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的iPhone5面世了。追捧之余，国人不免缅怀一番乔布斯，再感慨美国的创新精神。的确，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IBM、微软、谷歌、苹果……这些公司靠创新先后征服了世界，而中国公司的创新豪情要到何时才能如此猛烈？
提起创新，就不能不提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事业上，熊彼特是萨缪尔森、托宾的老师，并积极提携里昂惕夫，这三位年轻人后来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人生中，他有三个异于常人的“野心”：成为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和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企业家精神
1883年，熊彼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特里施小镇，与他一生的对手凯恩斯同一年降生。熊彼特是家族独子，他的曾祖父创办了镇上首家纺织厂，家族历代都是企业家。可惜父亲英年早逝，那一年熊彼特才4岁。后来母亲改嫁奥匈帝国原陆军副元帅，使得熊彼特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学期间，他涉猎广泛，学会6门语言，并开始关注奥匈帝国受制于传统与政府的软弱的现代化。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几乎阅读了所有经济学原典，仅23岁便博士毕业。之后，28岁的熊彼特成了奥匈帝国最年轻的教授，并完成了奠定其历史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创新与经济周期学说。
定义企业家是熊彼特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成果：“只有当他实施新的组合时，他才是企业家。一旦他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安定下来，他就失去了这一特征。所以很少有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总是一个企业家。”熊彼特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讴歌企业家精神：“他有一种梦想和意志，去打开一片天地；他有一种征服的欲望，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用更通俗的语言进一步解释了熊彼特的思想：“企业家实际是组织家，他把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管理人员等结合在一起，给他们确定战略方向。”
与“企业家定义”一起提出的还有创新对周期性繁荣与萧条的基础作用。当时，熊彼特至少注意到三种周期：周期达到60年的长波，比如三次产业革命；10年左右的中波，即厂房设备更新周期；3年多的短波，即存货周期。而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通常是多个波叠加的结果。“根据熊彼特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2008年的这次经济危机是一次世界范围的长周期调整。2000年，以因特网为主导产业的长周期进入景气下降阶段，大量资金撤出，网络泡沫随之破灭。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过剩的流动性涌向房地产部门，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目前，整个世界正在等待最有作为的企业家发动一次新的产业革命来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熊彼特的这一经典理论。
1932年，熊彼特决定永远离开波恩，到哈佛任教，并最终在1939年出版了解释当时“大萧条”的《经济周期》。但结果却让熊彼特失望：连自己的得意弟子萨缪尔森都去追随凯恩斯了。熊彼特坚决反对凯恩斯，坚信创新才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源，凯恩斯抛弃了这一本质，过分关注短期，把政策和理论捆绑在一起。
为什么熊彼特始终活在凯恩斯的阴影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评价说：“斯密、熊彼特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一切，但后来发生了大萧条。凯恩斯提出政府要干预经济，后来经济似乎确实得到恢复。况且政府一定会喜欢凯恩斯，因为凯恩斯的理论能让他们发挥作用。谁也不想闲着，谁也不想退休。”陈平也系统地总结出几点原因：“企业家精神赞扬的是资本主义好的一面，但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资本主义坏的一面。熊彼特认为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现象，但没提出具体办法应对。而凯恩斯是个极好的政治家，亦学亦官，社会影响力比熊彼特大得多。”
1950年，熊彼特去世。此后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史，简直就是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注脚：核能、航天、新材料、计算机……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而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活跃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因为无法解决经济滞涨，开始让位给自由市场派，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再次卷土重来。
创新在中国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模仿、创新、品牌经营三个阶段。中国现在基本处于模仿阶段。一个产业的进步也分研发、制造、品牌经营三个阶段，我们基本处在制造阶段。中国的单位GDP肯定比美国重。他们看中知识产权、高级制造业，而我们基本是低层次制造业、基础建设。”在李义平看来，中国经济尚未进入创新阶段。
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则用“当前阶段的特殊性”解释了创新缺失的原因：“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要求企业家去创新，他们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他正处在调整转型最艰难的时候，正被各种局限所困扰，这时候企业家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创新。”
华民对当前企业的创新活力持正面评价：“2008年经济泡沫破灭后，企业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通过创新走出危机。近期，只是舆论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导致对企业家创新的忽略。其实，到全世界走一走就可以深刻感受到，企业家创新的热潮正迅速形成。”
“新企业通常不是从旧企业产生，而是在他们旁边开始生产。”熊彼特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创新可能受到老企业的压制。
但在左小蕾看来，来自老企业的压制尚属于小问题，她担心政策溺爱会使企业长不大。“中国企业发展30多年其实一直是靠政策，离开了政策就没法活。我们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萎缩、退化，再这样下去灵魂基因都要改变了。”
李义平则梳理了在中国创新的多个瓶颈：“我们对市场经济有点儿叶公好龙，真正能促进创新的只有市场经济体制”。
在华民看来，不存在不爱创新的企业家，“假如不爱创新，他一定不是企业家。是否愿意创新与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相关，比如是否激励创新。如果创新不能带来收益，那还不如逆向选择可以避险的经济活动和职业。”
对企业家如何通过创新尽快走出危机，熊彼特没能开出具体药方。对此陈平强调，药方其实不重要，关键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创新。
华民则十分看重文化革新的前提作用。“西方走上创新这条道路也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花了几百年反省传统文化，并通过艰难的、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思想启蒙和宗教改革运动，才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中国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是类似的，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创新是艰难的、并且往往是不受欢迎的。”他强调，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是道，放松管制仅仅是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