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有三个转折点。
从小家庭教育给了我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传统的熏陶。4岁时，父亲让我读唐诗，6岁读资治通鉴，还有古文观止、岳阳楼记，读不懂他会给我讲。母亲留法，但古文功底也很好。
第一个转折点是我16岁时一个人从香港回到内地。在北平，我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那时金元券迅速贬值，早上发了工资马上就得买成“袁大头”或大米，不然到下午就少了很多。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最欣赏的就是巴金、茅盾和鲁迅，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三兄弟中只有三弟觉慧坚决离开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1950年，15岁的我便在香港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广州解放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广州参加工作，我就积极响应号召回去了。先是在南方大学学习了四个月，之后到广东省总工会组织部工作。这是我第一个转折点。
1952年国家动员我们入学，毕业以后到研究院工作，研究硼的加工。硼是战略物资，涉及到造火箭和原子弹。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了相关专家，25岁的我被领导委以研究室副主任的担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的家庭原因又担此重任，便有人怀疑我是特务。直到1972年妹妹回国被总理接见，我的境遇才有所改观。
第二个转折点是46岁时，我到美国转变专业学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有个机会出国学习，我决定放弃化工，改学经济管理。当时有的朋友说我有神经病，那会儿我已经在化工部科技局任职，在行业里小有名气，镀金回来必将前途无量。学管理有用吗？我原本是科技救国论者，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我感觉到应该依靠经济、管理、法律救国。
学管理并不容易。英文要求高，要熟练掌握计算机，还要对股票等市场经济事物有所了解。外国同学五六十页参考书一小时就看完了，我抱着字典啃，一小时才看三页，但经过努力算是学得不错，一年以后拿到了800人里唯一的奖学金进入MBA计划。
毕业后一些美国公司希望我留美工作。我父亲也认为可以先考虑，以后有条件再回台湾，毕竟我们的家族事业在台湾。但我想，我学的东西回国会很有用，还是回去发挥特长吧。
第三个转折点是在我60岁的时候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回国后，我在管理科学、软科学界慢慢交了很多朋友，1994年我当化工部副部长时还是无党派人士。那年10月，当时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请我吃饭，动员我加入民建。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本想是去教教书，另外家人都在世界各地，各处走走也挺好，但孙老的话打动了我。他对我说：“你的发言领导基本看不到。你不是希望你的建议能够被领导所接受吗？如果参加党派，你就可以把你的意见直接反映给中共最高领导人。”
我考虑了一个月答复参加。1996年8月孙老突然提出来辞去民建中央主席职务，并推荐我接任。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感受到孙老的期望和大家的支持，就接下来了，一接就干了11年。
我的信念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学者，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但治学是从政的基础，学者一定要能根据你的思考和研究来从政，最后达到报国的目的。回想起来，这11年也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11年，有了这段经历也就终生无憾了。