出口势必下滑，拖累GDP的增长；而从消费方面看，财政政策虽已向这方面倾斜，但社会保障体系还完全没有到位，如今仍然找不到好的扩大消费的渠道和出路。
基于以上判断，我认为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0年的10.4%、2011年的9.1%（预计），下降到8.5%—8.8%之间。
2012年，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国际金融方面，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将进一步陷入动荡之中。次贷危机之后，国际金融形势开始进入不稳定期，到2011年不稳定的形势加速恶化。首先是美国的债务危机在次贷危机后更加显露；其次，欧债危机又愈演愈烈，从希腊一直波及到欧元区的腹地——欧洲第三、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和西班牙。危机仍在深度蔓延，其波及面更广，动荡更大，短期内难以恢复。
此外，中东形势可能会进一步动荡。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加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结果将会直接导致石油价格的波动，产生石油危机，并进一步加剧国际金融动荡的局势。
2012年也是国际上普遍知名的换届选举之年，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都将面临政府的换届调整，从历史规律看，这种选举换届之年也会产生较多的变动，各国的金融走势、金融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会增加。
至于中国股市的下跌，既不是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是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所牵连，更不是上市公司质量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政策的问题。除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之外，主要是由股市内部监管政策的缺陷造成的。
所以，中国股市的低位徘徊和宏观经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走势，只能把它归结为受政策影响。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如果政策不好，股市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和问题，这是确定无疑的。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人民币国际化正当时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资产证券化
当前的经济周期依旧处于成长期，经济增长还会维持在8.5% -9%之间。但2012年的政策周期已经发生改变——货币紧缩的周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将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期或者微调期，也不排除今年开始进入一个宽松期。当然，现在还是以稳定和微调为主，货币政策真正大的变化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20%的存款准备金率或许是比较适当的。
经济如此增长，资本市场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反应。由于整个货币紧缩周期已经结束，资本市场环境会因此得到改善，市场的成长是可以期待的。
今年，中国将有两项金融改革显得比较迫切：对外是人民币国际化，对内是资产证券化。汇率机制改革的目标是人民币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成为完全可交易的货币。汇改该走的其实已经走完了，剩下的就是放开，让市场决定。由于美元长期信用的降低，今年是一个人民币可以放开的时间窗口。
如果人民币不成为可交易的货币，中国怎么来发展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与资本市场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了才能有内部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人民币汇率不放开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目前的汇率保护了一些落后产业。
资产证券化对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来说非常有必要加快推进的，既包括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也包括发展债券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对金融衍生品过度警惕，实际上，资产证券化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基石，没有资产证券化就没有现代金融。特别是我们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规模这么大，需要证券化，让它流动起来，释放风险，否则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还会越来越大，这很恐怖。
商业银行一直以来占据着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导性位置，但从改革目标来看，是要不断提高资本市场在融资和资产配置中的比重，以及在全社会资产结构中的比重。但我们近些年整个金融运行方向却是与改革有背离的。
最后，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松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发展来支撑。房地产是靠银行信贷资金支撑，其泡沫化的结果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里边去，这对实体经济包括金融改革都是有害的。
还有一个担心是外部市场的动荡，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欧元崩盘。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是美元的走弱，如果没有欧元，便会强化了美元，对人民币国际化不利。美元的长期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它还会通过量化宽松来对冲它的支付风险。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
继续救市后果严重
关键词：增长下滑、内需、体制创新
2011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的主要压力是增长速度的下滑，而且会比预想的压力更大一些。虽然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还没有变，比如中国人致富欲望比较强、城市化、工业化还没完成，还会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因素已经出现了。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的状态已经从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很快。处于这个阶段，一般而言增速都会回落。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种力量也都出现疲软状态。中国80%以上的出口去向是美国和欧盟，而目前美国失业率很高，恢复实业以降低失业率的做法已经很明显。而欧盟基本上实行的是紧缩货币政策，收缩市场需求导致对中国产品需求萎缩。这也是为何中国连续7个月同比净出口均是回落。再看投资，虽然投资数据看起来还可以，但是缺乏新增投资。而消费的总量虽然还在增长，但是房子、汽车和家电三大核心消费已无法继续支撑。
再者，地方政府的资金链断裂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地方政府是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量，主要依靠地方建设项目。地方建设项目的主要来源一是土地财政，二是借贷。但是目前土地财政和借贷压力都很大。
民营经济已经被挤压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目前，国有经济基本垄断了四大资源，即货币资源、实物资源、物流资源和信息资源。四大资源被垄断之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大量被这四方面吸入，导致缺乏投资积极性。
另外，中央政府稳定经济增长的余地也不大。一旦经济下滑，可能也只能容忍。中央政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借贷。这两个政策现在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综上所述，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是大幅度下滑。所以我们要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从目前的抗通胀转向稳增长。而稳增长只能依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必须强调内需，消费和技术创新。
目前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再想放大是不可能的。从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至今，所有的体制红利都已经消耗殆尽，只有通过体制创新才能维系增长。所以，体制改革很重要，而改革的重点就是把当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改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应该适当的退出经济活动。如果2012年为了稳增长而考虑继续救市，后果是很严重的。
文|本刊记者 徐建凤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
过度担忧也是风险
关键词：地方债风险、房地产投资
人们对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些人认为，现在经济下滑、货币太紧，主张要放松；另一些人认为，现在经济依然过高、依然宽松，主张要继续收紧。各种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走中庸之道。
什么叫中庸？认为货币太紧的人觉得经济增长率9%太低，而认为货币政策可以再紧一点的人觉得经济增长率9%太高，掉到7%才比较合适。中庸之道就是，8%—9%，它不一定是中位数。因此，2012年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货币政策，不松也不紧，但感觉上不会像2011年这么紧。
有人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投资下降风险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并对此忧心忡忡，但我认为担忧必须要有证据。
目前，人们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并无多少确凿根据。审计署报告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有10.7万亿。但是政府性债务包括了公司、事业单位、行政部门和机构。中国没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的债务要由财政来清偿。
更重要的是，债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上去了，这些项目有多少是不该建的？如果这些项目不建又会怎么样？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展开，这些项目都必须建，个别几个项目成次品，是有可能的，但总体上没有问题。
比如铁路的问题，不给它资金，没法建下去，而不是铁路该建不该建。停留在一个对债务概念的担忧上并没有落到问题的实处。如果因为担忧债务，资金不下发了，项目建了一半，由此真造成了不良资产。
审计署有些项目是从2002年过来的，七八年都过去了。哪怕是2009年以来的投资贷款，实际上是从2008年11月展开的，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三年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和不良资产比例的双降，而按投资贷款比例来算，这两年到期还款的比例是最高的。因此，有些担忧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警示提醒过头了，它才会造成真正的风险所在。
再说有人担心的房地产投资下降问题。房地产市场的完整概念应该是房产市场和地产市场。房产市场有四块：工业用房市场、办公用房市场、商业用房市场和住宅用房市场。现在，大家讲的实际是住宅市场，这部分投资减少，其它三块市场投资增加行不行？
即使是住宅用房市场，也可分为两部分：商品房住宅市场和非商品房住宅市场。2010年保障房的竣工量是600万套，而现在我们一年就要下1000万套，这是很大的一个增长，在保障房投资上来以后，整个住宅的投资只会更多。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分配矛盾越来越尖锐
关键词：投资、出口、消费需求、分配矛盾
中国经济从2011年开始将连续三年下行，2012年是第二年。我原来预测的2011年、2012年、2013年的增长率分别是9%、8%、7%，但目前看来，也不排除9%、7%、5%的可能。从简单数据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1-10月）、出口增长率（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1-10月）分别为25%、21%、17%，数据还不错，但从更深层次去看会有不同。
首先是投资。投资的特点就是施工的过程中需要购买各种东西，包括劳力、原材料、机器设备，但当它完成之后就变成了产能。因此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不能认为投资需求在高速增长，而应该认为供给在高速增长。
其次出口也有问题。21%的增长率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如果考虑到这两年全球通胀很严重，以及2011年人民币升值加快，前10个月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只有6%，这已低于GDP的增长率。
最后消费也有问题，虽然增长速度还是很可观，但这两年消费涨得快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这两年农产品涨价幅度比较大，农民收入得到了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了通胀，所以政府开始用紧缩货币的办法压制通胀，2011年7月以后消费物价开始走低，但又出现了农产品难卖和价格暴跌的情况，对农民收入形成了压力，所以2012年的消费需求会衰弱一些。
投资、出口、消费需求都只有压抑它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经济增长就会有问题，而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后，分配矛盾越来越尖锐。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宏观政策上放松就能解决的。放松货币是给企业放松，对企业放松是增加供给，而需求不通过结构调整是打不开的。
分配矛盾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体制因素和发展因素。体制因素就是少数人先富，他们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而发展因素则是城市化太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中国居民主体没有购买力。
但目前结构调整的步子始终没有迈开。2011年做的一件事是上调个税起征点，但也只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0.3个百分点，力度太弱，我们在收入分配结构制度调整方面基本没有做什么事。
“十二五”将城市化作为十大战略取向之一，但也并没有将其作为结构调整的核心对待，本来城市化是一个最大的战略举措，目前重视依旧不够。但不去从收入分配制度和城市化上下手，就只能看着经济往下滑。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