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方并未公开承认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和“硬着陆”，但市场趋于悲观的预期愈见浓烈。有外媒分析称，横向比较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周期区间，美国正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欧盟处于下滑阶段，而中国正从平地转入下滑。
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同比下降2.7%。8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 M I )终值降至47.6，为2009年3月以来最低水准，且为连续第10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方。企业利润日渐趋窄，而同时结构性减税的效果却并不明显，中小企业仍旧面临巨额的财务成本。
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日渐远去已成多数人的共识，但到底应该如何恢复经济增长，目前仍然存在疑问。
货币政策两难
由于对经济下滑原因认定出现分歧，所以，业界对应该采取怎样的反危机政策，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论。有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已日渐失效，再采取放松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就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和对企业盈利的帮助相当有限。
另有分析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制度红利的回归，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杨涛就将此次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长期因素，这也是为何近段时间放松货币效果并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杨涛对《英才》记者坦言，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逐渐放缓的倾向，归根结底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层面都有一定问题。需求方面，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而消费出现萎靡。总供给方面，产量在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也在下滑。
不过，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此持相反观点。他认为，经济下滑70%要归结为周期性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六个季度的紧缩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郑超愚亦对《英才》记者指出，此前货币政策确实过于紧缩。“2008—2009年，M1、M2同比增长达到20%以上，而今年7月M1同比增长才4.6%，现在的货币政策是偏紧的。”
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对放松货币政策提出了警告。他对《英才》记者表示，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已经缩窄了，如果继续增加货币投放，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国M2/ G D P的比重已经超过190%，而美国只有51%，中国货币总量已经高达90万亿。今年M2的预期增速为14%，新增加12万亿人民币，大体能满足今年7%的经济增长需求。如果想将经济增速拉回之前的速度，M2的增长速度应该提高到16%—17%，但是这样算下来，今年底M2总量将高达100万亿元，这样的后果不可想象，通胀风险相当严重。
魏杰进一步指出，有评论希望央行增加信贷规模，但7月的数据无疑是当头一棒。7月新增信贷规模只有5000多亿元，环比6月回落，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没有贷款需求，因此货币投放受到约束。
“但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的担忧，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货币流动性。在坚持M2增长14%的基础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提高货币使用效率，而总体的货币量没有增加。”魏杰说。
但郑超愚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表示，不能以过往的经济理论来分析新的经济形势，美国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日渐走出危机的。“货币供给创造货币需求，货币政策没有效果是因为没有突破门槛。危机时期，货币流通速度慢，货币创造的乘数下降，因此需要更多的发行量突破界限。”
对于舆论担心的通胀风险以及资本可能流入房地产等行业的问题，郑超愚表示，可以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已达到结构性的管理，防止资金流入房地产。而原来担心的通胀问题已经消除，CPI已经跌破2%。
减税无效？
货币政策的放松与否陷入分歧，用财政政策替代货币政策日益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不过其效果如何仍存争议。
财政政策方面，首要问题是给企业减税，特别是结构性减税。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结构性减税实行的状况却并不如人意，一些企业税负不降反增。
对于结构性减税，魏杰表示赞同：“减税规模应达到3000亿—8000亿元，我认为最少要减税8000亿元。减税对GDP的贡献是1:6，减税8000亿元，G D P会增加4.8万亿。”
但在郑超愚看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在预算不平衡的状况下，希望地方政府减税，难度可想而知。“我同意减税，但减税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在反周期的时候，减税效果并不明显。危急时刻，减税一两个百分点的税算什么？反危机政策还是要看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一定不能掉。”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早已成为坊间热议焦点，但确切的负债规模并不明晰。据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央政府负债4万亿—5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达10万亿—11万亿元，总负债14万亿—16万亿。
不过学界并不认同此数据。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借债总规模为28万亿，相当于2011年GDP的70%。
“债务危机的红线是借债规模占GDP达到60%，超过100%就会爆发债务危机。而中国已经超过60%的红线，因此继续融资以扩大投资是不可持续的。”魏杰说。
除减税这一大项外，财政支出政策的差别性也引起广泛讨论。杨涛表示，未来财政支出应倾向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需求角度而言，要更加倾向于保障性支出和货币金融，创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外部条件，包括居民消费信贷、支持消费的金融创新等。从供给角度讲，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促进创业引导基金的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全世界都不一样。中国政府是国有土地的所有者，同时拥有国有企业的股权，金融企业的金融资本，这些支撑了中国的资产负债。
对此，杨涛表示，中国政府资产瘦身有其必要性。一旦遇到现金收支的问题，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卖资产来解决，但是这只能短期内支撑。如果长期出现问题，比如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资产变现的能力不畅，资产的流动性也很低，政府部门拥有的资产就难以变现，因此中长期来看，政府必须适度紧缩资产负债规模。此外，在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问题上，由于政府当前掌握的经济资源不断上升，一方面导致对非公共部门的效率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政府收入越多，政府支出扩张的冲动就越大，这个过程将导致政府感觉总是缺钱，就需要更多的收入支撑，对民间的挤出效应就会更强烈。
“对民生的支出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会增加10个百分点。”魏杰说，“应该继续加大对民生和中小企业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