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各种文明无一例外对商人乃至商业有一种道德上的歧视。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商业都是罪恶”，中国的儒家思想也讲“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也似乎成了大众的一种共识。
可是，19世纪中叶，在日本这极东之地，有一个人在商界打拼多年后，对“商人肯定是奸诈不仁的，也不能不奸诈”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这个人就是广为后世赞誉的涩泽荣一。
1840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于日本琦玉县深谷市一个富农家庭。22岁，涩泽荣一不顾家人反对，到了江户（东京）。那时，正是幕末动乱时期，他结交了尊王攘夷派人士，参加倒幕活动，却阴差阳错被当时幕府心腹重臣平冈圆四郎看重而后成为幕府官员。
作为日本使团成员，涩泽荣一1867年随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弟齐昭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也让他见识了发达国家的近代产业发展与经济制度。
涩泽荣一一生参与的经济事业达500多项，社会事业600多项。但若说给世人留下最宝贵的，无疑是他的精神财富。涩泽荣一很早就试图联系“道德伦理”与“经济”二者，试图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踏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当时日本人对于商业、商人的观念与古代中国和希腊无二——虽不至于低贱，但绝对不高贵。时值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在进行着原始积累，商业道德极为低下，不讲信用，弄虚作假，压榨剥削的做法司空见惯。
而彼时日本政府对于提高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心急如焚，支持鼓励甚至吹嘘这种原始积累方式。看到这一切的涩泽深为痛心，便一边从事工商业活动，一边思考着如何把道德与经商结合。最终，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论语》。
涩泽曾将德川家康训言《神君遗训》对比《论语》，发现其中诸多语句皆来源于后者，如“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远行”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对于家康这种处世之道，涩泽深以为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商业道德的看法，即著名的“士魂商才”，
他认为武士之魂与经商之才皆应以《论语》为根。
他指出：作为孔孟之学的根本，《论语》通彻为人之道，为君子之道。而除了修养自身，经商的才华也应该以《论语》为基础培养，如果“士魂”离开了商才，不务实，不尽力而为，经济上则会导致自灭；如果商才离开了道德，没有“士魂”，就是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那不是大才，而是小聪明，就不是真正的“商才”了。
当然，“士魂商才”并非提倡空讲仁义道德，涩泽清晰地认识到，贪图虚荣不会促使真理得到发展，财富伦理一定是围绕财富展开的。
涩泽认为，商业不进步便不能使国富民富。作为从商之人，不可能不重视利益，但必须符合道德道义。但也有人对此不理解。在辞职下海之初，有朋友规劝涩泽，不要被肮脏的金钱弄得眼花缭乱，应在政界作为大臣为国家尽力。涩泽听后反驳说，挣钱有何卑贱？卑视金钱，国家如何自立自强。“人世间值得尊重、应去做的工作到处都是，并非只有为官才可尊。”
其实，孟子引阳虎所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告诫藤国国君不可加重赋税，并非阻止人们向往钱财之心。其前文甚至还提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子贡利用财富才使儒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让儒家思想流芳百世；恩格斯利用财富资助了马克思，资助了无产阶级的各种活动；现今，原来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也变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虽然众多例子告诉我们原始积累是肮脏罪恶的，但只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财富就会变为有利于社会之物。
巨大的物质财富让涩泽有了更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参加的社会活动数目超过了他参与的工商业活动，利用财富的影响，他把《论语》与算盘结合的财富伦理传遍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