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

　　被冷落了300年，法国画家拉图尔才被人注意到曾经的存在。拉图尔活着时红极一时，国王、达官贵族争相追捧他，后来他的光辉是怎样消逝在浩瀚的历史当中，已经无从查找，只知道他和他的家人都死于一场鼠疫。

　　浓重的夜的味道，把温暖、无助和敬畏混合在一起就是拉图尔。

　　一个最悲惨的时刻，约伯失去了财富、健康和家庭，除了痛苦一无所有。画中约伯凄凉窘迫地坐着，身体干枯，赤裸的双脚在一堆碎瓦砾上磨来磨去，他最爱的人无比嘲弄的看着他，眼光足以杀了他。这一切的不幸，源于撒旦的偏见，故事取自《圣经》。

　　约伯原本正直富有，从不做不义事，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上帝对拜见自己的撒旦说：“约伯是一个忠贞不渝的信徒。”可撒旦不屑一顾：“他道德上完美无缺，是因为拥有富足的生活，如果失去这一切，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了。”上帝觉得有道理，同意让撒旦考验约伯。于是接二连三的灾难使约伯痛苦到了极点，就在他对信仰开始怀疑时，上帝点拨他从壮阔的山水中去体悟自己的渺小。最终约伯战胜苦难，得到加倍的补偿。

　　与拉图尔的时代相差400年，读进去这400年不容易，读出来也不容易。但他世俗化的观念现在也很受用：尝试接受比自己伟大的事物，同时也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年初有朋友推荐书——《文学回忆录》，讲述者木心，因注释陈丹青五年听课笔录，特意买来，细细读，油然起敬，奇怪文学史怎么可以漏掉木心这样一个人？后记里陈丹青惊异木心“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

　　木心把文学史讲得充满个人偏见，但正因为如此偏见，才见识到不一样的文学。比如谈主义，他可以很俏皮“凡主义，都是强扭的瓜，不甜，烂得也快。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就像媒体人无论怎么标榜客观公正，某种意义上，各家媒体都是在兜售各自的偏见，只能做到相对客观公正。

　　10年前，国民党元老陈诚之子、原台湾地区的政治领导人陈履安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个人书籍《心与生命》，扉页提语穿人心“千年暗室，一灯即明”。里面一些小故事非常有趣。有学者做一研究，把一些在著名科学期刊上已经发表的文章摘录出来，将作者改成陌生的名字，出版的地方改在土耳其之类的，结果80%的文章被退回，退稿理由诸多。说明科学家一样有偏见，看见一个不太可能产生这种论文的地方，就拒绝了。

　　对于人类的自大，陈履安认为有必要重新认知适者生存：生存力最强的生物是细菌，分布最广的生物是蟑螂，都不是人类最适合。这个世界不只属于人类，各种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凭什么不顾一切的开发、破坏？

　　生存的偏见，可能导致灭顶之灾；而偏见的生存，却可能撑起一片天。近距离接触首富宗庆后，会发现偏见几乎是他性格的一部分。42岁开始创业的宗庆后，工作是全部乐趣，他很理解王永庆为何干到死那一刻“要是什么都不干，可能就得老年痴呆症了”。他从不信西方的管理理论，不作战略“五年以后的事情谁搞得清啊？我当年上山下乡时，怎么会想的到今天？”他不信空降兵，不设副职，“文革”的经历告诉他“掌权的人一多就会有派系斗争”。

　　宗庆后与木心，都属投入到忘我的一类。以禅的角度，没有自己是洞见。禅语，寒冷的冬夜，一休禅师烧了木佛像烤火，这行为吓坏了住持，而一休自若地拿着棒拨灰烬，住持问“现在你又在干什么？”一休答：“我在找佛骨和舍利”。悟道之人已没有分别心。

　　从这个境界看，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偏见与否时，已经心怀偏见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