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议美国向中国学习，即实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采取我经常说的中国式刺激政策， 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这不仅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长期来看也能促进增长并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在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这些政策刺激了投资，并给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美国现在该做的事情。”
政府干预很必要
斯蒂格利茨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朱镕基在经济学方面的造诣令他钦佩，且不论朱在中国国内其他领域的贡献，仅凭1998 年他用‘朱氏方式’帮助中国成功渡过亚洲金融危机，震撼西方学界，就可获得一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杯。”
对于朱镕基的褒扬，源自于斯蒂格利茨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这一领域的关注。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角度看，除了凯恩斯和熊彼待之外，斯蒂格利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容忽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这里诞生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萨缪尔森，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
萨缪尔森曾表示，“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言下之意甚至认为斯蒂格利茨比自己还要伟大。本科毕业后， 斯蒂格利茨仅用三年就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之后又供职于剑桥大学。1969年，26 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1979 年，36 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 岁以下经济学家。
上世纪70 年代，斯蒂格利茨通过保险这一课题的研究一举成名，也为其后来政府干预经济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逻辑基础。“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如果对房屋起火可能性大以及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客户，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
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势必使保险公司负债累累。这时，保险公司必须进行“干预”。通过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大幅提高全额保险的保费；而对于低风险的客户，则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由此及彼，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经济学》一书的第一章汽车与经济学引述了1980 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做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和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斯蒂格利茨说，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斯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社科院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告诉《英才》记者，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大家，斯蒂格利茨强调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因为多数情况下，市场并不都是有效市场；经济学家刘胜军补充道：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信奉市场的自律，崇尚自由主义。但是实践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
金融业不能放任自由
斯蒂格利茨视耶伦执掌美联储为“经济科学”的复位，这倒并不单单因为耶伦曾拜师于他。更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她能够摆正美联储的角色——不仅保持低通胀，同时也要促进就业和福利。
“现行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方式是错误的，甚至它创造了风险。”斯蒂格利茨对于政府在金融市场应有的作为非常看重。相较而言，他认为格林斯潘、伯南克更多是站在金融市场的角度，认为金融市场是可以“自我监管”的。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因此，斯蒂格利茨从不吝啬对于美联储的批评——因为它没有在监管信用市场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他们没有积极地去保护消费者，放任了掠夺性贷款和信用卡滥用。他们允许银行对信用卡收取过高的利息。斯蒂格利茨坚信，如果美联储更多的重视信用市场，经济会更好。
世界上还有许多央行行长倡导自我监管，即市场参与各方可以监管他们自己。但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市场的功能涉及的就是风险、信息、资本分配和风险管理。现在的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方式是错误的，它创造了风险，错配了资本，这是非常严重的市场失灵。
对全球金融稳定来说，更根本的问题是，银行太大以致无法正常倒闭以及相互关联度太深的问题仍然存在。银行可以追求风险，如果成功了，风险带来的好处都是银行的；但万一失败了，有纳税人给银行埋单。也就是说，把收益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任何经济体中。
综上所述，斯蒂格利茨对中国也进行了忠告。首先他强调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应当予以重视，不应重蹈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另外，他也指出，对环境监管不足导致了水和空气污染；政府对不平等未能采取足够的有效措施导致了收入、机会和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对教育、医疗的不平等未能采取足够的有效措施导致了不健康和健康不平等。
这些领域不能完全靠市场，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应当更加强势。不过斯蒂格利茨也表示：基于中国的国情，国有企业应当撤出一些行业，留出市场空间，让市场力量去驱动行业发展。
刘胜军告诉《英才》记者，斯蒂格利茨强调的是监管， 而非管制—— 即限制市场准入。这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当下中国应当放开管制， 比如给予阿里巴巴这样的民资企业经营银行的权利。不给市场准入过多设限，当然也应当深化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