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接到英菲尼迪中国公司的电话，对方新调整后的领导班子希望能与我做一次交流。此前几天，英菲尼迪宣布，前华晨宝马营销副总裁戴雷接替吕征宇，担任英菲尼迪中国公司总经理，后者将转任英菲尼迪亚洲和大洋洲区域总经理。
接到电话的一刻，我知道，一场涉及两个跨国汽车公司中国管理层的人事“动荡”终于尘埃落定。众所周知，戴雷是这次人事变换的核心人物。
今年初，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史登科、宝马中国销售公司副总裁陆逸相继离任，彼时，戴雷将离开宝马的消息同时传出。
戴雷2005年就来到中国，但在跨国公司在华高管中，并不算资历最深厚者，也不常制造话题引人瞩目。他之所以在中国汽车圈子里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圈内为数不多的“中国通”。
70后德国小伙戴雷，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在南京大学学习中文期间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一位来自南通的中国姑娘。相比自己的前上司史登科，戴雷的中文更加流利。据说，他甚至听得懂南通方言。
当然，“中国通”还不是戴雷最引人注目的标签。过去，史登科、戴雷、陆逸被称为宝马中国“本土化三驾马车”，这才是戴雷过去8年在中国汽车圈留下的最深印记。
在史登科强力推行本土化战略的几年中，戴雷被委以重任。他不仅负责国产宝马的销售，还就宝马的品牌定位和规划问题，直接向史登科汇报。
作为本土化战略在销售领域的体现，戴雷大力拓展渠道，除了一、二线城市，甚至开始对四、五线城市进行拉网式布点。8年时间，宝马的经销商数量从60家扩展到近400家，其销量也从两万辆攀升至2012年的32万辆。在任期间，戴雷面对媒体时多次表示，“本土化战略是宝马发展的重要支点”。
“三驾马车”驶离宝马之后，有评论称，史登科和戴雷在推行本土战略的过程中，与德国总部之间积攒了不少矛盾，这也是他们离开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在国内业界，大家还是对史、戴二人的辉煌业绩由衷钦佩，对他们作为外籍高管能融入中国、推进本土化表示赞赏。正因为如此，直到新任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安格明确表态，宝马的本土化战略不会改变，外界对宝马的种种担忧和质疑才偃旗息鼓。
59岁的史登科提前退休，但70后的戴雷正是年富力强之际。会讲汉语，对豪华品牌融合国际化与中国化有切身体会和成功经验，有决断、有魄力，英菲尼迪被戴雷所吸引，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更加之，戴雷本有机会回到宝马德国总部，但他自己对中国“有感觉”，不愿离开。
在我看，戴雷与英菲尼迪的组合非常投缘：英菲尼迪刚刚把全球总部搬到香港，并表示要努力成为德国豪华车三强之后的“第四大”品牌，这种发展阶段和目标愿景，与戴雷初到中国之际的宝马何其相似。
会面中，戴雷对我说，自己刚刚到任，还处在摸底阶段，但已经感觉到，如果走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子，英菲尼迪在中国的未来值得看好。我想，这一定不是信口一说。
（作者系寰球汽车传媒总出版人，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