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等方面的贡献。
森虽长期居住于英美，但他仍保留印度国籍，以便参与国内事务。因此，森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
森与泰戈尔是同乡。森的朋友、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向《英才》记者介绍，森的外祖父是泰戈尔的秘书，在小镇上的国际大学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与印度教哲学，而国际大学正是泰戈尔创建的。
阿玛蒂亚这个名字便是由泰戈尔起的，意为“永生”，泰戈尔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
森的中小学完成于国际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先进，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鼓励在考试成绩上争强好胜。课程设置体现了泰戈尔对东西方各国文化兼收并蓄的追求。
“在他9岁多时即1943年，他的家乡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荒。官方估计死亡100多万，后来他估计饿死达300万。这对森的道路选择有重要影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告诉《英才》记者。
1951年，森来到加尔各答大学。他爱好广泛，曾学习梵语、数学、物理，最后被经济学吸引。课堂之外，森与同学们经常进行政治讨论，大家谈的最多的是马克思。森回忆说，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学术问题，在加尔各答时就开始思考了。
两年后，森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多布、斯拉法做过他的老师，剑桥旗手罗宾逊夫人是他的博导。
森曾先后在德里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担任经济学与哲学教授，直至1998年被英国女王任命为三一学院院长。他还曾担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奖授奖公告中指出：“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森运用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工具，重新使用道德尺度来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
由于对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注，森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
贫困指数
也许是因为童年的痛苦记忆，森长期致力于饥荒的实证研究。
森发现，没有一次大的饥荒真的是因为粮食短缺造成的。以1943年孟加拉邦大饥荒为例，随着战争迫近，孟加拉地区的粮价开始上涨，但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孟加拉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1941年高11%。
“饥荒是人们获取食物的权利不平等造成的。降薪、失业等，致使底层群体连果腹这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向《英才》记者解释了森的结论。
森认为，即使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得当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灾荒。
实际上，英殖民统治结束后，舆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使得印度再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每年，森都要回一次孟加拉邦，除参加由泰戈尔发起的一个节日外，还到印度农村实地考察农民的生活。
传统的贫困测量指数太过简单，一般用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百分比衡量一国的贫困程度。森认为这种方法忽略了很多问题，比如，我们无法知道贫困者的收入离贫困线的距离。更要紧的是，由穷人到富人的收入转移，可能不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从而不改变一国的贫困指数。直白地讲，我们失去了对底层疾苦的足够敏感。
于是，森设计了一个多维度的、足够敏感的贫困指数，将贫困发生率、收入分布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这个贫困指数还只是对贫困现象的更准确测度，他的福利指数则是对人的福利本质的更准确把握。
以往衡量一国福利的指数，只有人均国民收入一项。但森指出，福利的本质不是收入，而是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人的生活可以被看作多方面的生活质量的集合，收入和一定的营养、寿命、交通、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参与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核心是达到某生活水平的机会和能力。“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总之，人的可行能力与健康、教育等诸多指标相关，用以衡量各国发展水平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正反映了这种精神。
社会选择
社会选择就是将个人意见集合成集体意见的过程。
1972年诺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用严谨的数学语言证明，在满足四个公理的条件下，社会选择不可能产生理性的社会排序。也就是说，民主决策无法产生理想的结果，而独裁本身又是非理想的。
“阿罗悖论无论对福利经济学，还是民主制度都是非常消极的。不少学者试图解决阿罗悖论，但进展不大，直到森才取得了突破。”党国英说。
森重新审视了定理中的几个公理性条件、前提假设和思维方式，提出了走出不可能定理的可能途径。比如阿罗假设人际间的效用（满足感）无法比较，森却认为是可以比较的。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这种个人间效用不可比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比如，当要求一个富人帮助正在挨饿的穷人时，他会说，我的钱也不够用。
“森对个人间效用比较的重视，实际是对社会公正的重视。在相对主义氛围中，我们失去了社会评判的能力。这正是森要纠正的。”姚洋点出了森研究社会选择的意义——民主是可能的，市场之外进行福利的再分配是可能的。
发展即扩展自由
1999年，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系统总结他的发展理念。首先他批评了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GD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
“当然，GDP或个人收入的增长是人们有更多自由的重要手段,但自由还是严重依赖于其他经济、社会、政治的安排等。”
王邦维对森给印度的高官做讲演的情形印象深刻：他反复说，一味追求GDP是愚蠢的，最大问题是对最多数的穷人，特别是女性的最基本需求的忽视。发展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教育、医疗、交通、食品安全等等真正解决了多少。
比如，森研究发现，美国黑人就收入而言，比中国或印度克拉拉邦人要多好几倍，但是美国黑人明显比后两者的生存率更低、活得更短。高收入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生活。
以性别歧视为例，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因为在出生、食物、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女性都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全世界高达1亿女性的生存权被残酷剥夺了。
“有观点把发展看成一个残酷的过程，充满了血泪。有人甚至提倡严厉的体制有助于经济增长，认为穷人不关心公民权利。事实上，更全面的国际比较，从来没有证明这一所谓‘李光耀命题’”。
发展可以是一个友善的过程。以自由为目的、通过扩展自由达到的进一步发展，胜过强制。森举出克拉拉邦的经验，它的生育率在1979年是3，在1991年是1.8。它没有实行任何强制措施，没有发生选择性堕胎和遗弃、杀害女婴，主要靠宣传，倡导自愿控制，提高女性识字率、就业率，承认女性的财产权。
姚洋认为，森的“发展即扩展人的自由”之说，与马克思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关注老百姓实现个人自由的能力，教育、医疗等等。它不要求事事平等，而要求国家为每个人提供向上攀爬的条件。
那烂陀大学
“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多次与森见面的王邦维，对森深表佩服。
“我们没有培养出这种人才。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技术型的，但他更关心最广大人们的实际发展。老实说，只有印度会不断诞生这种悲天悯人、大智大慧的伟人，就像佛陀、泰戈尔、甘地等一样，森是印度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产物。”
2007年，森与王邦维等10多人组成了重建那烂陀大学（玄奘曾在此学习10多年）顾问团。大学建成后，顾问团变为理事会，成员还有新加坡时任外长杨荣文、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等。
“带头人就是森，他今年80岁了，从美国或欧洲飞过来，每次都从头到尾具体主持会议。”
森坚持那烂陀必须是一所世俗的大学，各类学科、各种文化、包括各种宗教都融合在一起。
“甘地也是这样，他是印度教徒，但他反对印巴分治，反对印度教与回教徒的冲突，他主张宽容与和解。但是上亿人都有心魔，甘地也无力阻止，他被暗杀就是因为一个印度教徒认为他太软弱了。森的一生，都在守护着平等、宽容和卑微的生命。”王维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