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货币战争》作者 宋鸿兵
央视财经频道《今日观察》评论员 刘戈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何刚
“15年前看《泰坦尼克号》，人们都义无反顾地支持Rose追求真爱。但15年后，电影《泰坦尼克号》3D版上映，微博上开始流行一个段子。许多人逆转了当年的观点：一个高富帅好不容易泡上一个白富美，给她买了颗大钻石，带她乘坐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旅行，结果仅三天，白富美就被一个学画画的屌丝骗走了。
同一部讲述爱的电影，当它再度流行，却承载了完全不一样的情绪：有人调侃Carl从15年前的卑鄙小人变成了纯情的高帅富，有人则嗔怪J a c k从追求爱情的有为青年变成玩一夜情的流氓……
从真爱转变为游戏人生。15年，故事没有改变，变的是社会，是人心。也许在这样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时代，每个人从最初的简单，都有理由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在不断追求物质丰富的道路上，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忽略了内心真正应该崇尚的东西？信仰缺失、尔虞我诈、疑虑重重……整个社会中，是不是羡慕忌妒恨越来越多，而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认可越来越难？
幸福感决定价值观
主持人：你认为现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20年前相比是否发生了变化？
刘戈：从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年轻人的价值观应该是非商业化、非现实的。经过社会洗礼后，大部分人才开始讲究实际，更理性地看待问题。正如某位哲人所说：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左派，那他一定是一个缺乏良知的人；如果到了中年以后他仍是左派，那他一定是个智力不够的人。
但是现在，不要说中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梦想，变的实故而现实。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开始走低。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但这又是工业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
近十几年，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快得惊人，所有人都被推入竞赛场，更可怕的是，赛场上只有一项比赛——百米冲刺。地位与金钱就是比赛的内容。
宋鸿兵：从速度看，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急风骤雨，相当于西方200年，甚至300年工业化的经历。速度太快就会导致社会产生强烈的突变，激发人内心欲望不断膨胀。
其实，人的幸福感决定了价值观，而幸福感来源于所拥有的东西与欲望的比例。欲望越强烈的人，幸福感越少。以前大家对物质的欲望非常低，也没有攀比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幸福感也很强。而现在，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拥有物质的速度，其幸福感肯定会下降。当幸福感下降，一个人看待外界的眼光就会发生变化。
何刚：中国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转型并没有完成。虽然表面上看，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许多东西是相对恒定的。至少现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大方向跟10年、20年前没有本质变化。
主持人：你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信任缺失？
宋鸿兵：信任感丧失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弱化在我看源于四个字:惩恶不利。人性都有善和恶两方面，哪方面占上峰，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管理体系。有人做坏事，并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实际上就树立了坏的榜样。现在的社会，作恶的成本非常低，而做好人的成本非常高。只有严厉惩罚作恶的人，才能激发更多人的向善性，整个社会自然的善性才会释放出来。
刘戈：在跑百米的时候，有人跌倒你会看到吗？这么大的国家，大家都集中精力在忙着挣钱，没有人把更多时间留给别人。只向钱看，道德和诚信对人的约束力自然会降低。况且中国人道德水准从来没高过。“文革”的时候高吗？三反五反的时候高吗？现在骂的人很多，但大部分人却是受益者。
何刚：所谓的人和人之间的冷漠，只不过是中国国民性的传统造成的。
当每个人都有可能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快速获利，那么为了避免自己被别人损人利己，自然就要尽量地跟别人保持距离，也就是所谓的信任度要打折扣。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每个人都靠自己的自我道德约束。而自我道德约束有时候在利益面前会变得苍白无力。这样难免出现有人会忽略情感，利用信任关系获利。
当然这跟中国的人太多也有关系。人多造成了很强的竞争性。当人有生存危机感，自然只能想办法把别人挤出来，所以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人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会比人口密度小的国家，要多得多。
传统心态作祟
主持人：当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生活很累时，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哪个更重要，是坚持理想还是向现实妥协？
何刚：两者如果必须要选一个的时候，生命的尊严当然是更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淫。
但现在社会没有人会饿死，大部人都可以体面地活着。重点是，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基于现实基础，还是幻想？我认为大多数所谓的放弃内心的原则的人，不过是因为贪婪。坚持尊严的代价有，但并没有多惨重。例如，在上市公司里万科不是最有钱的，却是最受尊敬的，因为王石坚持不行贿。虽然最初他也失去了很多机会。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更多尊重，而且这也并没有限制他的事业越做越好。
刘戈：尊严到底是什么？我想尊严感要靠自己的内心来调节。在生活中，肯定是现实更重要。如果忽略现实，盲目坚持理想，大部分人结果会很悲惨。
其实，开放社会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但现在社会对价值判断单一，不可能支持每个人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况且理想状态是没有的，至少在中国是没有的。现实就像在一个幼儿园里，好的班主任会鼓励每个小朋友发扬自己的优点，画画好的，喜欢帮助别人的，都会得到小红花。每个人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如果只看分数，只能是少部分人有尊严，而大部分人没有。
主持人：是不是这个时代羡慕妒忌恨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越来越少？
何刚：这跟时代没关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国人的心态，几千年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自己得的少，就怕自己得的比别人少。千百年来，中国人信奉的就是均贫富。如果认为不均，自己又不肯努力，便会羡慕妒忌恨。
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的。有人嫉妒比尔·盖茨吗？有人嫉妒乔布斯吗？在西方，每个人的个性和财产都得到充分保护，而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始终在追问：“你为什么比我获得更多，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获得多，不是因为你的本事，而是因为别的东西，进而产生了失落感，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越来越少。
宋鸿兵：中国权贵，或者说上流社会的人素质太差，霸道、炫耀、不懂得尊重……由于他们非常糟糕的表现，或者称为非常恶劣的带头作用，引发了整个社会的仇富。
在发达国家有权人和有钱人，表面上和普通人不会有任何差别，至少表面上对别人会非常尊重。那样才能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即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不会有不被尊重的感觉。而中国产生这么多怨恨，就是因为有权或有钱的人对别人的不尊重，刺激了普通人原本就不平衡的心理。
追求名利何错
主持人：当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是否越来越多的人忽略了精神方面的需求？
何刚：当然不是。今天可以选择的精神享受与追求，肯定比十几年前更多元化。以书籍为例，你今天可以看《甄嬛传》，也可以看《尼采传》，但十几年前没有“甄嬛”，只有“尼采”。而且今天，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可以忽略，喜欢的就能搜集到各种相关信息。例如读历史，你不相信教科书，就可以在网上查；看电影，影院没有引进的，就可以买DVD。选择权增加了，这是一种进步。
刘戈：当一个人到了百米冲刺的赛场上，如果想赢得比赛，自然会失去很多。游山玩水的时间少了，聊天的时间也少了，更别说把时间用在享受精神生活上了。也许，赢了比赛之后会想到满足精神需求，比如交知心朋友，培养爱好，但这时可能已经没有享受非物质乐趣的能力了。
宋鸿兵：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年龄阶段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幸福度。但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自己感觉越来越好。所以对精神追求的忽略与重视，取决于一个时代大部分人对幸福感的追求。
主持人：你认为现代人对名利的追求是否过于狂热？
刘戈：大部分人追名逐利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安全感。当社会成为一个竞赛场，可能每个人都有迅速致富的机会，但可能只有前三名有奖拿，退出比赛不单会失落，还可能没饭吃。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肯定都会全速奔跑，落在后面的人都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商品经济让人的追求演变为更深层次的攀比，狂热于名利是必然的。
宋鸿兵：中国是高度专治化社会，2000年以来就只有一个价值取向——权贵。谁官大，谁有钱，谁就在社会中感觉最好。特别是现在，中国用这么短的时间跨越西方几百年的历程，对名利不狂热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清心寡欲无所求，旁边的人立刻会超越你。而大部分人对比的标杆就是身边的人。所以，不加速行吗？
何刚：我觉得中国对名利的追求并不狂热。而且市场经济就是要鼓励大家去追名逐利。其中的区别取决于追名逐利的手段是卑鄙的，还是高尚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正常的、合法的追求名和利没有任何错，也不应该受到指责。
主持人：你认为，未来中国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标准？
何刚：我认为，在未来的中国，主流人群将会回归到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其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
另外，不要指望绝大多数人的整齐划一。中国社会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价值系统，尤其是在经历了这样的长期的管制之后。以后的主流，只能是相对的主流。
刘戈：中国还没有完全成为现代化国家，走得太快是会出现问题的，这个纠结的过程谁都不舒服，但必须要经历。如果速度变慢就真得过不去了。
宋鸿兵：所谓贪欲的时代，西方也曾有过。当时代经历了财富爆发，慢慢就会回归到正常轨道。回归之后，大家就知道了礼仪廉耻以及道德等元素才是正确的价值观，才是构成社会的核心要素，大家心态也不会这么浮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