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窗外发呆
口述|美国铝业公司亚太区总裁 陈锦亚
我曾经看过一份研究：男人碰到压力会做三件事，大哭、绯闻、自杀。而女人碰到压力也会做三件事，大哭、倾诉、购物。由此可见，如果男人不懂得缓解压力，后果要比女人更严重。
为了缓解压力，我也尝试过很多方法。多年前我在美国做律师，有很多工作上的烦恼。我不光要用别人的语言说话、思考，还要通透了解别国的法律体系。常常我工作了5小时，效率却不抵别人工作2小时，这让我很没有成就感。
但一个大男人，不可能因为工作烦恼而向家人倾诉，所以那时，我常常在深夜11点——刚刚下班，开车去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声叫嚷。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一定方式，就是想通过大喊，化解心中的苦闷，甚至在大喊之后放声大哭。当时，我觉得这种方法很有效，每次乱叫之后，心里会轻松很多。
但到美铝工作之后，大喊失效了。
特别是1997年，我在新加坡为美铝工作。当时美铝正处在转型期，在关闭70多家合资公司的同时，还要另建40多家公司。那时，我从早到晚都有电话会议。有几次，我居然在电话会议中睡着了。一个朋友对我说：“如果你再不想办法释放压力，你会生病的。”我也曾想尝试“吼叫”疗法，但在新加坡很难找到适合的地方。
偶然的一次，我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看着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发呆。可不知怎么，我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境界。我的头脑完全摆脱了我的感官，自行活动了起来。诸多事物仿佛电子文件的归档一样，被自动压缩。大脑不仅腾出了许多空间，不必要的信息也被自动删除了。从思考工作开始，先是千条万绪，之后则皆是清明。无牵无绊，心无所累。虽然我也说不清从大脑中卸下了什么，但是，这片刻的发呆让久违的释然感重回。自此，对着窗外发呆就演变成我最喜爱的放逐方式。
现在，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都会在办公室或者家里的，抽出一个小时，关掉手机，拔下电话线，背靠扶椅坐在窗前，把双脚搭在窗台上，静静望着窗外发呆。开始，我还要泡一杯茶烘托气氛。后来就不需要任何“道具”了。
每每坐在窗前，我的思绪会渐渐游离身体。最初还看着对面楼，想着里面的人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开车或者坐车的人要去哪？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现在，每次发呆我已不在乎窗外的景色，因为我眼前浮现的全是我的思绪。
有时候发呆，我睁着眼睛，却看不到任何画面，即便窗外是华灯初上的京城夜景，我眼前只是一片光亮。发呆的过程中，我基本听不到声音。有一次，同事敲了好久的门，我都没有听到，直到他推门进来。
不过，我现在只喜欢在三个地方发呆。一个是办公室，一个是家里，再有就是故宫角楼下的护城河边。那里平时不允许车辆进入，雨天的人会更少。特别是在肃杀的秋雨落下时，我会头戴雨帽、身穿雨衣，坐在那里听雨声，望着护城河水出神，当回过神来的时候感觉无比清爽。
有人问我这是不是坐禅。我宁可将之称为发呆。坐禅对我这个年纪和经历的人，太过矫情。你可以说我无趣，也可以说我粗鄙，我只知道，这种放逐方式对我来说最简单、最实际、最直接，也最有效。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在觥筹交错下的欢笑，以为那就是他的生活。但有谁会看到他内心的孤独？很多时候，一个人静静的独处才是他想要的乐趣。（采访|本刊记者修思禹）
让身心片刻逃离
口述|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昇宏
我是一个愿意四处走走看看的人。26岁时，我就已经环球旅行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到不同的地方观赏不同景色、了解不同风土人情、观察不同人的生活，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放逐方式。
我曾在拉丁美洲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前，我对那个世界并不熟悉，对那里的人怎样生活，充满好奇。特别是饱经战乱和政变的危地马拉，非常吸引我。透过媒体频繁报道的劫持人质等恶性案件，不难看出，这个国家的历史坎坷而曲折。为了解工作的大环境，我决定挤出半天的时间，到危地马拉一个很小的村庄做一次短期的放逐。
回想起来，那一次的旅程并没有太多意外。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在城市的街道各处，看到了大量持枪的军人在守卫。
小镇位于一个火山口旁。当地民众生活贫困，人力很廉价，大部分人在为生存苦苦挣扎。母亲纯粹是为了养活孩子而劳作到深夜，而年幼的孩童向游客贩卖纪念品，没有欺诈，也仅仅是为了帮忙养家。
这一切让我很感动。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我眼前展现了一幕人性之美的画卷：虽然有火山和战乱的双重灾害威胁，但是危地马拉小镇的居民并没有对生活绝望，而是选择在生存边缘“挣扎”。为了让生活只是更好一点，他们愿意付出全部的努力。那一刻，他们是幸福的。
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去断定别人的幸福与不幸，却忘记每个人对幸福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期望越高幸福感就越弱，期望越低幸福感就越强。
另一次，在巴西的圣保罗，因为赶飞机，司机带我穿越了这个城市的贫民区。短短的20分钟，我却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贫穷、脏乱、甚至是原始，没有下车，我却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真实的社会发展状态。
虽然这些经历不是惊天动地，但只要去体会，放逐的意义就会不同。感受在旅游手册上看不到的，每每成为自我放逐的意义所在。
我将放逐划分为几个层次：起初充电，升级版是追求超越自我，再到后来就是感受反差，最终是追求特殊的人生意义，当然，还有一种则是逃避现实型。除了逃避现实，其他状态我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放逐的重点不是形式，而在于内心是否有所收获。并非只有远离城市，阻断通讯，才叫放逐。哪怕仅仅是用半个小时读几页书，让身心做到片刻“逃离”，也可以算是一次放逐。（采访|本刊记者修思禹）
尘世中修炼
口述|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薛虎
我是一个居士，皈依佛法有十年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从尘世到皈依佛法，让心灵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就是对自己的放逐。
有人是出于对堕入地狱的恐惧而选择佛法，而我不是。因为持有善念，就无所畏惧。无论现世——此岸，或者西方极乐世界——彼岸，回头是岸。持恶念者，哪怕真心涌起一丝善念，就能到达自己的岸。
对于没有皈依佛法的人而言，所谓心灵的放逐，应该是心灵的修炼和内省。身体是唯物的，心灵是唯心的。所有人都希望身心交融，而大部分人却是身心分离的状态。一个人，哪怕住的是广厦华屋，吃的是山珍海味，身体得到了物质欲本不同。我所讲的修炼，是要超脱物质世界，完全基于精神世界的。如今，对物质欲望一时的满足，代替不了下一个阶段的追求。
至于放逐的具体方式，第一种就是避世，即离开物质世界，看破红尘，在青灯古佛下修炼；第二种是入世。我没有完全避世的思想境界，但我心中知道哪是自己的目标。因此，我选择在尘世中修炼。入世，从政、从商，修炼其实不分场合、时间、地点，有善念，帮助人，就是修炼。比如，我时常会随身带着一些书，包括星云大师的《坛经》讲解，净空法师的书等等，送给认识的人。
我没有去过西藏。对我而言，西藏是一个圣地。入藏，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如果只是游山玩水，买一张机票，随时可以去。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在内心深处有“不得不去”的心愿时，才去西藏朝圣。既然这是一件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事情，就更应该虔诚的对待。所以现在，我选择每年去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停留两三天。为什么是普陀而不是峨眉、五台、九华？纯粹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江浙一带，随缘而已。
普陀山的佛寺之内，暮鼓晨钟，去到那里的人，无论心诚有几分，必然受到感染。清晨五点，空气里满是朝露的清香，佛寺里的晨课已经开始。那时，时间仿佛停留于此，只剩下钟声、木鱼声、诵经声。
几年前，跨海大桥还没有修成，人们去普陀山，需要意念上的坚持。普陀山附近的海面，经常升起大雾，甚至数天不散。雾天，车船皆不通，人们无法从陆地过海登岛。远道而来的朝拜者和游客，经历了舟车劳顿，普陀山终于近在眼前却无法登临。是坚持等待，还是隔海遥拜后离开？对于很多人，这个两难的选择只有一个答案。
而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等待，每每，不到半天时间，总能守得云开雾散。心诚则万事俱备。（采访|本刊记者王雨佳）
杯酒人生
口述|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宏
自我放逐是一种在工作之余实现自己理想的冲动。它不单是对心境的一种放松，更是一种生活的平衡。
我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加入到自我放逐的行列。比如，我有一个做投资的朋友，自我放逐时会跑到云南，背着旅行包，每天独自徒步旅行20公里，像长征一样；我的一个同事，则选择去日本滑雪放逐，那段时间谁也联系不到他……
沉浸在红葡萄酒的世界中，是我最喜爱的一种自我放逐方式。
我与红葡萄酒的缘分是从1985年在美国留学时开始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的导师是一个红酒热爱者，经常会买一些红葡萄酒珍藏在家里。几年以后，这些珍藏不但更加好喝，而且会大大增值。其实，喜爱红酒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投资赚钱更在其次。徜徉在博大精深的红酒文化之中，才是这一放逐的意义所在。
即便是没有接触过红酒的人，也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走进深深的地堡，欧式的餐桌上摆放着烤乳猪和六七种红葡萄酒，柔和曼妙的灯光再配上舒缓的音乐，一切都是那么浪漫。
回国后，我投资了一个酒窖式红酒主题餐厅，经常会请一些朋友来品酒、聚会，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喝红酒、吃西餐，三四个小时下来，没有白酒那般的刚烈，而是一点点和风细雨，把人与人的关系逐渐拉近，微醺之际的放松，是一种很愉快地体验。
品酒，是一种文化修养。也许我没有想过在研习红酒文化的时候提升自己，但至少，在红酒文化的海洋中，我的内心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毫无杂尘。
去年10月，我去了美国硅谷北面的红酒区——纳帕谷(NapaValley)，一个和法国波尔多齐名的著名红葡萄酒区，给自己来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放逐。
纳帕谷就像一个高级乡村，好酒店的住宿费每天要500-1000美元，一瓶酒差不多要卖到几百甚至两三千美元。那里有200多家酒庄，美国95%最好的酒都是从纳帕谷出来的。但是，纳帕谷的很多庄园主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商人。他们投资红酒仅仅是出于对红酒的热爱。也只有这个原因，酒庄才能一代代传承下来，把酒酿到最好。
放松的心情，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没有经济压力，让这些六七十岁的庄园主看起来仍非常年轻，红光满面。你若问他们的保养之道，他们一定会开心的告诉你——喝红酒。硅谷很多有名的CEO、投资家，都会在纳帕谷买一个庄园，白天上班时在城市里拼命工作，周末就在红酒庄园安静的环境下，享受生活。（采访|本刊记者裴瑜）
清修的日子
口述|新怡和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刚
我出身贫苦，所以一度对物质生活格外看重。
大概在六七年前，我的事业逐步迈入正轨。于是，我开始给自己更多时间去思考关于个人生存境遇的问题。那时，我曾天真地想，将工作和生活分开，也像其他人一样，在下班之后能自在的享受个人时间。但我发现，这在中国非常不现实。与朋友吃饭，实际上是应酬；与朋友聊天，谈的还是工作，这些都让我非常困惑。于是，我一狠心，决定给自己放十几天长假，关闭一切联系方式，清静清静。小时候，我接触寺庙的机会很多。庙里的钟声、音乐和焚香的气味，总能让我的心灵获得安宁。于是，包括2004年及之后的两年，我先后去了江西九江的能仁寺和南昌附近的云居山清修。
在清修的日子里，我与僧人同吃同住。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上早课、诵经、做礼仪；五点，吃早餐；六点到七点，瞑目。在这一整套礼佛的程序中，我发现，一个人真的可以把自己的内心腾空，只剩下安静地念《心经》。我会时常找方丈聊天，向他倾诉内心的焦灼和不安，方丈则用佛经的教义开导我。这种放逐方式，曾一度让我远离尘世的喧嚣，找到了内心和外界之间的平衡点。
可是，经过几次清修，我对这种放逐方式渐生疑虑。我明白，佛教教义博大精深，的确能净化心灵。可是，一些和尚却把经念歪了。当我与他们熟稔之后，一些僧人开始向我索取财物，并堂而皇之的以“供养”的佛理解释之。我开始心生反感。从此，我对于寺庙清修就“敬而远之”了。
我开始选择旅游作为新的自我放逐方式。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新疆的胡杨林和喀纳斯湖。
胡杨这种植物，我早有耳闻，但当我亲眼目睹时，还是被它震撼了。虽然，胡杨树外面的枝干似乎已经干枯，仅剩零星绿色在枝头抖动，但这棵植物仍顽强地挺立。听人说，胡杨能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我想，如果能在人的意志力中植入这样的信念，恐怕是什么挫折都能经受住了。
喀纳斯湖的红森林，让我在放逐中获得了另一番感悟。时值秋季，喀纳斯湖的原始森林皆被染成了红色。大风一起，落叶纷纷扬扬，簌簌作响。这些树木行将繁华落尽，一种悲凉之情顿时涌来。在古希腊的戏剧理论里，悲剧被认为是艺术价值最高的，因为悲剧最能表现震撼人心的力量。当时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触：正是这种生命衰退的景象，唤起了我内心的沉重，让我对于生活愈加珍惜。
我常想，也许并不是对于僧人的失望导致了自我放逐方式的改变。我的选择，实际上是要实现佛教中所说的“心中有佛人自安”。原来的我功利、躁动，妄图通过寺庙里的环境安抚内心。而当修行达到一个层次，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我都能依靠自己来参悟人生哲理，不再依赖外人的点拨和启发。也许，这算是实现了精神的“自我救赎”吧。（采访|本刊记者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